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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铜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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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人看着他，没吭声。
“我可以坐在车后头帮你们抱着那些书，你们干活的时候，我还可以帮你们看自行车。”丙崽讨好的说。
“那好吧，你上来吧。”那个大家都叫他猴子的领头的家伙说。
“唉！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包。”丙崽噔噔噔的跑回屋拿他的那个军挎包去了。
另一个领头的叫老木头，他对猴子说：“算了吧，万一出事，把这孩子也牵连进去。”
“没事，他还是个孩子，能把他怎么着？挺多也就是遣送回籍，反正他也没找着他外婆，真这样到还省了回去的路费了。”猴子满不在乎的说。
自行车驮着丙崽，经过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经过了可用辽阔比喻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楼顶的大钟每到整点就高唱一遍《东方红》的电报大楼，来到人头攒动的西单 “民主墙”。
西单民主墙位于西单大街的东南侧，是西单体育场一堵长约二百米的灰色砖墙，但它面对宽阔的长安街，位置醒目。一九六六年这里最早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这里又率先贴出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声讨“四人帮”的诗词。而从一九七七年夏天开始，这堵墙成为了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忆苦诉冤，争取支持的大字报的集中地。
到一九七八年，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胆大的开始散发传单，并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除了看热闹的观众，被吸引来的还有外国记者和联袂而来的便衣警察。那时除了绿军装，人们几乎只有灰色和蓝色两种颜色的服装，便衣警察藏蓝色的“警蓝”，在人群里相当容易辨认，匮乏的年代，便衣警察也往往无衣可便。
便衣警察也没什么事可干，夹在在人群里东张西望，也许他们已得到了上司的命令，只要不出乱子，一切听之任之。三次被打倒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时已经说了，“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
这样的谈话据说是由一名加拿大记者在民主墙前转达的，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没有扩音设备，加拿大记者的讲话像波浪一样，被一层层人传出来，然后流向北京的大道通衢或者小街胡同，流向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虽然有重新“恢复工作”的数千名老干部的支持，但那时邓小平的地位并未稳固，他并不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两种力量还在较量，胜负未分。此时，群众的“民意”和外国新闻记者，在历史的进程中就都有了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了。
丙崽和那三个热血青年抱着他们的“非法刊物”来到民主墙时，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记者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的比划着手势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围成一个圈子，听他演说：“一个人怎能禁止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呢？”一个带着一付镜架用胶布粘起来的深度近视眼镜的人激愤的说，“一个政府又怎能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止公民的思考呢……”
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又被另一处不断有叫好声传出的圈子吸引了过去。圈子中央，一个人大声宣布：“邓小平说了，毛泽东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当然不能比他，最多四六开……”
“好！”人群中一阵喝彩。
二百多米的民主墙密密麻麻贴满了好几层的大字报，老木头和猴子揭去一块快要脱落的大字报，三人密切配合，一人往墙上刷浆糊，一人贴，另一人用扫帚扫平。
大字报都是手写的，还没见有油印的，一贴上去，就有人凑了过来。人越聚越多，后面的就看不见了，就有人在后面喊：“前面的，别老光顾着自个儿瞧啊，念几句有意思让大伙听听。”
