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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红墙童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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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菊香书屋周围的新人家第8节 “大搬迁”开始

8月28日,决意出席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从上海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袖,都到前门火车站迎接。  当夹在欢迎的人群中的周秉德,被带到邓颖超面前时,邓颖超拉着她的手说:“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秉德在约半个世纪后回忆说:“和七妈在火车站的初次相逢,她那深藏关爱的眼神,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从那以后,七妈给了我更多长辈的关怀。”  关于为什么叫“七妈”,周秉德解释说:“周恩来在亲兄弟排行中是老大,我父亲是老三;但在家族同辈的大排行中,伯伯就成了老七。按通常的叫法,我应称邓颖超为大伯母或大妈,但她对这样的称呼不太喜欢,就根据伯伯大排行第七,让我称她七妈。”  周秉德的七妈邓颖超回到中南海不久,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开始了。  在这不小的工程中,最忙碌的,大概要属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了。他1926年入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实现了苏区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电台联络。长征中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第三局政委。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成立时,他任工委秘书长。  此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总支书记。与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相关的后勤工作,全归他调度和管理。  搬迁要涉及的房屋修葺呀,汽车调配呀,财务开销呀,食品供应呀,他事必躬亲。在不长的时间内,把这么一大群人,这么多办公用品,从香山挪到城里的中南海,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家呀。  “从香山去中南海时,人家都走啦,也没人管我,还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进香山时,我们家和杨尚昆家都住在振芳楼,那幢小楼如今还在。我们家住楼上,杨尚昆家住楼下。那天我是坐着杨小二爸爸的车,跟着他们家走的。在车里他挺兴奋,跟我说这说那的。”伍绍祖追溯道。  在伍绍祖记忆中,父亲一向是顾工作不顾家的。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到重庆,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叶剑英通知伍云甫,带四枝驳壳枪,跟林彪一起来。当时他的妻子,也是20年代入党的老红军熊天荆,因患肺炎住院一年多,生命垂危,连棺材寿衣都准备好了。可他顾不上自己的妻子,带着四名卫士,就和林彪出发了。还是毛泽东把自己用的一种叫“吉硅卜拉多”的进口药,给了熊天荆,使她奇迹般的痊愈了。  伍绍祖说:在父亲赴渝,母亲病危之际,他成了无人看护的孤儿。还是朱德、康克清夫妇收养了他,给他做面条吃,后来朱老总一直想认他做干儿子。此刻,又是杨尚昆带着他进中南海,去找自己的新家和父亲。  周秉德对这次大搬迁的感受是,过去其他女孩一回香山就变得冷清的菊香书屋,骤然热闹了起来,许多人住进了院子。  首先,是为她题了字的毛泽东,由临时户口改为长住户,成了她正式的隔院邻居。搬进来和毛泽东同在菊香书屋院落的,多是男孩子,有他和杨开慧生育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但他们两兄弟并不常住这里。  后来,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也被毛泽东接来,人们都叫他小毛。他父亲毛泽民在新疆遇害后,母亲朱旦华与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弟弟、曾作过毛泽民助手并和毛泽民一起蹲过盛世才监狱的方志纯,组成新的家庭。  毛泽东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比毛岸英兄弟小,比毛远新大点的男孩,名叫王博文,他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孩子。在西柏坡的时候,守寡的李云露就带着孩子,和毛泽东夫妇住在一起,帮助料理一些家务。  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们,周秉德没有兴趣,也不能在一起玩。在她印象里,毛岸英兄弟已经是青年人了,他们和王博文都不是那种爱搭话的人。后来见面多了,相互间也就是打个招呼,说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而已。


第二部分 菊香书屋周围的新人家第9节 朱德住在丰泽园

