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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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著名的尺缩效应、钟缓效应和质增效应。尺缩效应说，如果有把尺子放在你面前，当它高速运动时，你会发现尺子缩短了。钟缓效应指高速飞行中的时钟，其时间相对于地面的时钟会变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质增效应，此处按下不表。　
　　甚至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陡一听见这些说法时，还会认为不合情理，因为它们实在有违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的证明很复杂，此处略去。　
　　作为“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续篇、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的第五篇短论文“物体的惯性是否决定其内能？”，证明质量和能量可以互换。这篇论文的伟业是那个永垂不朽的公式：Ｅ＝ＭＣ２。　
　　因了这五篇论文，历史学家从此将１９０５年称作“ａｎｎｕｓ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奇迹年。这本来是称呼牛顿的１６６６年的，现在变成了１９０５年的专用名词。　
　　谁能解释这个平庸了２６年的犹太青年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超级科学革命成果？　
　　后来的哈维医生没能解释。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也无法解释。　
　　我们只好把它归结为天才。　
　　天才虽然已经完成了物理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但对物理学界来说，连个教授都不是的爱因斯坦根本就是个物理学青年，而且是游离于专业圈子之外的业余物青。我们咸以为科学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准绳”的，但实际上科学界经常“以门派为依据，以资历为准绳”。爱物青提出的相对论，出生伊始就广遭物理学家强烈质疑，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汤姆生勋爵和凭“以太”实验而名动天下的迈克耳孙教授（该木头脑壳直到１９３２年还在奋力寻找早已证明并不存在的“以太”）。这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大腕儿团结起来口诛笔伐，必欲置相对论于死地而后快，可以想见爱物青的研究环境多么艰难。祸不单行，爱物青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此时出生，家庭负担骤然加重。大腕儿们不无幸灾乐祸地看到，这个宣称钟表会变慢的离经叛道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为家里没有钟表而苦恼。　
　　内外交困之下，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０岁的爱因斯坦突露峥嵘：他决然辞去好不容易熬来的二等技术专家职位，道别唾手可得的丰厚退休金，出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往苏黎士大学就任非教席教授——只拿课时费、在学校事务中无任何发言权的教授，等于临时工，其地位连现在的讲师都不如。因此，他的辞职令专利局领导大发雷霆：“吃什么豆腐！”——人家根本认为他在拿领导开玩笑。　
　　看历史时，这几行字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只有当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面临同样抉择时，才知道爱物青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断。　
　　　
　　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的梦想。他不仅为此辞职，还于１９１１年远赴布拉格，终于在这个美丽城市的德意志大学里混上了有职有权的教席教授。　
　　非常幽默的是，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失败让爱因斯坦如此耿耿于怀。倒不是学生们听不懂相对论（当然他们也经常听不懂），而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奇才的风格非常不适合教学。他的板书之烂，估计放在２００５年中国的非重点大学都会直接被教务处严重警告。他思想的跳跃性像所有天才一样奇大，往往从东山琉璃直接说到西山猴子，有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即沉默半个小时一语不发，有时又抓住某个问题大发感慨，旁枝逸出，离题万里，同时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完全把神圣的教育战线当成他天才思想的跑马场，不仅严重影响课程进度，导致学生无法顺利拿到学分，而且跟不上他思想的学生也觉课程味同嚼蜡。是以，上课的学生总是越来越少，不久就门可罗雀。　
　　爱因斯坦的授课风格直到他退休也没改进，教学效果从未改善。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有幸在普林斯顿听过他的课。他老人家后来在北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根本没怎么听懂，算是保持了科学家对事实的基本尊重。不过，爱因斯坦后来却勇夺“名誉教授”称号获得世界冠军。虽然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课上得巨烂，可他们却都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巴巴儿地上赶着授予他“名誉教授”。　
