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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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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序幕
旧地重游
当我到达小山头上C连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眺望那片营房，在灰蒙蒙的晨雾中，下面的兵营清清楚楚映入眼帘。我们在那天就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进驻时，这里还覆盖着白雪；而现在，春天初生的嫩叶正在萌芽。当时我就思忖，不管我们将面临多么荒凉的景色，恐怕再也不会害怕那儿的天气比这里更令人难受的了，现在我回想一下，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愉快的记忆。
在这里，我和军队之间的爱已经完全消逝了。
有轨电车在这儿到达终点，使得从格拉斯哥喝醉了回营房的士兵可以在位子上打盹，直到他们到达终点被人喊醒。从电车站到营房门口还要走一段路；在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里，经过警卫室之前还有时间扣好上装，整理军帽，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水泥路被野草代替了。这是城市最远的边界。鳞次栉比、整齐的住宅区和电影院终结了，偏僻的乡间由此开始。
这个兵营驻扎的地方前不久还是一片牧场和耕地；农舍仍然位于丘陵怀抱之中，已经做了营指挥部；曾经是果园的残垣断壁上爬满了常春藤，洗衣房后面还有过去果园留下的半亩残缺不全的老树。在军队进驻之前这块地方本来是计划要清除掉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那里的农舍、围墙和苹果树都会无影无踪了。半英里长的水泥马路在两边光秃秃的土堤之间修起来了。马路两旁纵横交错的阴沟说明承包市政工程的商人曾经计划在那里修建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这片地方可能就已经成了近郊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过冬的那些小房子就等着轮到它们毁掉了。
坐落在路那边，即使在冬天也被环绕着的树林半遮半掩着的，是一所精神病院。它成了人们频繁讥笑评论的话题，它的铁栅栏和高大的院门使得营地的粗铁丝网黯然失色。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疯子在整齐的碎石小径和美丽的人工草地间闲逛和跳来蹦去；这群幸运的不为国出力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承担不起的战斗，毫无疑问，他们已尽了职责，是这一个发展的世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正安然享受着继承到的遗产。当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士兵们常常隔着栅栏向那些病人大声喊叫——“好朋友，给我把被窝暖热吧，我不久也要来了——”但是，我们最近来的排长胡珀，嫉妒那些人舒服生活，“希特勒会把他们送进煤气室去熏死，”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两样东西。”
我们在仲冬时节开进这里，那时，我带来的是一连身强力壮、充满希望的士兵。我们从沼泽地区调动到这个码头时，人们都说我们最终会开往中东。日子一天天逝去，我们清除积雪，平整练兵场，我看到士兵们由失望变成了听天由命。他们贪婪地闻着煎鱼铺里的香味，竖起耳朵听工厂的熟悉的、和平时期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伴奏声。现在每逢休假日，他们就没精打采地站在街道拐角上，看到军官走近就侧着身子溜掉，生怕一敬礼，让军官看到他们带着新情人逛大街而丢脸。在连部，有一大批条子要求小额借支和照顾假期；天刚蒙蒙亮，到处都是泡病号的士兵的诉苦声和牢骚满腹的阴郁面孔和呆滞眼神，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而我，照规矩本来应该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可是，我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在这里，原先把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已经提升走了，继任的是一位年轻的，不那么和蔼的人，是从别的团调来的。在战争爆发时一起受训的那批志愿兵，现在留在食堂里的不多了；他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差不多都走光了——一些人因为伤病退伍，一些人提升到别的营里，有的进了参谋部，有的志愿当了特工人员，有一个在野外靶场上不小心被子弹打死了，有一个受到军事审判——他们的位置都由应征士兵取代了；现在，军官餐厅休息室里不停地播放着无线电节目，人们在饭前喝很多啤酒；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这会儿，我在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老起来。每天晚上我感到浑身僵硬、疲倦，不愿走出营地；我养成了独占某几把椅子和某几种报纸的习惯；我经常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不多也不少，听完了晚上九点钟的新闻马上上床。我总是在起床号前一小时醒来，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对军队最后的爱消逝了。