有了生气的不仅是菊香书屋一个院落,在菊香书屋周围,丰泽园周围,那些原来空着的大大小小的房屋,都住进了人,往日显得清冷的氛围,被兴旺的人气驱散。  在菊香书屋西侧,丰泽园主体建筑颐年堂后面的含合堂院落里,此时住进了慈祥温厚的朱德总司令。他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机要秘书潘开文,和他相邻而居。  潘开文跟随朱老总的历史,可以追溯得很久很久。他出生在有苏区模范县称誉的兴国,1931年加入罗炳辉率领的红一军团12军。参军后他一直在前线作战,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直到长征前三四个月,即1934年夏季,他才从前线调到中央,担任朱德的特务员。  特务员的工作,就是担任中央军委负责人的警卫和勤务。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每人身边有四个特务员。潘开文是朱德的特务员兼特务班长。  因为他在长征期间一直随侍朱德,有人开玩笑,说他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不过不是在会议室内,而是在会议室外。后来,无论领导还是特务员自己,都觉得这个称呼听着别扭,总联想到敌人的奸细,就把特务员改称警卫员。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潘开文还是“鞍前马后”地跟着朱老总。当时朱老总和毛泽东住前后院,“江青追求毛泽东时,我爸爸老看见江青提着马灯,拿着小本本,穿过朱老总的院子,到毛泽东的住处去请教学习问题。”潘开文之子潘旭这样告诉笔者。  后来,潘开文上了林彪当校长的抗大,结业后去了林彪当师长的一一五师。八路军总部挺进山西抗战前线时,经副参谋长左权向朱德提议,他被调到了总部的参谋处,在后来成了自己岳父的处长阎揆要手下当参谋。  1940年初夏,朱德赴延安,适逢国民党搞摩擦,八路军刚刚敲掉国民党朱怀冰部的军部和两个师。朱德的此行尽在国民党军辖区内,可谓凶险环伺。可总司令只带了一个秘书,是孙维世的哥哥孙泱;一个由机要科长黄有凤负责的电台;一个由侦察科长带领的侦察连担任警卫。  他们一行辗转到洛阳后,朱德住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司令部。卫立煌是主张合作抗战的,他曾和朱德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几乎被八路军全歼的朱怀冰,当时也在洛阳养伤。作为参谋的潘开文,在朱老总身边,领略了他“千里走单骑”的大智大勇。  在延安,他被任命为朱德的机要秘书;和后来成为妻子的阎笑文相识了,她正在王明任校长的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再以后,他跟着朱老总到了西柏坡,到了香山。机要室在香山成立时,他和其他几位中共领袖的机要秘书,都成为机要室的一员,后任机要室副主任。  搬进中南海时,潘开文自己的孩子还不怎么记事;家中的大“孩子”,是他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  在菊香书屋直对面的一处西房,住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家,他们家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杨尚昆性格开朗,好像和谁都能融洽相处,他的夫人李伯钊更是落落大方。  此时杨家的男孩,只有老二杨绍明。老大杨绍京,还寄养在乡村人家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接到城里。在笔者的印象里,中南海里几乎没人叫过他们的名字,都是杨大、杨二地叫。老三是女儿杨李,小名叫“妞妞”,此刻她还在被杨尚昆称之为“牙牙学语”的年龄。


第二部分 菊香书屋周围的新人家第10节 超凡脱俗的“静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南海曾经对外开放,寻常百姓也可以到里面参观,一睹毛泽东居住过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在丰泽园的边上,就是有“园中之园”美誉的静谷。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入门处有一株根基两处、柔干交合的连理柏。园内山石、古木、卉草相依相偎,轩庑、亭台、楼阁俯仰遥迓。清帝乾隆曾为此题联“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  此园的建构,本来含蕴着佛宇梵境的逸韵,有点超凡脱俗; 可在亡清之后,这里却屡屡与最现实的国政要务结缘。北洋政府初期,变幻无常的总统和执政们,在静谷大园子边上的春耦斋里,又是开会,又是办公的,好不热闹。此时,这个邻近毛泽东运筹大政和起居的院落,又搬进了两位作为毛泽东得力辅弼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  胡乔木进中南海的时候,女儿胡胜利已有八岁了。她出生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际。许多人根据她的名字推测她生于194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那年。  “这种推测不对。”胡胜利说。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世界正义和爱好和平之士,就期冀和坚信苏联的卫国战争必胜,希特勒发动的不义战争必败。胡乔木给女儿取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蕴涵了这种期冀和坚信。  对于弟弟为什么取名幸福,胡胜利说:“我出生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头,蒋介石搞摩擦,封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弟弟降生的1943年,人们已经苦干了两年,有报章称边区‘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园,粮食满囤’,比之最艰苦的时候自然是‘幸福’的啦。”  