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4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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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豫东失败已不可逆转，武汉局势骤然严峻起来，大本营事先担心的最坏结果到底出现了，武汉事实上已经处于两支日本大军南北夹击的巨大威胁之中。因为首都南京陷落之后国民政府机关、内迁工厂、学校和百万难民全都滞留武汉，一旦形势危急根本无法撤离。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不是大本营行动迟缓，或者对战场形势盲目乐观贻误了撤退时机，而是地方政权反对中央入川。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确定一旦南京失守即以重庆为“陪都”，坚守四川大后方抗战的战略方针。中央决策得到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将军坚决拥护。刘湘代表七千万川人表态：坚决拥护中央抗战，欢迎中央随时入川，川人为四川有幸担当救国救亡的重任而无上荣光。　
　　四川服从大局，支持中央抗日，为全国做出表率。刘湘将军还亲率两个集团军开出四川，身先士卒抗战救国。不幸的是，刘将军积劳成疾，于１９３８年初病逝武汉，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刘将军猝然去世给群龙无首的四川局势带来意外变数。　
　　首先是蒋介石看准时机下手夺权，迫不及待地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引起轩然大波。四川各界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川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拒绝中央任命，并作出武力抗命的强硬姿态来。同时四川各地民众群情激奋，纷纷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四川局势顿趋紧张。　
　　四川本来是个几近封闭的独立王国，各路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休，除“四川王”刘湘之外还有“川西王”刘文辉、川北邓锡侯、川东杨森、潘文华等等，他们对于蒋介石借抗战之名行吞并四川之实早有警惕，于是联合起来进行抵制，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和阻挠中央入川。更有多支川军队伍奉命开赴万县、奉节，封锁三峡航道，严防中央军强行入川。　
　　这就是国民政府何以迟迟未能入川的原因。　
　　身为统治者的蒋介石岂能不知道后院起火的严重性，如果四川坚持不肯让步甚至哗变，全国抗战就将演变成一场内战。一旦日军进攻武汉，中央政府将落得一个无路可走和丧家之犬的地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委员长被迫对川人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川人治川”而非中央治川。他先在武汉紧急召见邓锡侯、王陵基、唐式遵、王缵绪等四川头面人物，宣布对各路诸侯和川军将领封官晋爵，师长提升军长，司令加封行署主任，即使对于原先坚持不予承认的西康建省一事也不再反对，以换取“川西王”刘文辉对中央入川的支持。最后在关键的省主席人选上几经周折，蒋介石同意撤销任命，由川人王缵绪代理省主席。　
　　委员长的“绥靖”政策终于大见成效。川人如愿以偿，风波暂时平息，各路诸侯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入川抗战，大后方城门洞开，这就是此次蒋介石入川视察的原因。　
　　委员长的飞机只在重庆停留数小时，他的秘密视察标志着中央入川的战略计划正式启动。当一封东湖官邸遭袭的急电送到委员长手中时，据说他冷冷一笑，对夫人说了一句话：大令，看来我们得学习走山路了。　
　　蒋介石在武汉公开露面好像一只大手，立刻将那些漫天飞舞的谣言赶走，平息空穴来风，同时也宣告日本人“约定暗杀”的阴谋彻底破产。抗战八年，日本人策划过多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夜袭东湖官邸只是其中一次。特务头子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倾巢出动，紧急围捕潜伏地下的敌特汉奸，短短一个月，武汉地区破获多个日本间谍网，逮捕和枪毙汉奸特务多达百余人，但是大后方敌特汉奸制造的破坏事件还是屡有发生。　
　　　
　　５　
　　香港皇家大道。　
　　这条大道两旁均以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为主，其中一幢据说曾经是英国贵族的豪宅，那些制作精美的雕花栏杆、高大门廊和紧闭的橡木大门无不透露出昔日房主的华贵气派。后来故人远去，豪宅也无可挽回地没落下去，房产几经易手，如今在市政当局登记的房主是一个名字叫做伊藤芳男的日本商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恍然大悟的英国当局才知道原来这座楼房是一个代号叫做“帆”的日本间谍机关。　
　　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个头戴鸭舌帽的中国男人走近“帆”机关的大门口，他警惕地四下张望，确信身后没有被人跟踪，这才轻轻拉响老式门铃。　