“别挤了，别挤了！”前面的一个大个说，“我给大家念上面的一首诗，诗名叫《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好！”人群中又是叫好又是鼓掌。
老木头和猴子手上拿着一些他们的“杂志”，打算赠送给一些看上去像是他们“同志”的人。一些人陆续围了上来，向他们索要，拉着他们问这问那。“这诗真好，真痛快，作者是谁，我可以和他认识吗？”“你们的杂志还有吗？再给我多来几本。”“这本杂志是你们编的吗？我也写诗，哪天我拿给你们看看，你们住哪？”老木头和猴子他们被众人缠住了。
有一个人格外注意到了老木头这一行人和跟着他们一块来的丙崽，孩子应该呆在幼儿园和学校里，不应该出现在民主墙这里，还有就是丙崽胸前的军挎也让这人觉得有点眼熟。这个人就是十三年前用自来水管敲碎了赵援朝脑袋的王晓军，丙崽背着的那个军挎十三年前天天背在屈卫红的身上，天天在他眼前晃荡，王晓军当然就觉得有点眼熟了。
不管风向如何变换，水流如何湍急，有些人总是可以长久屹立于潮头不倒的，这些人在一次次风暴中幸存下来，决不仅仅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他们像一个老水手那样，练就了对风暴的良好的嗅觉和反应。王晓军的父亲王全就是这样的一个深谙风向和水性的“老水手”。文革开始没两年，红卫兵不吃香了，王全就安排王晓军去部队当了兵，而且很快穿上了四个口袋的干部服。部队在石家庄，离家很近，王晓军经常到北京出差，可以隔三岔五的往家跑，这兵当得轻松自在。
王晓军这几天刚好在北京出差，办完闲差回家吃饭，然后陪老爷子到后院散步。后院就是原先赵援朝他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原来在王全政务最繁忙之时，组织上给他配了秘书办公室、警卫班和专职的保健医生，房子不够用了，而隔壁两个院子，方丽娜一家下放去了外省，赵援朝一家已全部辞世，空置的院子已收了公。于是，这两个院子都拨给了王家使用，原先砌上了砖块的垂花门被重新打通，三进的赵家大院稍加修缮，就又恢复了它往日古雅的风貌。
后院并没有住人，王全让园丁把这个院子几乎布置成了一个花园，供他春日赏花，夏夜纳凉，深秋拾果，晨冬踏雪。后院屋子里的陈设一切都还如故，王全有时候会独自一个人进到卧房里，在那张大铜床上默默的躺上一会儿。或者把负责保健的护士叫来，在大铜床边帮他量一量血压，每次量血压一量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时首长的身体不适，没有传唤绝对不能去打扰。而王全的老伴早几年就已中风瘫痪在床，如植物人一般，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悲欢，早已浑然不觉了。
这天，王晓军陪老爷子散步时装作不经意的问，这阵子报纸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先前的“两个凡是”，最后哪一个会赢。王全没有直接回答儿子的问题，而是问他这几天都上哪去了。
“没去哪，都在办部队上的事儿，今天刚办完。听说西单民主墙挺热闹，打算明儿去看看。”
“去看看也好，但要记住，只看和听，不要说什么，更不要做什么。”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爸。”
第二天王晓军换了件普通的蓝色中山装，来到西单民主墙，这儿听听，那儿看看。他对那些政治性的长篇大论和赴京告状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毫无兴趣，他觉得这和他们当年红卫兵时的大字报没什么两样，说来说去无非说的还是人和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王晓军看了半天，只发现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还算有趣。性自由和移民虽然日后都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神经错乱者的痴人妄语，
王晓军准备离开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了丙崽和老木头这一行人。他站在远处观察了会儿，当听到有人大声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会心的笑了。别人从这首诗中听到的是道德的义愤，他听到的却是压韵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文字说明。不是吗？这个世界难道一直不都是这样的吗？那还义愤个什么劲呢？
人群围得老木头他们脱不开身的时候，王晓军走到独自在马路边看自行车的丙崽的身边。
“嘿，小孩，那杂志能给我一本吗？”王晓军指了指丙崽怀里抱着的那一大厚摞油印的小册子说。
“不行。”丙崽说。
“怎么，这杂志印出来不是让人看的吗？”
丙崽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说：“是让人看的，但不能白送，你得买。”
“好吧，多少钱一本？”
“五块。”丙崽随口说。这可不便宜，相当于一个工人快一个星期的工资了。丙崽记得昨天夜里，听老木头和猴子提起过，这杂志要卖的话就卖五毛钱一本。丙崽随口给翻了十倍，镇上赶集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卖的人多说些，等着买的人还个价。