对静谷新居的环境,胡胜利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记忆:“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的栖息之所。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内办公。”办公和居住的房屋破败陈旧,在怡红快绿的园林映衬下,差异就更明显了,所以前者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  静谷园子里散落的房子比较多,除了胡乔木、田家英之外,部分警卫部队的官兵,部分中央办公厅的单身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部分干部,也安家在静谷园子里。像处长伍云甫一家;此时的行政处办公室主任、后来的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等。  没过多久,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回国,带着陪她出国的李讷,一起住进了中南海。为安排她起居,周恩来将松寿斋的北房腾出来,住到南小院的西厢房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有些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周秉德也大致弄清楚了,但有些还是稀里糊涂。毛泽东的女儿毛娇娇和李讷、潘开文夫人阎笑文的妹妹阎笑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叶燕燕和叶利亚是比较清楚了。其他像偶尔能在静谷或丰泽园附近碰到的胡乔木女儿胡胜利,以及另一个燕燕等,如今连名字也记不住了。  中南海里孩子虽然不算很多,但重名的却有好几起,和叶子龙女儿燕燕重名的这个燕燕姓周,她们俩是年纪较接近也较大的孩子中重名的一例。其实还有一个比她俩小好几岁的燕燕,也姓周。  说起来,这两个年龄接近的燕燕的父亲,都资历匪浅。叶家燕燕的父亲叶子龙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的部队,就是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偏师借重黄公略”那个黄公略指挥的。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他出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从此跟着毛泽东几乎如影随形。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华东局有些知道江青底细的人认为不妥,致电反对,是他把这封电报拿给毛泽东的。  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贺龙到延安开会时要毛泽东请客。毛泽东说:叶子龙,你给办两桌酒。叶子龙操办了两次,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贺龙、李富春、王若飞、腾代远等几十人。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婚日,就按叶子龙操办第一桌酒那天算了。  还在进中南海之前,这位从1935年就到毛泽东身边的红一方面军机要股股长,成为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这个室里面的几位骨干,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共领袖机要秘书。  周家燕燕的父亲叫周少林,1932年参加红军。周少林是四川人,红军长征期间,他就给同是四川老乡的朱德朱老总当了炊事员。周少林的儿子周延安说:“我父亲的手艺并不太高明,但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有得吃就不错了。”  朱老总对周少林很满意,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保安时,朱老总就把他推荐给了毛泽东。从此,周少林就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陕北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是他给毛泽东熬黑豆稀粥。  那段日子虽然清苦沉郁,但毛泽东却分外开朗乐观,他对周少林说:“人们都叫我主席,你一天到晚跟在我身边,那你就是周副主席。”因为毛泽东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而愁眉苦脸的周少林,被他逗得脸上绽开了笑容。从那以后,毛泽东就“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地叫开了。连其他人见到周少林的孩子,也都开玩笑说:“噢,周副主席的孩子来了。”  临近新中国成立和在那以后的一段时光,周少林夫妇还跟过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的任弼时。因为周少林出身贫寒,没读过什么书,就担负为中央领导人服务的一般管理工作。这就是中南海,有许多红军时期的老革命,在毛泽东说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后,始终工作在极其普通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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