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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4期-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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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绿叶居
圣杯盈盈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林斤澜的九妹，藏有一张家庭生辰单子，上书“百福并臻”。先是一句“中华民国浙江省永嘉县东北六堡八仙楼口”，是说家庭位置。“永嘉县”，当时指的就是今天的温州市。“东北六堡”即温州城百里坊一带。接着记述父母大哥的生辰，其后一句“次子庆澜癸亥年四月十七辰时”，是说林斤澜生于农历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７日７至９时。
林斤澜原名林庆澜。外祖父没有亲子，少年林庆澜改名鲁林杰。林斤澜是成年后改的名字。
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四男六女。“百福并臻”上的排列，先男后女，大姐二姐，排在林斤澜的后面。
一次，我在北京机场，闲来无事，给林斤澜爱女布谷发了一条信息。不想回电道：“农历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７日，阳历是几月几号？”我答道：“六月一日，儿童节。”我是从万年历上查到的。布谷道：“哈，这老家伙”。
林斤澜身份证上的出生月日是８月２５。林斤澜说原因不详。他曾到派出所要求更正，户籍警看了看他，回答是，这事办起来麻烦，凑合着用吧。林斤澜便凑合着用，但心中还是惦记住这事。
国人户口簿、身份证上的错误是很多的。
可是在网上，所有介绍林斤澜的，都是正确的，“１９２３年６月１日”。这事奇怪。
大约布谷说给了父亲。有一回林斤澜电话里还是问我：“我的阳历生日是６月１号吗？”
林斤澜对什么事，有的可以不计较，但心里都要弄明白。
林斤澜１９４６年冬和谷叶结婚。两人同龄。两人认识已经十多年，在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又是同学，在前哨剧团中又一同演过戏。林斤澜１９４６年从重庆回温，找到谷叶。谷叶这时在温州联合中学（今温州二中）教务处。两人定情。林斤澜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写信给谷叶，叫她也到台湾来，谷叶来了，在台中中学教音乐。
邓友梅，是林斤澜一生交往最多的朋友（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前），他在《漫话林斤澜》中说：“我向上帝起誓，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婚姻最美满的男人……举案齐眉，从没发生过口角……”我反复问林斤澜：“你婚后曾经有过其他女人吗？”他说：“你无论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你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他说他未婚的时候恋爱过，或者有些近似恋爱的情形，婚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又说：“我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去做。有些关系不让它发展下去，不发展下去就没有绯闻了。我一生没有其他女人，但我不后悔。”有一次，在酒桌上，他又说：“没有绯闻，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我一生就一个女人。”
从八十年代开始，林斤澜出行的机会就多了。他总是处心积虑把夫人带在身边，忽南忽北，到温州来就不用说了。年纪大的作家，夫妻走路往往一前一后，林斤澜夫妇总是并排着走。直到１９９７年，夫人得病。夫人得了脑萎缩症、脑血管硬化症，中医、西医，包括针灸，什么偏方都用过，无济于事。医生说不可逆转，林斤澜非常痛苦，他是深明自然规律的人，与我通电话时，竟然悲伤而泣！
