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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4年第2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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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他几乎回想不起妻子的面容。可他能回忆起来的，是那个女子，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看见他妻子留下来的衣服时，在这个屋子里垂泪的情景。他记得起她那貌不惊人的面庞和她穿的那双破旧的专卖皮鞋。在他忘了各种东西，包括那女子的名字很久之后，她的形象却奇怪地留在记忆中，令人难忘。
托尼瀑谷的妻子去世两年后，他父亲得肝癌也去世了。瀑谷省三郎没受什么罪，他住医院的时间也不长。他去世时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最后他的生命都似有神灵保护。除了一点现金以及一些股票证券，瀑谷省三郎没有留下任何可称之为财产的东西。只留下了他的乐器，还有他收集的数目庞大爵士乐旧唱片。托尼瀑谷把这些唱片装进搬家公司提供的箱子里，堆放在那间空房间的地板上。唱片散发霉味儿，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开房间的窗户，跑跑霉味儿。否则他就无法在那个地方下脚。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家里放着这么多箱唱片，越来越使他心烦。常常仅是一想到那些唱片放在那里，就使他感到要窒息了。有时候他也会在半夜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他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记忆还在那里。还在记忆总是呆的地方，承载着记忆所能承载的重量。
托尼瀑谷给一个唱片商打电话，让他给这些唱片作价。由于这里面有许多绝版已久的珍贵的唱片，他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足够买一辆小汽车。然而，金钱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一旦那些唱片从他的屋子里消失，托尼瀑谷就真真正正地成了孤家寡人。
译自《纽约客》2002年4月15日版
飞机
那天下午她问他：“你自言自语那样子，是你的老习惯吗？”她从餐桌上抬起眼皮，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仿佛她刚刚想起了这个问题似的，但显然她不是刚刚想起来。她一定是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她的话音总是呈现出一种生硬而略带嘶哑的调子。这些话她一直忍着没说，在舌头边旋过来，转过去，最后才说了出来。
两个人在厨房里的餐桌旁相对而坐。除了偶尔传来穿梭火车跑过附近的铁轨的声音，附近一片宁静——有时候显得过分宁静。没有火车经过的铁轨白有一种神秘的沉寂。厨房里的乙烯基地板砖使他的赤脚有一种凉凉的快意。他已脱掉了自己的短袜，把它们塞进裤兜里。这是四月的一个下午，但天气显得过于暖和了些。她把她那灰白色方格衬衣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她纤细白皙的手指把玩着咖啡勺柄。他两眼凝视着她那移动着的指尖，很奇怪，他心里激不起任何波澜。她似乎已经把世界的边缘提溜厂起来，此刻她在一点一点地把线松开——放得那么漫不经心，淡然处之，仿佛不管需要多长时间，她都必须这么做似的。
他看着，一言未发。他一言未发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此时，他杯子里剩下的儿口咖啡已经凉了，看上去有些混浊。
他年龄刚过二十岁，而她比他大七岁，结了婚，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在他看来，她宛若月球那遥远的背面。
她丈夫在一家旅行社工作，该旅行礼专营海外旅行业务，所以每个月有将近一半时间他都不在家。去像伦敦或者罗马或者新加坡这些地方。他很显然喜爱歌剧。书架上那厚厚的唱片摆了三、四排，都按作曲家排列——威尔第③、普契尼④、多尼采蒂⑤、里查德·施特劳斯⑥。那一排排长长的唱片看着倒不像收藏的唱片，而更像一种世界观的象征：宁静、淡泊。每当他找不到话说或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就看她丈夫的唱片；他就让自己的目光顺着唱片的背脊睃巡——从右看到左，从左看到右——在心里大声念唱片名称：《艺术家的生涯》⑦、《托斯卡》⑧、《图兰朵》⑨、《诺尔玛》、《费德里奥》⑩……他一次也没有听过那样的音乐，也从来没有机会听。他的家人、朋友或熟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歌剧迷。他知道有这么一种叫做歌剧的音乐，有些人喜欢听，然而这位丈夫的唱片实际上是他第一次窥见这样一个世界。
她本人并不特别喜爱歌剧。“我不讨厌歌剧，”她说，“只是太长了。”
