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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留守女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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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她初中毕业就在闽东的采石场上班，那里出产的玄武石全国有名。福建每年都有好几次很大的台风，台风一来，那里就会出现塌方和泥石流。有一次，她被泥石流冲走了，被掩埋在了乱石堆中，人们寻找了三天，还是没有她的踪影，他们放弃了继续寻找的希望，并通知了家人。没有想到，第四天她竟回来了，她是从乱石堆中爬出来的。她全身血迹，走路摇摇晃晃。
还有一次，她和老公开着十轮大卡车把石头家具送往内蒙古，他们在沙漠中迷了路，又被狼群包围着，狼打碎了玻璃，他们坐在驾驶室里，一人手持一把刀，对着破碎的窗口。沙漠的午夜，滴水成冰。他们背靠背，用体温取暖，还要防备从窗口闯入的野狼。天亮后，狼群散了，一队路过的军车救出了他们。
然而，我想不明白，从死亡绝境中走出的这对夫妻，现在已经拥有了金钱构筑的幸福，为什么还要分别，一个远在天涯，一个凄零海角。
阿莲住院一个星期，那个星期里，我每天夜晚都去医院陪着她。
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女性，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
她在一间小小的但是很温馨的病房里治疗。那间病房里只有一张病床，还有一张可以躺倒休息的长沙发。护士小姐每天早晨会来更换床单，打扫卫生。
漫漫长夜里，她一直在挂吊瓶。看着瓶中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流入她的体内，我相信她的体力在一点一点恢复，她的力量也在一点一点增强。她躺在床上，长长的、褐黄色的头发披散在枕边，像乱云飞渡。一张多么漂亮的脸蛋，那么娇媚，那么精致，又那么苍白，没有血色，让人怜惜。
我伸开手臂，放在床上，她的手放在我张开的手掌中，她的手指纤细苍白，手背上的血管也能看得很清楚，她闭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像一个孩子。我们就那样，我的手掌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很久很久都没有放开。
有时候，我给她朗读小说，有我写的，也有别人的。听到入神处，她就会心地笑了，说，读书真的是一种享受啊，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好好读书。很羡慕你有这么高的学历，这么多的知识。唉，钱再多也没有用处，钱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我很感动，第一次听到有一个女人，把知识看得比金钱更重要。
她说，你如果能是我的老公，该有多好。
我想起媚娘也曾经这样说过。我认为自己长得并不帅，我面相凶巴巴的，长发披散，身材太过健壮魁梧，完全就像一个行走江湖的侠客。我走在大街上，倒很羡慕人家那些身边依偎着一位小鸟依人般女朋友的白面书生，斯斯文文，身材修长。可为什么她们都要这么说，是因为她们都是可怜的无所寄托的留守女人，还是她们本身就喜欢像我这种强悍的男人。
阿莲说，男人的相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体贴的心。女人需要什么，还不是需要有一种安全感。
七天后，阿莲出院了，从病床上走下的阿莲形销骨立，脸颊塌陷。原来穿的一条绷紧屁股的黑色裤子，现在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她的眼角出现了两道细若蚊足的皱纹。
七个夜晚的相处，突然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走出医院大门，我们手拉着手，叫来了一辆出租车。
2005年的夏天，福州似乎前所未有地炎热，火红的太阳悬挂在城市的上空，懒得一动也不想动。柏油马路几乎就要被晒化了，脚一踩上去就黏黏的，让人难以自拔。空气中有千万条火蛇在蹿动，叮着人裸露的头皮，钻入人的衣衫中，让人感到恐惧疼痛。大街上一片死寂，一片沉闷。街巷中少有行人，不多的几部车子也是懒洋洋地驶过，车窗玻璃反射着让人头晕目眩的阳光。阳光下的一切都无精打采，都有气无力，都在垂死挣扎。没有风，风只在遥远的天边吹拂。
天气炎热，能够淋浴又能享受空调，还能享受特殊服务的桑拿城里，生意出奇的好。
阿青常常会打电话来，在电话中向我诉说着她当天的见闻。在那家能够容纳上百名小姐的桑拿城里，各种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上演。她在电话的那头咯咯地笑得花枝乱颤，而我在电话的这头痛苦不堪。桑拿城是大款们的销金窟，阿青那么漂亮，那么抢眼，在那种男人们都裸露出自己最原始本能的地方，每天会有多少人用色迷迷的眼光盯着她，每天会有多少人在心中打她的主意。