温州多方面多次邀请他来温，尽管家有保姆，他都说：“我多么想到温州啊，可阿叶病了，我没法走。”直到２００３年秋，温州召开两个会议，一是“世界温州人大会”，二是“唐诗歌研讨会”，后者来的人多是林斤澜的老朋友，其中包括邵燕祥、谢冕和牛汉。林斤澜这才动身来温。在温州，隔三隔两给家里打电话。保姆接了，林斤澜劈头一句就是“大妈好吗？”有时问：“她知道我在哪儿吗？”保姆答道：“她说你在隔壁看电视。”林斤澜微笑，似乎放心。
２００４年，夫人谷叶去世。殡葬时，温籍作家陶大钊在侧。陶告诉我，夫人火化前，林斤澜掀开被子一角，全身一颤，但看了夫人很长时间。买骨灰盒时，先选定一个，林斤澜拿起来细看，微有裂痕，旋再选。后来看上一个红木的，最贵的，３８００元，问女儿：“布谷，这个怎么样？”布谷也说好。
坐在陶大钊边上，林斤澜指着一张椅子说：“大钊，怎么那张椅子在晃呢？”陶大钊说：“没有啊。”
我和几个朋友到北京，已是五六天后了。一见林斤澜，情形很不对：憔悴！戴着一顶厚帽子，说自己怕冷，睡不好，没有食欲。这三项和平时全反了。在北京作家里，他以善睡能吃闻名。保姆在，床让给保姆，他夜里就躺在沙发上睡，很香！他吃家乡菜，风卷残云，拉他吃夜宵，照样痛快。
那天中午吃饭，他吩咐说：“越素越好”。可是素的，他也吃不了一小碗。他平时每日必酒，那天也叫他喝一点烫的绍酒，他喝了几口，兴味寡淡，厚帽子一直没有摘下来。还说：
“我晚上就不出来吃饭了。”
他说自己神情不定。他用了一个词：“恍惚”。说：“恍恍惚惚，总好像阿叶还在。”
我等黯然回温。作家刘文起听了我的叙述，摇头说：“许多老人失去老伴，就蔫了。”
好在林斤澜很快恢复了常态。如布谷所说：“我爸爸是理性的。”他终于挺住了。
我曾半开玩笑地同布谷说，倘若你爸再娶，就娶一个５０多岁的女人。布谷说：“我都近５０了，那不跟我差不多了，六十多岁总要吧。”我说你爸身体多好，倘若娶年龄仿佛的，还要照顾她呢。布谷说：“这倒也是。”林斤澜听到这话，说：“你们怎么有这种想法呢？奇怪。”
２００５年初秋，我到北京，和林斤澜谈起大他两岁的朋友、温籍艺术家黄宗江再婚，对方说“伴他五年”的话，林斤澜徐徐地说：
“有人也让我再婚。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常常梦到我的老伴，我在睡，她轻轻过来，给我掖被角。”
林斤澜是个美男子。人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我以为赵丹和孙道临都不及林斤澜匀称。赵丹的颧骨过高，而孙道临的眼睛太大，林斤澜怎么看都没有缺点。连我朋友们的妻子也这么说。他“自叙”道：“生无格言，相难漫画”。漫画家总要抓住一个人特出的地方，林斤澜没有特出的地方，因而漫画家束手无策。丁聪为林斤澜画了一张，可他哪里画得像？林斤澜的五官太端正了。
林斤澜还会跳舞。刘心武写过一篇《王子的脚步》，说：林斤澜“……在戴爱莲麾下，学习过芭蕾舞，并曾有过若干次公开演出的经验，这就难怪他不仅轮廓俊秀，身材也非我等蠢男可比，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却又毫无做作，称为‘美男’，实不过誉。”
我常常想起林斤澜这句话：“我不是没有机会。”“有些关系不让它发展下去”。他说的“机会”是怎么样的？“有些关系”具体是什么？林斤澜不说。林斤澜不说自有道理：倘若个别老太太站了出来，说林斤澜自作多情怎么办？
黄宗江的弟弟、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淮，对林斤澜说：
“你长得那么好看，可一生就吃那么一盘菜，你是浪费了资源。”
亲眼见到一件事。温州一位文学女青年，多次央我约林斤澜，说是请他吃饭。后来便坐到瓯江边“东海渔村”里吃海鲜。此女喝酒，话很多，后来送林斤澜到宾馆。下车，她对林斤澜说：“你让我拥抱一下好不好？”林斤澜双手一扬——但不是拥抱的姿势，此女已把林斤澜紧紧抱住。松开后，又扑上来拥抱一次，方才离开。这是我欣赏的，只是后来再也没有央我，更没有直接去找林斤澜。
又一天，在抗日战友联谊会上，马骅（诗人莫洛）紧紧拉着一位来自青岛的老女人之手。老女人鹤发童颜，风采很好。马骅又拉来一位温州中学的退休女教师，这一位风度不凡。马骅大声叫道：
“斤澜，我们一起照个相。”
林斤澜箭步过去，步子上似乎有些兴高采烈。
刘庆邦写道：“……我把酒喝多了，竟向林老请教：‘男人上了年纪，对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是不是仍然很喜欢？’林老哈哈一笑，说：‘那当然！那当然！’”
林斤澜说，黄药眠的孙女写一篇文章，孩子时见爷爷目不转睛盯着一个漂亮姑娘，直到看不见为止。当时她为爷爷的好色而难为情。多年过去，爷爷早死了，她感动于当年的爷爷：啊，那是爱美！
林斤澜也是个人。
