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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4-天公不语对枯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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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杂院了，早已失去昔日的宽敞与恬适，这个院子也是如此，使人产生几许惆怅。但只要细细观察，从窗棂的华丽纹饰、瓦当的精巧雕琢、戗檐的吉祥图案，以及整个院落的总体布局规模和建筑气势中，依然可以看出它当年主人雍荣华贵的地位和钟鸣鼎食之家的礼仪风范。一位老先生说，这院子确实是很考究的，过去在厕所里，还有穿衣镜和壁橱。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失鹤零丁（2）
这里也马上要动迁了。每家住户的房门上，贴着这样的小条子：
居民同志们：
由于东方广场工程进度的需要，在近期准备拆迁您所居住的住房。请您携带好户口本和住房证，于6月3日以前到北京东方广场工程拆迁办公室（东单二条37号）办理登记核查手续。希望您能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
谢谢！
1994年5月30日胡同里找不到电报局的遗迹。那么，15号院就是翁同的旧居吗？我手中缺乏详尽的资料，以供进一步的考证，但我愿意相信，这里就是翁氏旧居。一位中年人告诉我，前年有两个美籍华人来这里踏访过，他们带着一本泛黄的照相册，细细地翻着，说这是他们的老屋，小时候还在院里抓过蛐蛐儿。真是往事如烟了。上溯百余年前，郭嵩焘被遣派出使英国，京中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作汉奸，以为坏了夷夏大防的规矩，湖南同乡中还有主张开除他省籍的。如今又有多少名臣之后，兴高采烈地入了外国籍呢？
三
翁同可称是同光名臣。他父亲翁心存，是体仁阁大学士，先后做过咸丰、同治二帝和诸多亲王的老师。大哥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做过陕西、湖北巡抚和署理湖广总督。他本人是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的状元，也做过同治、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尤以做光绪的师傅而著名。出入中枢数十年，官拜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清末，翁同权倾一时，后被罢官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郁郁而终。以往国内史学界似乎有个传统，总是从历史事件来进入人物研究。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被分割成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几大块，每一大块中的人物，又依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抵抗派与投降派、帝党与后党、保守派与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爱国与卖国、先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结果，复杂的历史研究被简化为区分“好人”、“坏人”的儿童游戏。相当部分历史人物被过滤掉了，长期没人搭理。剩下的，则被拔高或贬低、溢美或丑化，然后是翻来覆去的炒作。集中在某些人身上的研究论著之多之重复，令人叹为观止。比方翁同，作为长期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高级官员，参与过同光二朝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老。他的日记，前后连贯数十年，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但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是把他定位为甲午战争时的主战派首领和戊戌年间鼓动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关键人物而切入的，对他其他时期的活动，几乎很少涉及。对他的父兄，更是难见一篇专题研究的文章。坦率说来，我研究翁同的兴趣，也是从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之争开始的。但我觉得，因翁主战，便把他捧到与所谓“后党”“卖国”相对立的“爱国”高度来歌唱——也仅仅是歌唱其“爱国”——的研究过于肤浅。我将翁同的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现象中思考，从中看到了传统士大夫在新旧交替时代面前的无奈和徘徊。但“清流”又是社会的良知，他们的呼声，反映出时代的道德追求和传统知识分子的耿耿风骨。无奈与风骨，正是这场历史悲剧戏剧冲突的主题，简单地说“清流误国”，显然也是失之偏颇的另一种极端。“清流”又称“清流党”，是清末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形成于光绪年前期。当时，恭亲王当国，倚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沈桂芬是江苏吴江人，干练有识，较熟悉外国事务，以“洋务长才”自居，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南党”。沈桂芬主政，以为国家大乱方定，疮痍初平，务求安静，自然钳束士林，不让士大夫多发议论。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南皮人，曾当过同治的师傅，思想正统保守，是著名理学家。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北党”。李鸿藻入军机晚于沈桂芬，在军机处的权柄也不逮沈，但不甘居沈桂芬之下，便与依附他的朝士，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自居。1879年，钦差大臣崇厚在俄国谈判收还伊犁问题，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言路交章弹劾，保荐他担任这次使命的沈桂芬紧张得病倒，而“清流”从此崛起。此后，屡屡上疏言事，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指斥宦官。在短短几年中，连续劾下工部尚书贺寿慈、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等一批腐败昏聩的高官，还敢于为庚辰午门案的护军张目，逼迫慈禧太后更改主张，从而炫耀一时，满朝侧目。尤其在1881年沈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的合影。从1869…1878年，他们三人均为总理衙门大臣及兵、吏、户等部尚书。沈桂芬在1867…1881年间，还一直担任军机大臣。
桂芬去世后，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为“前清流”。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清流”
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按，指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
