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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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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鲁晓夫毫不退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苏联签署和平协定，”他说。赫鲁晓夫对肯尼迪强烈反应的惟一让步是答应不在12月份前签署协议。他宣称，美国将为围绕柏林问题发生的任何战争负责，而只有“必须穿上约束衣的······疯子”才会希望出现这种冲突。肯尼迪反驳说莫斯科对现有势力平衡的破坏将是任何战争的诱因，但此话似乎没有任何效果。赫鲁晓夫在结束时说，莫斯科已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美国“在晚些时候回到这个问题，如果它愿意这么做的话”。
午餐期间的交谈并没有缓解赫鲁晓夫的敌意。他提起了核武器的话题，指出苏联跟美国一样，拥有核潜艇，并且还在生产短程、中程和洲际导弹，而只有在美国恢复核试验的情况下，苏联才会重新启动核试验工作。他说，苏联不会试图在美国之前登上月球，因为那样将削弱苏联的防务力量。事实上，总统关于国防开支方面的信息已经促使他考虑增加苏联的地面部队和装备。
肯尼迪拒绝做出让步。他承认苏联是一个大国，拥有可以与美国相比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因此很关键的一点是，两国在行动中必须是负责任的方式，以避免战争。德国就是一个例证：“各方都应当认识到另一方的利益和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各方理智地待在自己的地区。”为了迎合一下赫鲁晓夫的虚荣心——他告诉肯尼迪，他在44岁的时候当上了莫斯科规划委员会的主席——肯尼迪说，当他到了主席67岁的年纪时，他希望能够成为波士顿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也许同时当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受肯尼迪拒绝在德国问题上屈服的刺激，赫鲁晓夫“突然插嘴说，也许总统希望成为全世界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不屈不挠的敌对态度非常恼火，便请他私下谈谈，以简单回顾一下讨论的问题。“不再试它一下，我不能离开这里，”肯尼迪对一名助手说。“在我了解得更多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在回楼上会议室的路上，他告诉腊斯克，“这是一块硬骨头。”在最后的会晤中，肯尼迪首先说，他希望赫鲁晓夫不会用柏林这样一个“深深地”牵扯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来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还请赫鲁晓夫看清签署和平协定与挑战美国进入柏林权利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表现出寸土不让：他说，美国在试图羞辱苏联，而肯尼迪需要明白，莫斯科打算用武力来抵御美国入侵东德的任何行动。肯尼迪“接着说，要么赫鲁晓夫先生不相信美国是当真的，要么该地区的形势对苏联来说实在很不满意，从而它不得不采取这种严重行为”。他很遗憾离开维也纳时的印象是，美国和苏联正在走向冲突。赫鲁晓夫回答说，威胁要将战争灾难施加给世界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出现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由美国决定，”他说。肯尼迪面色严峻地说，“那么，主席先生，出现的将是战争。这将是个寒冷的冬天。”
肯尼迪无法掩饰自己对激烈交谈的忧郁心情——这将意味着未来关系的恶化。在两人离开苏联使馆的时候，在媒体面前，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欢愉的神情，但肯尼迪脸色阴森，毫无表情。后来，在美国使馆与詹姆斯·赖斯顿交谈时，约翰 ·F·肯尼迪显得“非常郁闷”。他瘫坐在沙发上，拉过“帽子盖住自己的眼睛，一副斗输了的模样，长长地叹了口气。‘很艰难？’赖斯顿问道。‘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事情，’总统回答说。”肯尼迪还告诉赖斯顿，他面临2个问题：琢磨出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以及思忖如何做出反应。他相信，由于他在猪湾惨败问题上的软弱表现，赫鲁晓夫“让我输得一败涂地”。他现在需要让赫鲁晓夫相信，他不会任人摆布，而目前能够让人相信美国力量的地方是在越南。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伦敦的路上——他要在伦敦与麦克米兰会面——肯尼迪继续回想赫鲁晓夫的丑恶行径。他把奥唐奈叫进他的特等舱，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发泄自己对会议的愤怒之情，以及他在今后几个月里可能与俄国开战的危险。在飞机上媒体舱的记者们面前，他把维也纳的气氛描述为“严峻”，并再次形容他们的交谈“很艰难”。
政治生涯与赫鲁晓夫会面（5）