　　门框上方出现一双警惕的眼睛，经过仔细盘问，来客被放进大门，领进一间会客室坐下来。客人似乎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香烟，目光淡定地打量四周，表情沉着自信，表明他不是一般身份的访客。　
　　原来他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谈判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战后披露的文件表明，抗战以来外交部一直致力于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高宗武就是中日和谈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些至今仍然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是，高宗武究竟奉谁之命行事，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谈判代表后来何以一头跌进日本人怀抱，成为著名的铁杆汉奸？有学者认为高宗武先是奉蒋之命谈判，后来投靠汪；也有认为高宗武本来就是汪派分子，“明蒋暗汪”。还有人提出历史新解，说高宗武其实是奉蒋之命投靠汪，是个双面间谍。　
　　总之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此时徐州前线激战正酣，高宗武亲自登门拜会伊藤先生，是奉命向日方提出一个口头建议，那就是国民政府希望委派一位特使秘密访日，并向日本内阁转达中方有关停战的最新和平方案。　
　　伊藤是个小个子日本人，他听完来客的外交辞令之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是提出一个疑问。他说：高先生能否告诉我，这位尊敬的特使先生是谁？　
　　高答：就是在下本人。　
　　伊藤又说：请问特使先生究竟奉谁之命行事呢？　
　　高宗武正色道：本人奉国民政府命令行事，难道伊藤先生认为还不够明确吗？　
　　日本人狡黠一笑说：哪个国民政府，蒋先生？还是汪先生？按照你们说法，军人派，还是议会派？　
　　高宗武回答：本人被授权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无关哪党哪派。　
　　日本人说：本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会把这个消息尽快转告国内，请阁下耐心等候答复吧。　
　　高宗武当天即将这一重大外交动态通报武汉，外交部认为中日和谈将有新的进展，不免抱有乐观幻想，更有一些“和谈派”竟迫不及待地提出“暂时休战”的荒谬主张。但是许多日子过去，日本方面音讯全无，高宗武再次前往“帆”机关求见伊藤先生，不料这回却吃了闭门羹，侍者回答伊藤先生回国去了。　
　　原来天有不测风云，徐州会战之后，日本大本营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政府，“帆”机关奉命关闭谈判渠道。　
　　碰了一鼻子灰的中方谈判代表无计可施，既然日本人不愿谈判，谈判代表的外交使命也只好到此结束。仍不死心的高宗武多次派人打望消息，均无功而返，无奈之下的他只好打点行李，准备离开香港打道回府。　
　　　
　　６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豫东战败消息很快被披露出来。　
　　连日来，武汉报纸纷纷刊登来自豫东前线的记者报道，有记者称，昨晚最后一列运载伤员的列车通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开封铁路桥被炸毁，至此陇海铁路郑州以东运输全线中断。有记者从黄河水利局官员口中得知，因为形势紧张，每年例行堤防加固工程已经奉命停止，民工遣散回家。还有记者采访开封守军某师长，该师长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与敌决战，誓与开封城共存亡。许多记者亲眼所见，大批从豫东逃出来的难民已经拥入郑州、洛阳，有确切消息称，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商丘、民权、兰封等地，正在逼近开封，云云。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军方发布的战报常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某地激战歼敌多少多少，敌精锐师团如何被击溃，但是不久即传来该地沦陷的消息，弄得人们不得不怀疑所谓大捷是否真有其事。又比如豫东前线果如军方宣称那样打了大胜仗，国军正在乘胜追击，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兰封会战真的像蒋委员长所说“活捉土肥原”和“消灭第十四师团”，那么陇海铁路何以要自毁桥梁？豫东何以被敌人占领？地处后方的守军何以要发出“与开封城共存亡”的铿锵誓言来？　
　　一再失望的国人终于幻想破灭，感到受了欺骗，于是一些进步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揭穿军方谎言。他们手中握有记者从前线发回来的战地调查和访谈，有豫东会战失败的铁证，还有国军正在溃败，大片国土正在沦陷的事实真相。他们痛心疾首地质问政府，如此屡战屡败之军队，如此兵败如山倒之将领，何以担当卫国御敌之重任？如此只会以谎言蒙蔽大众之政府何以取信于民，何以领导四万万民众奋起抗战收复国土？　