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也。有人把“清流”称作“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有人把“清流”比作明末的“东林党”，其实都不恰当。从“清流”的骨干成员来看，他们主要是言官，应当称他们是“统治阶级当权派中的非主流派”。“清流”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立论取法于道德、刚直和不偏倚，因而被称作“清议”。但在对外关系上，一些人却昧于世界时势，仍持尊王攘夷之论。按《外交小史》一书的说法，“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显得迂阔和无法实际操作。他们和在第一线操作的官员总是形成矛盾，相互制约。故李鸿章曾十分尖刻地批评说：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1884年的中法战争，是“清流”分化之时。战争前期，“清流”坚决主战，并得朝廷大用，但仅张之洞脱颖而出，转而成为主张洋务的封疆大吏，也就是李鸿章所说“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其余大多铩羽而归，被人看作“光说不练”、“书生误国”的例子，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南党人士，则在翁同1894年进入军机处后，奉翁为领袖，形成“后清流”，干将为盛昱、志锐、文廷式、黄绍箕、张謇等。在日益深入的民族危机面前；主战还是主和，长期以来一直是“清流”与洋务派的分水岭。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了战胜强大敌人的条件，以及如何去战胜敌人？甲午年间，李鸿章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不欲以军事力量与日本决短长，原因有三：一是他明白，该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一场对外战争所搅扰；二是深知中国前三十年军事制度的变革，不过是一座用“纸片糊裱”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三是不愿在这种没有获胜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失鹤零丁（3）
客观来说，李鸿章的考虑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和官场逻辑。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法，组建了北洋海军，但并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和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正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人类战争史表明，武器装备的进化决定了战争的样式，火器的出现注定了冷兵器时代的终结。核武器的使用，也使常规战争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这并不是说，装备落后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劣势装备的军队要打胜仗，关键在于军队自身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状态。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对外战争全面胜利的，是抗日战争，但这毕竟是依靠盟军的反攻取得的。而真正打出自己军威的，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锋中打成平手，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当然这是后话。而在1894年，调军队上山海关前线时，据一位家居北京的目击者说，“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这同成千上万日本人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赴战场，恰成对照。该目击者还说：
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按，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蹙额，戚戚然。这样的军队底牌，李鸿章完全清楚，住在二条胡同的翁同知晓吗？李鸿章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倡导者，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耗用了巨额资金，他也一直给朝廷以军队可恃一战的印象。及至战时，却主张妥协和忍让，这自然为翁同不能接受。在战争准备、战机捕捉、战役指挥上的诸多失误，李鸿章也难辞其咎。但洋务运动本来就是体制内部的修补，并未触动传统机制，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若以为只要朝廷上下皆有抗敌言论和作战决心，中国便能战胜日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算盘。否则，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岂不是用“爱国主义”的口号便能替代？李鸿章在1864年便发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唤，提出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三十年后，他却回避与东洋近邻日本决战，他的隐衷，难道就是为了“卖国”？翁同是甲午战争时的积极主战派。从7月15日即丰岛海战开战前十天，便已奉旨与李鸿藻一起参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朝鲜局势。他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我们在整场战争之中，除了听他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这说明，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们的悲剧所在。且翁同为人尖刻，自视过高，难以与人共事。马关议和后，兵部尚书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
常熟（翁同）奸滑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孙毓汶），与合肥（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应公事争执。
岂堂堂中国，其欲送之合肥、常熟二子手也。荣禄的话，显然带有他对翁同的个人成见，但也从一种侧面显示出当时高层官员对翁的看法。而“清流”前辈，此时闲赋在福州老家
的陈宝琛，也在一首题为《感春》的诗中，含蓄地批评道：
一春无日可开眉，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幡连。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四
翁同无疑是爱国者。但在当时，最保守最迂阔的顽固派，其内心深处难道不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的吗？至1894年年底，朝廷对军事局势已陷绝望，决定派张荫桓、邵友廉赴日议和。12月28日，“后清流”健将、御史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诛李鸿章。奏称：
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以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贼之来，以实其言。
又说市井传闻“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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