尤其令肯尼迪忧烦的是他自己的表现。他对自己的愤怒、恼火不亚于对赫鲁晓夫的痛恨。3个月以来，他第二次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明智——第一次是批准了猪湾的进攻，现在是以为自己能够通过理性的解释减少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在肯尼迪表示出对苏联力量的尊敬和请求在柏林问题上的理智后，赫鲁晓夫并不是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而是变得更加强硬和顽固。肯尼迪气恼自己没有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出更加强硬的一面。他相信，自己的表现加强了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后的认识，即他是个缺乏经验、优柔寡断的总统，可以在胁迫面前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让步。最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在会谈中的表现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东西方战争的几率。
一方面，他无法想像赫鲁晓夫实际上打算在柏林问题上走向战争。他在最后的会晤结束后不久对奥唐奈说， “照戴高乐的说法，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是永远不会签定那份协定的。凡是像他今天这样谈话的人，而且是当真的人，都是疯子，而我肯定他并没有发疯。”在他看来，为了柏林的进入权或者因为德国人希望统一自己的国家而发动一场会葬送数百万人性命的战争，“实在是愚蠢······如果我打算威胁俄罗斯要发动一场核战争，那一定是为了比这大得多、重要得多的理由。”
但是，他也明白，比柏林问题上的利益还要小的理由曾经引发了过去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为赫鲁晓夫的论调和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个他无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交流想法的人，”博比·肯尼迪后来说。“我想他觉得惊愕的是，竟然会有”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那样“如此难缠、如此顽固”的人——如此“强硬”、如此“僵化”。无论会议进行得有多么困难、多么令人恼怒，肯尼迪明白，摆在他这个总统面前的最大挑战现在就在眼前。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1）…（图）
肯尼迪与媒体的紧张关系进而发展到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在对出版商发表讲话时，他否认自己的话“是打算审查媒体应当留给任何总统和其家庭的恰当隐私程度”。他做着怪相指出，新闻和摄影记者参加每星期的教堂活动“当然于他们无害”。对于他打破艾森豪威尔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他的高尔夫球比赛的做法，他并没有表示歉意。不过与此同时——肯尼迪用人们喜爱的自我贬低方式指出——艾克的高尔夫球成绩并不包括把球击在一名秘密特工头上的事。
但是，肯尼迪的担心并不在于媒体报道总统家庭和娱乐活动时表现出来的寻常的无孔不入精神。相反，他越来越担心的是大量流传的有关他玩弄女性的细节披露。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Bob Novak）说，媒体界里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或者至少怀疑过他的风流韵事。从他当上总统一开始，一些极右翼报纸以及有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下市场”便充斥着有关约翰·F·肯尼迪见不得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故事。但是，主流媒体抵制这种丑闻的传播。比如，林登·约翰逊在国会上的隐蔽办公室——那是他消遣型乱性活动的场所——在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是个公开的秘密；记者们私下里嬉笑林登·约翰逊的“密室”。但是，主流媒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因此写些什么。
由于这种传言仅限于街头小报之类——他们靠没有根据的流言蜚语讨口饭吃——因而肯尼迪本人在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拿这些文章当回事。虽然这种传言——其中大部分是真实的——可能会令杰基不得安宁，但却不足以让他收敛。事实上，这种流言蜚语可能反而很称约翰·F·肯尼迪的心，因为它充实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大丈夫形象，与他那墨守陈规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媒体没有走极端，总统身边的人们却担心他在政敌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那些政敌可能会试图打破传统，用发表他那些风流韵事的方式令他难看。在肯尼迪担任总统10天后，J·埃德加·胡佛转交了一线特工关于有位女性声称是约翰·F·肯尼迪的情人的报告。“每过2、3个月，类似的公函就会从局长那里转给博比的办公室，这些并不很微妙的信号表明，胡佛正在保存并定时更新总统的一份档案材料。讹诈，”博比·肯尼迪的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断定，“是胡佛达到其真实目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即维护他自己的权力。”这同时也是胡佛博得自己的顶头上司博比欢心的一个途径。他的报告是在表明：我是你的保护者，不断及时地通报你可能需要预先得知的指控和危险。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关肯尼迪性生活的传言或者这方面的越轨行为本身令他在他的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从重要的工作中分心。