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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铜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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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在城市发动暴动的计划一个个失败了，而在偏僻山区的苏维埃运动，却得到农民们的热烈响应，短短几年，建立了数万人的红军队伍和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几个苏维埃政权。
历经诸多变故，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深感在白区很难立足，决意将中共大部分干部调往苏区，巩固苏区的根据地。希望以根据地为发端，争取占领一省或数省的地盘。
众多干部去往苏区的交通护送工作由中央特科负责。中央领导之一的张国涛派往鄂豫皖苏区，出任最高领导，顾顺章决定亲自护送他到汉口，再交由苏区派来的交通员护送进苏区。
顾顺章酷爱魔术，且多有研究，其水平比普通的职业魔术师还略胜一筹。在武汉，他公开的身份是“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家子弟曾拜他为师，完全不知道他就是中共的特务头子顾顺章。
顺利完成了护送张国涛的任务，“花广奇”大魔术师在汉口又表演起了他的魔术绝技，在民众乐园的一场表演中，终于被一名从中共叛变过去的国民党特务认出，随即被跟踪逮捕。
像顾顺章这种处决过众多党内奸细和国民党特务的共产党人，身份一旦败露，要想保住性命，除了叛变投敌，别无其他选择。也许早有心理准备，审讯没费多少口舌，顾顺章即答应“立功赎罪”。他要求面见蒋介石，当面献上一份三日内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共产党领导人，一网打尽的计划。
做为大权在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的顾顺章，几乎了解中共中央的一切，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将是另一种面貌了，但是历史往往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因素，或者说，历史充满了玄秘。
时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在抓获顾顺章后，表功心切。四月二十五日晚上，用一个排的宪兵将顾顺章押上开往南京的轮船后，两人不约而同的分头给中统大本营一共拍发了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徐恩曾是中统特务局长，但不巧的是，四月二十五日恰好是星期六，局长大人离开大本营度周末去了。
电报交到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中。钱壮飞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的同乡，考入中统后，得到徐恩曾的亲手提拔和重用，视为心腹。但谁会想到，这样的人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得到钱壮飞的紧急报信，在国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全面搜捕之前，中共中央机关提前一到两天全部安全转移了。
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机关中占用经费最多的部门，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特性，这些钱财的去向根本无从监督。顾顺章主持中央特科的数年间，他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以及其他亲属，陆续成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做饭、看门和采买的人员，中央特科的经费成了顾家滚滚的财源。
中央机关紧急转移至海棠村的一处院落时，把顾顺章的亲属也一块带了去。顾家亲属为共产党办事只为钱财，顾顺章叛变，他们自然也要随之倒戈，但他们认识众多的地下党员，如果将他们释放，威胁难以估量。处于危急险境中的中央机关，无力秘密关押这十多个人，临时中央会议决定，将顾顺章一家九个成年人秘密处死，两个孩子，顾顺章八岁的女儿和十二岁的妻弟张长庚予以释放。
处决的命令传来，负责执行的赵新民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动手？”
“马上。”传达命令的人回答说。
不消灭叛徒，叛徒和敌人就会反过来消灭自己。在宣誓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赵新民就明白，革命免不了恐怖和血腥，只不过到了现实中，这血腥的气味，比他预想的浓重了百倍千倍。
赵新民迅速集合几名平日与顾顺章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开枪动静太大，用刀血迹不好处理，最后决定用绳子勒。处决后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挖坑深埋，然后上面抹上水泥，防止腐臭外泄。
执行完这一切，所有顾顺章有可能知晓的关系人员迅速转移。赵新民连夜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走到了豫皖边区红四军的驻地，安徽六安县的金家寨。
赵静安后来得知，顾顺章的妻弟放回家后，顾顺章问他阿姐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顺章教他每天在一些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九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两只小手揪住王世德的车架不放，问他阿姐的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一拥而上，将王世德摁倒在地。王世德在狱中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中共又一批留守上海的秘密机关被破坏，人员被捕杀。
八
在鄂豫皖苏区，赵新民被任命为第十八团政委，团长张继升热烈欢迎新政委的到来，苏区的房屋有限，张继升将自己房间的一半分给了赵新民。
张继升是苏区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对于苏区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身上有八处枪伤，由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积功升至了团长。许多个夜晚，他一边捉着身上的跳蚤，一边滔滔不绝的向赵新民讲述了这个团的发展经过。
张继升在念书时就加入了当地的共青团，并参加农协的工作，起初他们干得很起劲，“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减租减息”等口号响彻山乡。
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后，各地农协遭到军队和地主民团的残酷镇压。他们抓到农协的人就杀，有的全家被杀，有的房屋被焚毁，而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这种白色恐怖，逼着许多人不得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打游击。
张继升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一支，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有时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打击敌人。但队员损失和逃亡的很多，他们这支队伍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下了十八个人。
十八个人中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现在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张继升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土匪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分田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出来，好好分手，否则就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量一下。”