紧挨着唱片架放着一套立体声音响，格外惹眼。它那庞大外国造的电子管扩大器笨重地墩在地板上，犹如一个训练有素的甲壳纲动物那样等待着命令。在房间里其他更简朴的家具当中这套音响没办法不鹤立鸡群。它的确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存在。你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就会盯上它。不过他从来没有听见它发出声音来。她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电源开关，而他也从未想到过碰那玩艺儿。
“我的家庭没有任何问题，”她告诉他——不止一次这么说。“我丈夫对我很好，爱我的女儿，我想我是幸福的。”她说这番话时，语气平静甚至是安详的，丝毫没有暗示出她是在为她的生活找借口。她谈她的婚姻完全是一派客观的口气，俨然在讨论交通规则或国际日期变更线。“我想我是幸福的，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她究竟为什么要和我睡觉呢？他心想。他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出答案来。就算是婚姻“出现了问题”，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他有时想直接问她，但他不知道如何启齿。他该怎么说呢？“如果你这么幸福，那你究竟为什么要和我睡觉呢？”他应该这样问出来吗？他敢肯定，这样说会把她问哭的。
她哭得已经够多了。她一哭就要哭很长很长时间，但只是低声抽泣。他几乎从来弄不清楚她为什么哭。但是她一旦哭起来，就没完没了。他尽管想方设法安慰她，但是她都是哭到一定时间之后才停下来。事实上他根本什么也不要做——她一旦哭到一定时间，自然就不哭了。人和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啊？他纳闷。他曾经和不少女人有过纠葛，他们都哭鼻子，也都生气，但每个人发作的方式都是那么的特别。她们有类似之处，但那些类似之处和她们的不同之处比起来，简直是相形见绌。这似乎和年龄毫无关系。这是他第一次和一个年龄较长的女人来事儿，不过年龄方面的差异远没有他原先预料的那样令他心灰意冷。他感觉，比年龄差异有意义得多的，是每个人所有的不同倾向。他不禁想到，这是打开生活之谜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她哭完之后，他们俩往往会做爱。也只有此时她才会主动提出做爱。否则的话，他得主动提出。她有时会拒绝他，只是一言不发地摇摇头。然后她的双眼就像漂浮在黎明天际那白色的月亮——宛若雄鸡报晓时刻闪着微光的月亮，平淡无奇，引入遐思。每当他看到她那样一副眼神时，他就知道他对她已无话可说了。他既不感到生气也不感到难过。“就是这么回事，”他心想。有时他甚至感到解脱了。他们就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喝着咖啡，轻声地聊天。大多数时候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们俩谁也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而且很少能找到共同的话题。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他从来没有记住过，只是一些琐碎的话题。谈话时，一列接一列的火车就会从窗外经过。
他们做爱也是悄无声息地进行。其中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肉体欢乐的东西。当然了，如果说他们对男女之间身体交合所获得的快感一无所知，那就错了，只是这其中掺杂了太多其他的杂念、因素和方式。这和他以前经历的任何性生活都不一样。这使他想起了一个小房间——一座雅致、整洁的房间，是个舒服的所在。天花板上吊着许多种颜色的细线，形状不同，长度不一，而每条线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他传递诱惑的刺激。他想拉住一根，细线也想让拉住。但是他不知道该拉哪一根。他觉得，他或许会拉住一根绳子，眼前就会张开一幅绝妙的景象，但这样做若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么一切都会毁掉了。所以他犹豫着，就在犹豫之中，又一天就过去了。
这种奇怪的情形，他简直受不了。他相信他的人生有他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当他置身这个屋子里，听见火车隆隆驶过，怀里拥着这个默不做声的年长的女人时，他不禁感到困惑。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这是在和她谈恋爱吗？”但是他从来找不出一个具有完全说服力的答案。
他们完事以后，她就会瞥一眼闹钟。躺在他怀里，她会微微转过脸去，看放在床头边的那个带闹钟的黑色收音机。那时候，带闹钟的收音机没有带夜光的数字表盘，而是有数字的小表盘，轻轻地咔嗒一响，就翻转了过去。当她看闹钟时，一列火车就驶过了窗外。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她一看，火车就驶过去。