它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的。留在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的某天，当我在吹起床号前醒来，躺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凝视着一片黑暗，一边听着四个同屋人深沉的鼾声和梦话，一边心头反复考虑着当天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把两个伍长的名字登上参加武器训练的名单了吗？在假满归队这一天，我手下超假的人数又会是最多的吗？我能够委托胡珀把一班候补生带出去勘察地形吗？——当我在黑夜里躺着的时候，吃惊地体会到我心里有某种东西，久病不愈，已经静悄悄地死亡了，就像一个丈夫可能感到的，他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突然认识到对于他一度爱过的妻子不再有什么热情、温柔或敬重，和她在一起不感到快乐，没有取悦她的愿望，对她可能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想什么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没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对于遭到不幸也不自我谴责。我清楚地知道婚姻幻灭的单调乏味的境界，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上述的境界，从早期的苦苦追求直到现在，如今我们之间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规定的冷冰冰的义务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了。我亲自演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场戏，发现早期的小小争执愈来愈频繁，眼泪更少感染力，和解不再甜蜜，直到产生了一种冷漠的心情和冷淡的批评，使我愈来愈相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我原来的爱人。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不老实的调子，我学会了忧心忡忡地留心听有没有这种声音；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茫然的、忿恨的、难以理解的眼光，我看到她那自私的、抿得紧紧的嘴角。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了解一个日复一日地共同生活了三年半的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邋遢习惯，施展魅力的手段，她的嫉妒和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神经质的动作。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迷人的力量，我看出来她是一个和我志趣不相投的陌生人，过去我一时痴迷和她不能分离地结合起来。
所以，在军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完全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我会继续服役，但是对此我只是默默地接受，毫无热情。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早晨九点一刻在附近铁路支线上车，把剩下的口粮放进军用背包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已经率领一支小先遣队走了。连里的东西头一天已经收拾好了。胡珀被选派去检查营房。全连于七点半列队集合，帆布军用背包都摆在营房门前。一九四零年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早晨，我们错认为派我们去保卫加来。打那时起，我们一年要换防三四次；这一回，我们新上任的指挥官正在进行一种不平常的“安全”表演，甚至麻烦到要我们把制服上和运输工具上的标志统统摘下来。这是“极有用的战争状态训练，”他说，“如果我发现有营妓在那头等待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泄密了。”
厨房的炊烟在晨雾中漂浮，营房驻扎在那里，就像一个迷宫，由许多线路构成，描画在一个未完工的房屋建筑设计图上，仿佛是最近由一群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似的。
“代号为‘绿鳕’的发掘物在二十世纪市民奴隶团体和继之而起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环。在这里，你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会修建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却被一个处在最低发展阶段的人种蹂躏了。”
我想，未来的权威们可能会那样写。我回过头去问连的军士长：“胡珀先生来过吗？”
“长官，今天早晨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们去到那间已经搬空了的连部，在那里我发现，做好营房设备损坏表后，又打破了一块窗玻璃。“夜里风刮的，长官。”军士长说。
（一切损坏都可以归之于这样的原因，或者归之于“工程兵的演习，长官。”）
胡珀来了；他是一个肤色发黄的青年，留着个背头，从前额起没有分缝，带有单调的英国中部口音；他来连队已经两个月了。