“行啊，小小年纪够会做买卖的啊，快赶上资本家的水平了。”王晓军掏出十块钱递给了丙崽，说。“好吧，给我来两本。”
丙崽没想到，还有人买东西不还价就付钱的，他后来懂得了真正的富人是不大关心东西的价钱的，他们只关心要买的东西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次交易为丙崽日后大赚有钱人的钱，提供了第一次直接的经验。这也是以后丙崽和王晓军之间许多次交易中的第一次，多年以后，他们之间的交易巨大到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丙崽接过钱放进挂在胸前的军挎包，王晓军盯着这只印有鲜红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的军挎包多看了几眼。这只挎包比十三年前挎在屈卫红肩上的那只要破旧许多，而且边角还磨出了窟窿。十三年里摇晃在王晓军的记忆里的那只军挎包一直都是完美的，崭新的，没有窟窿的。王晓军松了口气，确信了此军挎非彼军挎，他没有细想，十三年的岁月会将一只崭新的军挎磨蚀成什么样子。
离开西单民主墙，王晓军径直去了晋阳饭庄，他跟他的老同学和红卫兵战斗队时的老战友武钢约好了在那儿碰面。在原先一○一中学的那帮同学里，王晓军和武钢的关系一直保持得最为密切，王晓军每次回北京都会找他出来聚一聚。这次在电话里武钢神秘兮兮的说要带个人给王晓军瞧瞧，还说这人王晓军认识。
“你该不会是带一个女朋友来让我看吧？还跟我认识？是谁呀？”王晓军隔着电话问。
武钢一个劲的在电话那头傻笑，卖着关子说：“见了你不就知道了？”
武钢的父亲也是位部长级的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部长家的孩子自然是跟别的部长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了。不过，在武钢这许多的同学和朋友中，王晓军一直是最让他佩服的一个。武钢一直都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参加红卫兵战斗队去抄家，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手拿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堵住门口不让他们进屋，众人不知所措而王晓军挺身而出，一句“用无产阶级专政砸烂资产阶级法权”就将那老头彻底撂倒的精彩场面。武钢在王晓军面前，就像当年在红卫兵战斗队时一样，总是心悦诚服的乐意将自己置于从属的位置。
还有一件事武钢永生难忘。武钢的父亲在文革中属于最晚受冲击，又最早恢复工作的那类老干部，被停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武钢也受到了牵连。从学校毕业后，武钢去了一家机关，做一些在办公室里抄抄写写的工作，也算一机关干部。受牵连后，武钢被贬去锅炉房烧锅炉，昔日的那些同学、朋友、哥们，一个个全都避之唯恐不及，那段时间，只有王晓军一个人还经常去看看他。
武钢的单位里新调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这位姓凌的主任文革前被武钢的父亲严重处分过，文革中抓住机会重新爬了上来。凌主任上任不久后就说，我们单位对像武钢这样的走资派和反党分子的子女的阶级教育是很不够的，结果第二天武钢就被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掏厕所。
掏厕所的工艺流程很简单，就是用铁锹将粪便一锹一锹从粪坑中铲出，然后再一桶一桶的挑出去，倒入运粪卡车的大罐里。但一行有一行的窍门，未经任何技能培训就仓促上岗，瘦弱矮小的武钢根本玩不转那粗重的铁锹，那些黑的、黄的、咖啡色的粪便就经常洒落了一地。这简直就是反革命的破坏行为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武钢只好蹲在地上，用手一捧一捧的将洒在地上的粪便弄回粪桶里。
一天，又从石家庄来北京出闲差的王晓军来找武钢，他在锅炉房没看到武钢，锅炉房的工友说，你上厕所去找吧，他一定在那儿，说完几个人还一个劲的直乐。
那年月的公共厕所一般都很好找，大老远闻着味儿，就知道离厕所多远了。王晓军果然在厕所里找到了武钢，他正撅着屁股蹲在地上，用手划拉着那些粪便。武钢看到王晓军，就像个娘们似的叭嗒叭嗒的掉起了眼泪来。
“你等着，我他妈的找那姓凌的去。”王晓军没多说什么，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饭的时候，王晓军开了辆军用吉普，全副武装的来到了凌主任家的小楼前。他没敲门，推门径直走了进去，革委会主任一家正围着饭桌在吃晚饭。
“这是凌主任家吗？”王晓军问。
“我姓凌，请问你有什么事？”革委会主任匆忙咽下嘴里的馒头，差点没给噎着。
“能借用一下您家的卫生间吗？我快憋不住了。”
“这边这边。”革委会主任快八岁的儿子看到家里来了个背着枪的解放军，高兴坏了，热情的用手中的筷子指点着厕所的方向。
王晓军大步走进革委会主任家的卫生间，卫生间里有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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