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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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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陈书目录序】
《陈书》六本纪，三十列传，凡三十六篇。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论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矣。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
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唐令目录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员定职官之任，以府卫设师徒之备，以口分永业为授田之法，以租庸调为敛财役民之制，虽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几乎先王之意矣。后世从事者多率其私见，故圣贤之道废而苟简之术用。太宗能超然远览，绌封伦而纳郑公之议，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故能及此。而当是之时，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类，尽其道，则唐之治，岂难至于三代之盛哉！读其书，嘉其制度有庶几于古者，而惜其不复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纪者，论之于此焉。
【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
《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余，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说苑目录序】
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三篇，与旧为十有八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曰：
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当于理，故不得而不论也。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孔子之徒三千，其显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独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及回死，又以谓无好学者。而回亦称夫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又以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其精微之际，固难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无失于其间也，故曰“学然后知不足”，岂虚言哉！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忘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盖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闻其政，而子贡以谓非夫子之求之也，岂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岂不得之有命哉！令向之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择其所学，以尽乎精微，则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岂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学者之戒也。故见之叙论，令读其书者，知考而择之也。然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与夫患失之者异矣，可谓有志者也。
【鲍溶诗集目录序】
《鲍溶诗集》六卷，史馆书旧题云《鲍防集》五卷，《崇文总目》叙别集亦然。知制诰宋敏求为臣言，此集诗见《文粹》、《唐诗类选》者，皆称鲍溶作。又防之《杂感》诗最显，而此集无之，知此诗非防作也。臣以《文粹》、《类选》及防《杂感》诗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藏《鲍溶集》，与此集同，然后知为溶集决也。史馆书五卷，总二百篇。欧阳氏书无卷第，才百余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馆书所无，今别为一卷，附于后，而总题曰《鲍溶诗集》六卷。盖自先王之泽熄而诗亡，晚周以来，作者嗜文辞，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诗尤清约谨严，而违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误谬，又著其大旨以传焉。臣巩谨序。
●卷十二·序九首
【李白诗集后序】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
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历商於，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迫致之。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材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范传正为白墓志，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叙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
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
【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讳回。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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