她在看闹钟，以确保还不到她那四岁的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家的时间。他碰巧只瞥见过她女儿一次，她看上去像个乖巧的孩子。这是她留给他的唯一的印象。所幸，那位在旅行社工作的喜爱歌剧的丈夫，他从来没有见过。
她第一次问他自言自语的事，是在五月的一个下午。那一天她又哭了。然后他们又一次做了爱。他回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把她惹哭了。他有时纳闷，她和他有这么一场风花雪月，是不是仅仅为的是能在一个人怀抱里哭泣。也许她没法儿一个人哭，这就是她需要我的原因。
那一天，她锁上门，合上窗帘，把电话机拿到床边。接着他们把肉体交合在一起。像平时一样的轻柔，宁静。门铃响了。但她没有理睬。这好像根本吓不着她。她摇摇头仿佛在说：“没关系，没事儿。”门铃又响了几次，不过不久不管是谁吧，不再按门铃，走开了。正如她说的，没事儿。也许是个推销员。可是她怎么会知道呢？不时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过。远处传来弹钢琴的声音。他隐隐约约地听出了旋律。这旋律他听过，很久以前了，是在上音乐课时，不过他记不准确了。一辆卖菜的卡车从门前驶过。她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时他来了——悄无声息。
他去浴室冲了个凉。他一边用浴巾擦着身子走回来时，发现她闭着双眼，趴在床上。他挨她坐下，和往常一样爱抚她的背，而目光在那些歌剧唱片的曲目上来回睃巡。不久她下了床，穿戴整齐，去厨房沏咖啡。只过了一小会儿，她问他：“那是你的老习惯吗，那样的自言自语？”
“哪样儿啊？”她已经使他失去了戒心。“你是说，我们在……”
“不，不，不是那时候。任何时候。像你在冲凉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厨房里，而你一个人，在看报什么的。这些时候。”
“我不知道，”他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我自言自语？”
“你是自言自浯来着。真的，”她把玩着他的打火机，说。
“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你，”他说，他的不自在影响到了他的声音。他往嘴里放了一支烟，从她手里要过打火机，用它点着烟。不久以前他已经开始抽福牌普通型烟。既然她要他改拙她丈夫抽的牌子，他想自己还是谨慎为妙。他认为这样会使事情好办些。就像电视情节剧那样。
“我小时候，”她说，“我也常常自言自语来着。”
“哦，真的？”
“可是我母亲让我改掉了。‘一个女孩子家是不能自言自语的，’她常常说。我一自言自语，她就非常生气！她就把我锁在储藏室里——在我看来，那大约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地方了——又黑又有霉味儿。有时候她用尺子敲我的膝盖。不过这一招很管用。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完全改掉了自言自语的毛病。一个字也不说了。”
对此他想不出任何话要说，所以他就什么也没说。她咬咬嘴唇。
“即便到现在，”她说，“如果我感觉我就要说什么了，我就会把话咽回去。像是一种条件反射似的。不过，自言自语有什么不好呢？很自然嘛。只不过是话语从你嘴里说出来而已。倘若我母亲还活着，我想我就会问她：‘自言自语有什么不好？’”
“她不在了？”
“嗯，但是我倒希望我把这事搞明白了。我当初要是问问她就好了：‘您为什么要我那么做？‘”
她在玩手中的咖啡勺。她瞥了一眼墙上的闹钟。她刚刚一眼瞥去，一列火车就从外面经过。
她等火车经过。然后她说：“我有时候想啊，人心就像一口口深井一样。没有人知道井底是什么。你能做的，只有凭着那些偶尔漂浮到水面的东西去想象了。”
一时间，他们两个人都在想那些井。
“譬如说。”他问，“我自言自语的时候，都说些什么？”
“呣，”她说着，慢慢地摇了几下头，仿佛在谨慎地测试她脖子摆动的幅度似的。“嗯，有飞机……”
“飞机？”
“啊哈。你知道。它们从天空飞过。”
他大笑起来：“我什么不能说，干嘛要自言自语什么飞机呢？”
她也大笑起来。然后她用食指在空中测量起一个想象出来的物体的长度。这是她的一个习惯。一个他已经接受了的习惯。
“你一字一句都讲得非常清晰。你敢肯定，你不记得自言自语了？”
“我一点都不记得。”
她拿起放在桌子上的圆珠笔，玩了几秒钟，但接着就又看钟表。真管用：自她上次看表过去了五分钟，钟表向前走了五分钟。
“你自言自语那样子就像是朗诵诗歌。”
她说这话时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他觉得奇怪：我自言自语怎么会使她脸红呢？ 她又拿起子笔。那是一支黄色的塑料圆珠笔，上面印有某银行支行建行十周年纪念日的标志。
他指指圆珠笔，说：“下次你听见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好吗？”
她点点头。
她拿过一张信纸，开始在上面写什么。她写得很慢，但笔在不停地移动，一次也没有停歇或为某个字而卡壳。他一手托着下巴，一直在看她那长长的眼睫毛。她不定时地每隔几秒钟眨一下眼。这睫毛，他看得越久——这睫毛刚刚还挂着泪——他就越不明白：他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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