在11月和2月期间，他与赫鲁晓夫交换了几次和解信息。2月22日，他表示希望他们也许能够不久见面“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从而为“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和睦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猪湾入侵行动破坏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初步交换意见而产生的任何亲善关系。眼见肯尼迪因为那次令人窘迫的失败而处于被动防守地位，赫鲁晓夫开始了进攻。“所有人都十分清楚，”他写信告诉肯尼迪，“入侵”古巴的“武装匪徒是在美国得到训练、装备和武器的。”他允诺要给予古巴“所有必要的帮助来击退武装进攻”，并警告说，“一个地区的冲突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安定。”
肯尼迪果敢地回复说，入侵行动表现出勇敢精神的爱国者们决心恢复古巴的自由。他强调说，美国没有在该岛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但有责任“保护这半球免遭外来的侵略”。肯尼迪还告诫不要利用古巴为借口，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煽风点火，从而威胁到全面和平。他要赫鲁晓夫“认识到，世界各个地区自由的人民并不接受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你的政府信仰什么是它自己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的行为却是全世界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决心获得自由的人民的革命。”
肯尼迪最大的担心是莫斯科可能会利用古巴作为封锁西柏林的借口，而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东德人和其他东欧人士正逃离共产党投奔西柏林。当尼克松敦促约翰·F·肯尼迪找个借口入侵古巴时，肯尼迪回答说，入侵行动将导致与俄罗斯在柏林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而他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世界和平。如果将出现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肯尼迪相信，柏林将是战争的发源地。
赫鲁晓夫用一封15页纸的信回复肯尼迪，再次强调他对美国干涉古巴的指控，并重申他的警告，即这决不是缓解苏美紧张关系的方式。肯尼迪明智地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信。尽管如此，由于赫鲁晓夫在避免核冲突方面与肯尼迪一样坚定，因此这位苏联领导人抓住了总统在2月份提出的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的机会。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明说，但肯尼迪十分清楚，被赫鲁晓夫描述成“在欧洲中心部位的一个危险的紧张关系源地”的柏林同样也是他最大的担忧。
肯尼迪上任后的头3个月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念，即国际危险应当优先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相信有效的外交政策部分取决于国内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团结，因而他觉得必须在国际和国内举措方面实现某种平衡。在他看来，他的麻烦在于，国内方面的提案与其说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倒不如说加剧了国家的分裂。
风流韵事总统媒体与风流韵事（2）…（图）
4月18日，在猪湾危机期间，他要求国会创建一个新的内阁部——城市事务与住宅部——以终止“我们国家许多城市地区令人惊讶的衰败”、复兴全国70％ 美国人居住的城市，并确保“我们人口的各个层次都享有充足的住房”。看起来，这是个亲善仁爱的提案，但却很快遭到了代表郊区和小城市的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的反对。经过修订后的议案更加强调小型社区，很有可能会抑制后者，但南方的反对意见却坚定不移——他们反对有可能主要服务于市内黑人、使得住宅资产经理处主任罗伯特·韦弗成为内阁里第一个美籍非洲人部长的议案。该议案同时还受制于因为虽有改善却仍然疲软的经济和增加的国防开支而造成的预算紧缺。肯尼迪不愿意为他眼里并非第一重要的事情而斗争，这种态度与经济和南方的反对意见一样，拖了大刀阔斧行动的后腿。
于是，5月，肯尼迪提议立法通过有限减少与收益增加相关的赋税来刺激经济。他将自己的建议描述为“建设性改革道路上第一个紧急步骤”。他说，他计划于 1962年向国会提供一份更加全面的税收改革计划，以刺激“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并创建）一种更加合理的税收结构和更加简单的税法”。与此同时，他提议以厂房和设备现代化和扩建信贷的形式为企业提供税收奖励。为了弥补在这方面的收入损失，他提议终止美国人在经济发达国家海外收入的免税政策和海外不动产的资产税豁免政策、代扣利息税和股息税、继续收取原定于7月份减少或者停止征收的企业税和消费税，同时向民用航空供应商征税，以帮助支付联邦航空系统的运营和改造费用。
倾向于折旧津贴而不是用于新厂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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