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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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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史记》说：“蔺相如是由于有宦官缪贤的推荐才被赵王起用的。”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夸大其辞，荒诞不经，然而王人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种可怜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邹衍相比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就离去了；魏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格格不入啊！”
还有另一种说法：“伊尹善长烹调，扛着鼎去拜见商汤，后来终于输佐商汤一统天下。百里奚给人喂牛，秦缪公起用他后，成就了霸业。可见要干一件事，就得先把原来事收起来，然后把原来的道理用之于伟大的事业上来，这样才会成就大事。邹衍的学说虽然不正统，但也隐含着施展报负的深意呀！”
＇正方：＇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具有帝王之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认为陈蕃敢于冒犯龙颜，李元礼对待下属平易近人。冒上最难，善于待下较易，因此陈蕃应当排名在先，李元礼排名在后。
＇反方：＇晋人姚信说：“皋陶戒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汉丞相陈平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我比不上你；至于说到巩固刘氏政权，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认为敢于犯上最高，那么王陵当然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这样说合适吗？”
【经文】
＇是曰：＇《史记》曰：“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而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季次，孔子弟子，未尝仕，孔子称之。＇读书怀独行，议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饭牛，仲尼厄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代，不同日而论矣。曷足小哉！”
＇非曰：＇《汉书》曰：“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越职有诛，侵官有罚。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礼乐征伐，出自诸候。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固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候，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纲疏阔，来之匡改也。
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郭解、剧孟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候。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恶，齐之以礼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微，窃杀生之权，其罪也，不容于诛矣！”
【译文】
＇正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韩非子认为读书人以舞文弄墨来败乱法度，侠士以武力挟持而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的批评，可是有学识的人却常常称赞他们。那些以权术来谋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辅佐他们那个时代的君王，他们的事迹都已记载在史书里，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了。至于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坚决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赞赏他）
和原宪，本是穷人家的子弟，勤奋读书，胸怀超凡脱俗的德行，不肯与世沉浮，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当代的游侠之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法治观念相抵触，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正人君子，办了好事决不自吹自擂。这些行侠仗义的人，确实也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啊！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况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连许多贤人都免不了，如从前舜的父亲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时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里；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汤的陪臣，是个厨师，背着做饭的鼎，借向成汤讲烹饪技术时才受到赏识；傅学是个在傅岩这个地方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钓鱼聊度时光；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经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这种末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真是一言难尽啊！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
＇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鸡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
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汀庑┤耍诰┏侵谢ハ嗑赫业乃朗扛浚还狻⒕缑现啵诮滞废镂埠岢逯贝常琶裰冢堑氖屏梢源锏娇は爻窍纾钔踝佣运嵌嫉帽肮ァ�
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
【经文】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
＇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
【译文】
＇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
＇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
【经文】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
【译文】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
《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适变十五
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
【经文】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
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
“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译文】
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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