“我有故乡情结。”林斤澜说。他每年都想到温州住一段时间。他和夫人都是温州城里人。夫人老屋在谢池巷，“谢池”因谢灵运而得名，《登池上楼》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池上楼就在谢池巷东端、积谷山脚。林斤澜老屋所在的百里坊，是当年温州城主要街道，号称“百里”，走得人脚疼。林斤澜家边，是温州有名的八字桥头。因为交叉两条河，两座桥呈八字趴在那里。我是城外人，六七岁经常光顾这个地方，不见有河，不见有桥，可这儿是个热闹地方，全是店铺，吃的居多，油绳、油蛋、油条、灯盏糕、马蹄松、汤圆、馄饨、炒面……一团墨绿的大榕树，蔽着许多乘凉的人，记得鸟鸣又乱又响。五百年了？七百年了？不得而知。这一棵大榕树，至今仍然苍翠，它的周边，是什么都没有了。
林斤澜每次回温，都要在这里走走。一次笑着神秘地对我说：
“那棵榕树，还好兮！”
似是某种象征。
１９９５年，他游了温州天柱寺，应和尚的求索，写下“随缘感应”四字，钤上一印：“百里坊人”。“百里坊人”可是号了，后来还用吗？我就不知道。
林斤澜和夫人在北京的家里都说温州话。今温州话某些用语和音调多变化，林斤澜的温州话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
怀乡大概是老年人的事，青年人对“吾乡吾土”看得往往清淡。
林斤澜在１９７９年写道：“……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者的宝藏，是童年的记忆。是否？我有些知觉……”那年他５６岁。
林斤澜的“故乡情结”，除所有人对故乡的感情之外，还和夫妻都是温州人有关。说着温州话，就想起故乡的雁山云影、弄堂老屋、风土人情、亲朋好友……比如热夏，夫人进屋，说：“热头气猛兮猛。”（北京人可能说：“嗨，这天还真够热的！”）这句温州话，林斤澜就会想到东海边故乡的“打风痴”、“雨打水牛背”、浸在水井中的西瓜和百里坊的伏茶……就会想起整个的故乡。
故乡和他写作有关。重回故里，感情触发，常会催生灵感。短篇是灵感的艺术。《寻》写的就是温州郊区我的村庄。一部《矮凳桥风情》，１７个中短篇组成，是１９７９年回乡的成果。《乡音》是和少年老友团聚，忽然产生激情。《井亭》是重访闽浙边平阳山门的产物。还有“十年十癔”中的篇什，如《氤氲》，还有２００４年发表的《去不回门》……
我翻看旧信，他想回乡的话是很多的。比如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８日的信说：“秋天要出国一趟。冬天若能回温过个春节就好了。看来不容易。”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６日也说：“下月去海南。近闻温州模式，内底问题不少。我想今年有合适时机，回乡走走。看来机会的合适，亦不易。”
他每次回温，常要住上三月四月。在温州，他很快活，不是一般的快活，状态像是持久的兴奋。他没有住厌了的感觉，离开是考虑政府或有关单位破费，有些不好意思。每次回京前，都对我说：“一想到北京，就头痛，比如有那么多的信件报刊……”
从九十年代开始，他就想在温州买套房子。他来信说：“房子谷叶说了全权委托，临江且向南更好。层次可高，但温州有高处不上水，不知现在改进了未？我北京住房的水，是先上顶层再下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诸事都受钱的限制，希望在六万元之内告成。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市中心的房子都很贵，城边新桥的书记是我的朋友，房给打折，９００多元一个平方，算是定下了。一天早晨布谷打来电话，说房子不要了，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不宜住在城郊。尽管新桥离五马街（温州的王府井）只有七公里，但女儿的想法总是贴心，总是周到。这事就搁下了。
１９９８年，林斤澜和我通话，说夫人在外地的几个姐妹共同分得一个５０多平方的房子。他让我托人装修，以便探亲歇脚。林斤澜汇给我一万元，我的朋友把它装得居然不错！可是，林斤澜和夫人一直没来住过。主要原因是夫人的病情没有稳定住。后来房子由夫人的一个侄子长年住着，直到今天。
林斤澜２００５年说：“我每年总想到温州住几个月，布谷不让来。布谷对我说，什么时候一起去，可她那么忙，怎么走得脱。我甚至对布谷说，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我的话说到底了。”
布谷还是不让。耄耋之人，心肺又不好，２００１年曾经病危，温州的医疗条件怎么比得上北京呢？我能理解这位独生女的拳拳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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