　　失败消息如同一根导火索，将民众心中积蓄太多的失望、愤怒和抗议引爆。社会各界如梦初醒，人们从一场虚幻的胜利中看清事实真相，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方越是躲躲闪闪不肯正面回应，政府越是报喜不报忧，前线的失败就越是激怒民众，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武汉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国民政府，要求公布战败真相，检讨战败原因，追究责任，严惩那些临阵脱逃和贪生怕死的将军。还有许多激进党派团体、大学生和民众组织上街游行，他们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委会示威，发表言词激烈的演讲，“打到卖国贼！”“抗日无罪！”“还我河山！”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面接见民众代表，他当场允诺三件事：第一，调查战败真相。第二，严惩战败责任人和将领，无论是谁绝不包庇姑息。第三，改革弊端重重的军方新闻官检查制度，由中宣部领导报纸新闻检查。　
　　全国声讨浪潮令蒋介石焦头烂额处境被动，他不得不作出前所未有的姿态来检讨豫东战役，以平息舆论和渡过这场由战败引发的政治危机。他宣布对战败的各级黄埔将领进行严厉处分；总司令薛岳上将被记大过一次，降薪三级；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中将、装甲兵指挥官邱清泉少将皆因作战不力被撤职，调往他用；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中将被降职使用。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中将则以“临阵脱逃罪”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另有多名旅、团长亦被撤职查办。　
　　事实上蒋介石上述严惩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打败仗绝非个人原因所致，也不是哪个将军没有尽力，“非不为，乃力所不逮也”。但是身为统帅的他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替领袖平息众怒，难道要由他蒋介石来承担战败罪责么？　
　　我们看到，宋希濂在随后进行的武汉会战中英勇作战，阻滞日军进攻，受到通电嘉奖，提升集团军副总司令。薛岳在三次长沙保卫战中大败日军，成就一代抗战名将。邱清泉则率部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此役中国军队出动空军、坦克和步兵相配合大败日军，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取得为数不多的经典性进攻战之一。桂永清则积极发挥外交才能出使欧洲，后来官至海军总司令。只有龙慕韩没有获得赦免，最终沦为豫东战败的替罪羊。　
　　　
　　７　
　　一队汽车悄悄驶进武昌红山陆军监狱。　
　　这是一个初夏之夜，地处郊外的监狱分外寂静。身穿青布长衫的蒋介石从车内走下来，被人领进一间单独的囚室里。他看见在一盏闪动着昏黄光线的马灯下，一个坐姿端正的人正在捧书夜读，他就是沦为死囚的前陆军中将龙慕韩。　
　　犯人蓦然回首，不觉大惊，连忙起身立正。　
　　校长目光威严，默默注视这个昔日的得意门生，如果此刻龙慕韩意志软弱，像个胆小鬼那样喊冤叫屈痛哭流涕，校长肯定拂袖而去，因为贪生怕死的学生根本不配他亲临探视。但是他面前的学生依然站得笔挺浩气长存，体现视死如归的黄埔精神，令他不由得心情复杂感慨莫名。据说蒋介石曾经再三犹豫，最终还是没有赦免龙慕韩的死罪。从今天所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来看，所谓“临阵脱逃”的罪名大有值得推敲之处，如果师长龙慕韩不是英勇作战，第八十八师何以收复兰封，并且一度取得的辉煌战绩从何而来？如果龙慕韩是个不堪造就之才，蒋介石何以亲自提名把他留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当总教官，后来又提升陆军中将，把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王牌部队交给他指挥呢？相信龙慕韩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知遇之恩，他有可能或者说胆敢畏敌如虎擅自逃跑吗？　
　　据《中原抗战——前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一书多处提及，薛岳、桂永清、宋希濂等人均替龙慕韩求情，恳请蒋介石刀下留人。但是“蒋介石不允”。　
　　换个角度看，“蒋介石不允”并非不允，乃身不由己也。蒋介石更有自己的难处，他要公开向全国显示其公正性，就必须严惩黄埔亲信，为战场失败找个说法。政治斗争终归要付出代价，“两害相权择其轻”，龙慕韩怨不得别人，也非校长对学生有何偏见，相比于薛岳、桂永清、邱清泉、宋希濂等等军长总司令来说，他就是那个“轻”。　
　　古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千古绝唱，今有蒋介石忍痛诛爱将的难言之隐，两者虽然朝代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龙慕韩有幸替校长排忧解难也是一个不亚于冲锋陷阵的重大使命。据说领袖在监狱停留片刻随即匆匆离去，校长和学生均心照不宣，校长亲自探视死囚的例子绝无仅有，龙慕韩获此殊荣即为例外。　
　　后来有一种无从考据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开来，犯人曾有一个请求，即死后入祀忠烈祠。校长未置可否。　
　　６月１７日，龙慕韩在武汉公开执行死刑，时年仅四十岁。一代抗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