士兵们不喜欢胡珀，因为他不太内行，他有时会对着大家叫着个别士兵的名字下口令，比如喊：“乔治，稍息，”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差不多到了钟爱的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刚到饭厅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新来的上校和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他这个人还不了解。他在饭厅休息室里已经喝了几杯杜松子酒，有几分醉意，这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
“赖德，那个青年军官是你连里的人，对吗？”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上校，”我说，“早就该剪了，我一定设法让他剪了。”
那位上校又喝了几杯酒，开始打量胡珀，一面出声地说：“天啊，现在他们竟把这样的军官送给我们！”
那天晚上，那位上校似乎总也忘不了胡珀。吃完晚饭，上校突然大声说：“在我原来那个团里，如果一个青年军官这个模样，部下死活也要把他的头发剪短的。”
谁都不理碴儿，而由于我们没有反应，好像惹恼了那个上校。“你，”他转身对A连一个老实的青年士兵说，“你去拿把剪刀来，把那个军官的头发给剪短了。”
“长官，这是命令吗？”
“这是你长官的希望，而长官的希望我知道就是最好的命令。”
“很好，长官。”
就这样，在冷淡的困惑气氛中，胡珀坐到椅子上，这时在他的后脑勺来了几剪子。理发开始时，我离开了休息室，后来为了他受到的待遇我向胡珀道了歉。“这样的事，在我们团里是不常有的，”我说。
“啊，别难受，”胡珀说，“我经受得住这点儿玩笑。”
胡珀对军队不抱幻想——或者确切地说，他看待宇宙万物都像隔了一层雾，迷迷糊糊。他看军队，也和看那层迷雾一样，不抱什么特别幻想，他尽了一切努力要求推迟服役，之后，他被迫勉强进了军队。他说他接受兵役就像接受“麻疹”一样。胡珀决不是浪漫的人，他小时没有追随过鲁珀特亲王的骏马，也没有坐在克珊托斯河身的营火旁边。我到了某种年龄，除了听诗歌朗诵（我们老师介绍的使大人小孩泪如雨下的关于坚忍不拔的印第安人的插曲），不流一滴眼泪——而胡珀却常常流泪，但是他从来不为亨利在圣克里斯平节日发表的演讲、也不为色茅霹雳的墓志铭流一滴泪。他们给他讲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战争，却详细地讲解了文明的立法和近代工业改革。那些战场，如加利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颁多、班诺克平、龙塞瓦利斯和马拉松——还有亚瑟王倒下的地方，以及成百个这样的古战场的号角声，即使目前在我万念俱灰，看破一切的精神状态中，这些古战场的名字还是越过漫长的岁月，以我童年时代听到的清晰有力的声音，依然召唤着我，但是胡珀听了毫无影响。
虽然他这个人我连最简单的任务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他，他却很少发牢骚。他过分重视“效率”，凭着有限的一点商业经验，他有时谈到军队薪饷和供给情况，以及“一个人一小时完成的工作量”的效用，并说：“在商业上，他们可逃不脱惩罚。”
他睡得很熟，而我却睡不着，心里烦得很。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几周里，我觉得胡珀成了英国青年的象征，因此，我一读到报上公开的演讲，说本来需要什么样的青年，世界要靠青年，我就会拿胡珀代替文章里泛指的青年，然后看看是否合适。这样，我在起床号前黑暗的时间里，有时会默默地沉思着：“胡珀群众会”、“胡珀招待所”、“国际胡珀合作”、“胡珀宗教”。胡珀是这一切事物的最可靠的试金石。
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起刚从“军官训练队”来时，胡珀的军人气概变少了。这天早晨，他背着全副装备，看起来很不像个样儿。他像跳舞似的，滑行过来向我立正，举起戴着羊毛手套的巴掌对我敬礼。
“军士长，我要对胡珀说话……哦，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叫你去查营房的。”
“对不起，我晚了吧？我匆匆忙忙把装备收拾起来。”
“那就是你要勤务兵的目的吗？”
“嗯，严格地说，我想是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有事要干。如果你待他们这种人不好，他们会用别的方法来报复你。”
“嗯，现在去查看营房吧！”
“好咧——啊。”
“天啊，别说什么‘好咧——啊’的吧。”
“对不起，我的确想要记住。我刚才是顺口说出来的。”
胡珀走了的时候，军士长回来了。
“长官，指挥官刚走上这条小路，”他说。
我出去迎他。
指挥官猪鬃似的红色小胡子上凝聚着点点水珠。
“嗯，这儿一切都清点好了吗？”
“好了，长官，我想已经好了。”
“你想已经好了，你应当知道是不是好了。”
他看到破了的玻璃窗。“这块玻璃登上营房损失表了吗？”
“长官，还没有。”
“还没有？如果不是我看到的话，不知道这块玻璃你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去。”
和我在一起他就不自在，他的吵嚷大都是由于怯懦，但是我并不因此变得好一点。
他领我去小屋后面的一段铁丝篱笆旁边，这段篱笆把我的地段和运输排的地段隔开来，他轻巧地跳过铁丝篱笆，走向一个长满荒草的沟，这条沟一度是那个农场上的界线。他在这儿开始用手杖刨地，像一只用嘴拱地要吃地下菌的猪那样，一会儿就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他刨出了一个垃圾坑，爱整洁的士兵喜欢这种垃圾坑：笤帚把，火炉盖，锈了的水桶，袜子和一块面包，同纸烟盒和罐头盒一道埋在酸模草和蛇麻草下面。
“看看这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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