　　因此，当教授，课不一定上得好。此为普世真理。　
　　１９１２年中，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亲批爱因斯坦辞去德意志大学教职，因为，认定他不够博士标准的苏黎士ＥＴＨ突然发现了他的科学才能，以优厚条件延聘他为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５日，爱因斯坦返抵苏黎士，终于能够随时与格罗斯曼探讨广义相对论。　
　　　
　　ＥＴＨ突然给爱因斯坦发聘书，并非偶然。“奇迹年”之后七年，爱物青的才华终于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ＥＴＨ招聘爱因斯坦，还是个囤积居奇的意思，所以他们只给了一个区区教席教授。与普林斯顿相比，ＥＴＨ显然小了格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德国科学领袖普朗克１９１３年亲赴苏黎士专邀爱因斯坦去柏林，开出的条件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终身教席教授，年薪１２００马克，并出任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　
　　普朗克这趟出行显然算过八字。１９１２年，刚当上教授的有妇之夫爱因斯坦，爱上了拖着两个女儿的离婚表姐罗爱莎（Ｅｌｓａ　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　
　　罗爱莎住在柏林。　
　　我们从伟人传记中知道，红颜知己常常是天才远走天涯的理由。一生对红颜无情寡信的爱因斯坦，独向罗爱莎低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威廉二世亲自批准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１２月７日，爱因斯坦正式宣布接受普朗克邀请，于１９１４年４月初前往柏林，并且一住就是１９年（１９１４—１９３３）。柏林因他而一跃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重镇，连美国人都说：“全世界１２个懂相对论的人有８个住在柏林。”　
　　　
　　但是，从家庭生活来看，爱因斯坦的柏林１９年不仅平庸，简直可称失败。　
　　德国作家尼菲在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说，爱因斯坦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他的首任太太是塞尔维亚数学家马蜜娃（Ｍｉｌｅｖａ　Ｍａｒｉｃ　１８７５—１９４８），那可是全欧洲高校第一个数学女生。当时爱因斯坦被爱情冲昏了头，虽遭全家坚决反对，但搞到专利局的饭碗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娶了她。二十一世纪有刻薄的人在网上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马蜜娃虽然并非博士，但没几年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１９１３年他写信给罗爱莎说：“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单独呆在一起。对于这种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　
　　那时罗爱莎还是情人，所以她经常能收到爱因斯坦这样的文字：“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只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也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地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的痛苦只在于无法拥有。”　
　　一次夫妻吵架后，爱因斯坦愤而出走。在马蜜娃请他回家时，爱因斯坦在一张满是图示和计算公式的纸上给她罗列了一系列苛刻条件：　
　　你要负责：　
　　１）将我的衣服整齐地放好；　
　　２）一日三餐送到房间；　
　　３）我的卧室和书房收拾整齐，尤其注意，我的书桌只让我一个人使用；　
　　…………　
　　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温情，也别指望我指责你……　
　　当马蜜娃屈服之后，爱因斯坦在第二封信中又写道：　
　　　
　　因为我不想失去孩子，并且也不想他们失去我，确切地说，也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准备搬回去住。毕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和你仍旧保持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是做不到的。它将是合乎绅士规范的商务关系（ｌｏｙａｌｅｓ　ｇｅｓｃｈａｅ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Ｖｅｒｈａｅｌｔｎｉｓ），所有私人事务都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一方会正当行事，学会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样对待你。　
　　　
　　大部分《爱因斯坦传》“非常震惊于这些‘苛刻条件’和‘冷酷无情的话’”。　