他们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拚的枪声响起，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只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这些枪法高明的土匪过招，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退让。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拚，答应将所有财物交出，但枪支子弹留下，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讨价还价，结果将全部财物连同一半的子弹给了土匪。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张继升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住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叫符定一的队员给大家带来了希望。符定一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为打游击是有前途的，那些土匪迟早要离开队伍，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他说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打游击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许多游击中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可以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弹药。
去汉口购买枪枝弹药需要钱，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时间的土匪生涯。有一次，队长派张继升和另一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份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张继升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里，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太认出了这两个蒙面客中的张继升，竟教叫出了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这老太太是张继升的叔祖母，知道他们的来意后，似减少了畏惧，转头和她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没了办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又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需要的，让他们快点离开。于是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张继升不忍再拿老太太的首饰，只拿了那筒现大洋，便和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买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任务，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担心。可是符定一很有信心，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任务回来。谁知到了第十天，仍无消息，多数人在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他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全队才为之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武汉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遇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的行进，躲过了所有盘查，甚至没遇见过行人。饿了，就偷吃些田野间的瓜果，忍饥挨饿，受尽艰苦。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了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接洽，买到了枪支和子弹。
由于能买到军火，队员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把掩埋的枪支和金钱拿出来，重新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能够买到新的枪支。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队伍的人数陆续增加起来。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趟，有时还带上一个助手，这样持续了约半年，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南针、望远镜、手表以及急救药品，也获得了供应。而且还恢复了于与白区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共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能全部实现，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任务中，再没能回来。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武汉一带爆发了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黄安县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还缺乏游击的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都能得手，但已迫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得以占领了大片乡村，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张继升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伍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派去了徐向前担任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农民暴动。徐向前教给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人数迅速增加，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两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到赵新民到来时，张继升所率的这个由一个游击中队发展起来的团，已拥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关枪四挺，是红四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团。
赵新民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无论在理想主义的北大课堂，群情激昂的“五四”街头，还是在莫斯科现实的生存训练，血腥的上海地下活动，赵新民都从未仔细想过，他所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会与农民和农民战争有着怎样的联系。苏区的一切就像苏区的空气一样，让他倍感新鲜。
红军官兵都是一样的服装，分不清哪一个是长官，哪一个是士兵。军官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起，待遇也完全平等，彼此互称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
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遇到情况就集合行动。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枪支，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这个区的独立连。各独立连的优秀分子又经常补充到更正规的红四军中去。
红军与苏区百姓的关系也形同鱼水，红军队伍在沿途村庄休息时，农民们总是兴高采烈的准备好茶水，送给战士们解渴，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围拢过来，拉着红军战士问长问短亲如家人。
红军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正的穷苦农民，而且多不识字。“什么是共产党？”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与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所提到的“劫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并没有多少区别，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有界定。赵新民这个新来的政委，最初还想引经据典的纠正一下，但愈解释，士兵和民众愈感糊涂。最后也只好沿用这样的解释，反到动员起部队和民众来更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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