2005年的这个夏天，我和阿青的感情也像这个季节的温度一样，一路攀升。那时候，我还一直觉得我和她只是兄妹之情，我还幻想着会在福州遇到媚娘。
那天黄昏，阿青打电话约我去迪吧。我答应了。
在那家据说是全福州最豪华的迪吧里，我和阿青坐在墙角里，很闲适地喝着饮料，看着舞台上一会儿一个男子在弹着吉他浅吟，一会儿一个女子在拿着话筒低唱，等待着正式节目的开演。
夜晚九点，迪吧里人头攒动，不时有穿着非常暴露的小姐从身边走过，短小精悍的衣服仅仅遮盖着胸脯和屁股，皮肤雪白，显然长时间缺乏阳光照射，她们的脸上都画着浓浓的艳妆，眼睛妩媚而明亮。她们统一高大丰满性感十足，一走路胸前就波涛汹涌。她们在人缝中走来走去，放荡十足，向每一个观望她们的男子抛着媚眼。人群中，还有那些又高又帅的男子，他们统一穿着深色的西装，雪白的衬衫，打着红色领带，喷洒着定型水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他们脸上没有胡须，或者刮净了胡须。和那些像母鸡一样到处寻窝下蛋的小姐不同，他们安静了许多，也矜持了许多，他们或端直地站着，或斜倚着栏杆，但眼睛却都在人群中扫描。阿青告诉我说，那就是传说中的鸭子。
突然，音乐声由平缓转为激越，咚咚的鼓点震撼着人的鼓膜，舞台上的灯光全亮了。色彩斑斓的光柱旋转着扫过人群的头顶，又扫过人群的头顶。人群中传出一大片女声尖锐的叫喊，争先恐后，不约而同。那些激动的女子一起高举起双臂，人群中一片手臂的树林。节目开始了。
二十一 那晚是我第一次走进福州的迪吧。以前，我喜欢的是静静地呆在酒吧的一角，静静地呷着有点苦味的咖啡，或者有点辛辣的酒，慢慢地清点着自己的心事，期待着会有一场艳遇出现。而那晚，我才知道了，福州还有这样别具一格的夜生活。
今天回想起来，那晚长达几个小时的节目我大多都忘记了，只记得舞台上一个男子的表演和一个女子的艳舞。
丰满的舞女走到我的面前，突然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阿青，她笑了笑，露出两个雪白的尖尖的虎牙。然后，继续向前走去，最后坐在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大腿上。中年男子惊惶失措，举起双手，连忙扭过头去。舞女嘻嘻笑着，一手拉开男子的裤子拉链，一手掏男子的腰包，男子大喊“不不”，人群中一片嬉笑声……
舞女又走上台去，向全场观众送过飞吻后，一摇一摆地走向后台。我听见主持人—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子介绍说，她的名字叫阿莲。
在南方，阿莲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我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有多少女子叫这样的名字。
2005年的这个夏天，我和阿青相依为命。福州虽大，我们却如同生活在空旷浩瀚的沙漠中，经历家庭变故和感情打击的我们更加珍惜共同拥有的时光。就像在漫漫寒夜中一样，我们倚靠着互相取暖，互相安慰对方，等待着温暖和幸福的曙光染白东方的天际。
一个月后，当我去闽北一个小县城采访时，因为暗访脱衣舞，我遭到了黑社会的追杀，终于死里逃生。
那次采访时，在街边靠墙搭建的一顶帐篷下，我正在用一大碗拌粉干津津有味地填充着自己饥肠辘辘的肚子，突然听到了从饭摊前路过的两个当地农民的对话，一个年轻的给年长的介绍说，一家宾馆的顶层现在正在上演脱衣舞，好看得不得了。职业的敏感迫使我放下饭碗，悄悄地尾随他们，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好线索。
没走多远，就看到了一座五层楼高的宾馆，门口叉腿站立着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头发染成了黄色，穿着裤脚很宽的牛仔裤，显得流里流气。几个一看模样就是当地农民的男子急急忙忙地跑进宾馆，一步两级台阶地向上攀越，嘴里遗憾地念叨着开演了开演了。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一直爬上楼顶。在四面由木板遮挡的简易房屋门口，只要交10元钱就可以进去。一名三十多岁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女人在收钱。
走进木板房，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房间里拉亮了电灯，窗户全部用厚厚的被子遮挡得严严实实。由木板搭就的简易舞台上，五名女子全身赤裸，在音乐声中，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双腿劈叉。她们的动作居然配合默契整齐划一，显然训练有素。台下静悄悄的，每个人都睁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巴，忘记了说话，头随着她们在舞台上的移动忽而向左，忽而向右。
脱衣表演持续了几十分钟。