　　这有什么好“震惊”的？这不是典型夫妻打架的气话吗？未必我们自己跟老婆打架时没说过同样甚至更过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所有这些“震惊”，都是因为大家“觉得爱因斯坦是个圣人”。　
　　其实他不是。而且他说了一辈子自己不是。可惜我们不招耳朵听。　
　　１９１７年初，爱因斯坦在柏林肝病胃病齐发，差点了账，多亏罗爱莎殷勤看顾才从鬼门关中爬回。病好之后，罗爱莎升格为“不能解雇的雇员”。　
　　可以入选“警世通言”的是，罗爱莎刚转正，待遇立马一落千丈。论到对待爱人，爱因斯坦比席勒可差远了。他连丁点儿感恩之心都没有。嫁给爱因斯坦之后，单是为教他习惯使用牙刷、梳子和肥皂，罗爱莎就奋斗了整整一生，而其收获是爱因斯坦的火冒三丈。在柏林，有一次爱因斯坦给罗爱莎写了个纸条：“如果我让你如此倒胃口的话，那就去找个合你胃口的男朋友吧！”落款是：“你的邋遢鬼阿尔伯特”。　
　　不过，纵观爱因斯坦的所有女人，罗爱莎肯定最适合做爱因斯坦太太。卓别林曾这样描述：“她是个身宽体胖的女人，生气勃勃，非常乐于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并且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　
　　罗爱莎陪爱因斯坦从柏林浪迹世界，直到普林斯顿。她比马蜜娃高明的是：她从头到尾给了爱因斯坦无限的“婚姻自由”——这“婚姻”和“自由”要分开来读，即“他们俩婚姻之中爱因斯坦拈花惹草的自由”。这自由甚至开始于他们结婚之前。在他俩结婚前一周，爱因斯坦还在为到底是娶罗爱莎还是娶她的长女伊尔莎而伤脑筋。当时罗爱莎不仅知道爱因斯坦的为难，她甚至还主动让爱因斯坦任意在自己和女儿之间选择。　
　　婚姻自由的另一个例子是，婚后爱因斯坦爱上了一个朋友的侄女、已婚少妇倪贝弟（Ｂｅｔｔｙ　Ｎｅｕｍａｎｎ）。罗爱莎发现之后特批爱因斯坦每周去见她两次，“省得他总是偷偷摸摸的”。这段罗曼史的结局与绝大多数婚外恋一样：一旦情人获得自由，她就失去了吸引力。１９２４年倪贝弟离婚，爱因斯坦赶紧给她写了一封信，语气跟所有相同处境的情夫一样：“如果我不是身陷泥潭的话，你就不用再找了……找一个比我年轻１０岁、并像我一样爱你的人吧。”　
　　此后，他们的联系戛然而止。　
　　　
　　罗爱莎的战术显然是正确的。爱因斯坦，这个令全球起码十分之一女人朝思暮想的男人，居然从结婚之后就没离开过她。当然，没离开并不等于言听计从。罗爱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爱就很令爱因斯坦烦躁。他曾在信中说：“你竟然胆敢来信对我进行医学说教？还像个一贯正确的医生样神气十足地命令我雨天游泳，晴天跑步？……我已下定决心，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我将服从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的日常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散步了。不幸的是睡眠也无规律，如此等等。”　
　　令人对健康生活方式丧失信心的是，生活方式十分健康而且比爱因斯坦年轻三岁的罗爱莎，最后却比爱因斯坦早死了２１年。　
　　爱因斯坦对穷人、弱者和被压迫阶级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不仅长久感动着整个世界，而且远超一般科学家所为。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好像连我都比不上。他有两个私生女，第一个系与马蜜娃婚前所生，后来据说被送回塞尔维亚，而且就此不知所终。爱因斯坦在名满全球、叱咤风云的三十多年之间，从未做过任何努力去寻找她的下落。第二个私生女是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正式移民美国之后与一名纽约舞女所生（彼时罗爱莎还健在），名叫伊夫琳。对她爱因斯坦也是不闻不问，最后大儿子汉斯不得不暗中接管了这个同父异母妹妹的抚养责任。据说直到伊夫琳成人，汉斯也没告诉她，爱因斯坦是她爹。　
　　爱因斯坦的小儿子最后殁于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　
　　纵观爱因斯坦一生，他只对一个女人自始至终充满温情。这就是２００４年新鲜出炉的“爱因斯坦的女人”——范图娃。　
　　２００４年２月，在翻找如山资料时，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人员非常偶然地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约翰娜·范图娃（Ｊｏｈａｎｎａ　Ｆａｎｔｏｖａ）的个人档案，包括她本人在五十年代亲笔用德语写就的６２页日记。在范图娃去世之后２３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杂志发表了这部日记。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惊艳爱因斯坦最后的爱情。　
　　这个比爱因斯坦小２２岁的美人儿来自布拉格——全球第一个聘请爱因斯坦为讲席教授的美丽城市。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相识第一次见面在１９２９年的柏林。１９３９年，范图娃只身移民美国，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考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管理学院，后来又在他帮助下任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这部开始于１９５２年的日记给世界留下了爱因斯坦最后两年生命的绝对隐私。日记说，世界各地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给爱因斯坦写信，而爱因斯坦经常亲笔回信。有个母亲写信向爱因斯坦索取七个签名，理由是她想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