我穿过走廊，走进厕所，从墙壁上方的小窗口看到观众都下了楼梯，卖票的中年妇女和那几个充当看守的男子也不见了。我悄悄地溜出来，又走进了那间小木房里。用布帘隔开的后台，杂乱不堪，换好了衣服的女孩子或躺或坐，一个个表情木然。某个舞台上裹着轻纱的女子已经换上了牛仔裤，坐在最外边的木箱上，她双腿修长，异常漂亮，却眼含忧伤。我悄悄地说，我是记者，我能帮你吗？她疑惑地望着我，突然流下了眼泪。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她急急擦干泪水，又恢复了刚才的呆滞表情。我看见她的脖子后有一块青色的伤痕。
我站起身，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踱着脚步。一个脸上有着伤疤的男子走进来，他蛮横地抓着我的衣服问，跑这里干什么？我故作轻松地说，想认识你们的小姐，她们出台吗？那男子推了我一把说，出去出去。唾沫星溅到了我的脸上。
我走下楼梯，看到每一层都有几个面目可憎的男子在把守。他们看着我，目露凶光。
走在小县城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心中一片怆然。各种叫卖声将这个正午炒成了一锅黏粥，手扶拖拉机冒着滚滚黑烟开来，人力三轮车摇摇晃晃远去，人们都在忙碌着，可是他们知道吗？就在他们身边的那幢楼里，有几个女孩子正在受着黑恶势力的控制……
然后，我找到在那个县的线人，他本来给我提供的是一家企业改制而被贱卖的事情。我说，救人要紧，我要救那些女孩子。他很不乐意，我说，我是记者，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而袖手旁观，我会违背自己的做人准则和职业道德，我会一辈子感到良心谴责。
我决定去报警。
我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危险很悲壮的事情，也许我会在这里被打被杀，黑社会做事从来不讲江湖规则，他们杀个人就像杀只鸡一样随便而轻率。我突然很想念阿青。
我拨通了阿青的电话，她很赞同我的想法，一再叮嘱我，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和她随时联系。我心中一阵温馨。对于一个弱小的女孩子来说，她不能帮我什么，但是只要有她的牵挂，我就很幸福很满足了。
下午，我找到了警察。
警察听了报警说要组织警力，要我等着，说，等会儿和你一起去。你带路。足足等候了十几分钟，警察才说，好了，一起去吧。然后下楼，门口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顶上的警灯蒙着一层尘土，车上还有两个冷若冰霜的警察。
面包车启动了，他们问我，是哪里？向哪边开？我说了那家宾馆的名字，他们说，没有听说过。我奇怪了，小小的县城，屈指可数的几家宾馆，作为警察的他们居然没有听说过。
我只好用左右的方向来指挥着这辆像个哮喘病人一样摇摇晃晃声音很响的面包车。刚才在院子里，我发现了好几辆本田和桑塔纳警车，而他们就要偏偏使用这辆举步维艰勉为其难的面包车。
县城不大，十几分钟就走到头了。面包车在那家宾馆的门口停下来，我带着警察爬上楼顶，然而，那木屋里已经人去房空。地面上只残留着慌张搬迁时的破凉席、臭袜子、擦拭过的卫生纸。
那个警察很生气，他盯着我问，人哪？人哪？你举报的人哪？
我还能说什么。那些女孩也许现在就被藏匿在宾馆哪个房间里，也许正被那些打手看管着，但是我还能说什么。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惧。我想赶快离开这里，离开县城，离开他们管辖的这块“一亩三分地”，越快越好。
我说，我要走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还请你们把我送到我住宿的宾馆。我说，现在他们肯定已经盯上我了，你们必须保护我的安全。
二十二 我孤立无援，我恐惧万分。
面包车只把我送到通往我所住宿宾馆的岔路口，就再也不愿向前开了。他们说，郊外有一起打架事件，他们要去处理。然后，掉头，一溜烟地消失在县城纷纷扬扬的尘土中。
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宾馆。我必须抢在黑社会知道我的居住地前离开这里。冲进三楼的房间，我抓起背包，一步三级台阶地跳到一楼。经过一楼一间正在打扫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宾馆门外走进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脸上有伤疤的男子。我闪身进了房间，示意清洁工别吭声。我听见他们被前台服务员拦住了，他们报了我的房号，说是我的朋友，然后就上楼了。我急忙跑出宾馆。
然而，站在大街上，四顾茫然，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看不见的令人恐惧的杀机正在步步逼近，而我却无法逃遁。
我只能跑进一条小巷，一条脏兮兮的满身泥巴的小狗追着我叫，我一脚将它踢翻了，它夹着尾巴很委屈地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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