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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3年第6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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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在信中畅谈荷尔德林之余，也没有忘记礼貌地问高尔基一句：“我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我估计高尔基是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心中的诗歌偶像的，就像他同样不可能理解茨维塔耶娃本人一样。正如荷尔德林注定将被歌德与席勒所忽略（他给席勒写信，席勒却未回复），高尔基也一直把茨维塔耶娃视为异类，不仅不屑于回信，而且在其他场合攻击茨维塔耶娃的才华是扭曲的、歇斯底里的——“对待语言是缺乏人性的，千方百计地歪曲它”。有什么办法呢，他也只能关注到诗人那杂乱无章的语言材料，而无法透视到在其背后藏匿的那富于神力的灵魂——世人认识一个天才的过程，比上帝创造一个天才的过程还要漫长，还要艰难……
茨维塔耶娃跟高尔基谈荷尔德林，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好在，她同时也是为了弹给自己听——至少，她感动了自己。
荷尔德林不仅感染了茨维塔耶娃，而且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大诗人里尔克——或许正因为同气相求，茨维塔耶娃才能跟终未谋面的里尔克缔结通信的友谊。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用翅膀彼此相互接触。他们原本拥有一样的翅膀。里尔克极其关注被埋没了一百多年的荷尔德林作品的整理工作——当其出版之后“也许找不到一个比《杜依诺哀歌》的作者更肃然起敬的读者，里尔克在那几个月写的作品无一不留有读这本诗集留下的痕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里尔克1914年9月间写的那首献给荷尔德林的诗歌——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荷尔德林追随者在我们熟识的二十世纪语言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最伟大的见证之一”。（霍尔特胡森语）里尔克把荷尔德林视为德国诗坛的一项伟大成就，荷尔德林的那种“粗糙搭配”的形式法则恰恰与里尔克自己的形式设想严丝合缝。或许，茨维塔耶娃对此也颇有同感。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是荷尔德林在二十世纪遇见的两大知音！
无知的我，最早知晓荷尔德林的名字，还是因为中国诗人海子的一篇文章。海子在自杀前，写过一篇《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我很好奇：究竟有谁，值得这位后来在山海关卧轨的年轻诗人如此眷恋？或许，悲剧性的诗人才可能跟荷尔德林靠得很近吧。但真正接触到荷尔德林的诗篇，我像发现了一块被遗忘的大陆，它越是荒芜，带给我的感受就越是丰富。在后人的挖掘中，荷尔德林体现的不是喷涌而出的清泉，而是如夜色般沉积的博大的矿藏。他带给你的远远不止是简单化的惊奇——同时还令你肃然起敬，仿佛窥探到了远古的神迹。在海子心目中，荷尔德林乃至梵高都属于另类的诗人，他们流着泪迎接朝霞，光着脑袋画天空和石头，让太阳做洗守卜—这是一些把宇宙当作庙堂的抒情诗人。“把宇宙当作一个神殿和一种秩序来爱。忍受你的痛苦直到产生欢乐。这就是荷尔德林的诗歌……这诗歌的全部意思是什么？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海子眼中的荷尔德林，实际上有他自己的影子。但也可以说，海子身上，有着荷尔德林的影子。就像黑格尔、海德格尔、里尔克、茨维塔耶娃，都曾经被荷尔德林的影子感召过。
我最偏爱荷尔德林的这—段诗句：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
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
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我觉得荷尔德林一直在行走，在黑夜中，在人群中，在诗篇中行走。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也正是通过他，我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是什么。
假如说歌德是德意志诗歌的白昼，荷尔德林则是黑夜。前者的清醒和后者的昏暗，孕育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难得。因为黑夜的跋涉与幻想是无法模仿的。
绝途
江 堤
一
人类总在一条通向绝境的道路上奔走着，这条道路，我将它称之为绝途。比如说三皇五帝都死了，老子、孔子、庄子也死了，他们的事迹也渐渐消失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大部分只能称“传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在他（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确切的，慢慢地变得模糊，到了某一个极限就消失了。过去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除了几本史书，哪里还能找到痕迹呢？而那些可怜的史书，某—天也将消失。
世界按照逻辑运转，一切都有定数。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叫‘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所以我说的“想起”，其实是一种谎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真理。谎言加真理等于精神，这是一个新的定义。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精神”不死的人，就是永远被人想起的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但也是相对的。人类能够活F去，大概因为有这种相对的精神存在。
从人类修辞学的角度去看，任何精神都值得铺陈，但对于现实的意义却不大。
屈原在我们这个时代，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精神在——个很小的范围很少的群体中间活着。比如我在某一个绝望的夜晚，因为某一件事突然想起他；而在另一个夜晚，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也要投水自杀了，脑子里一定也会有他的影像。由这一类人构成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地域无关，只与灵魂有关系。又比如，在泪罗，或者在秭归那样的地方还有屈原的祠堂存在，人们在端午那样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种吃食、某一条龙舟与这么一个人有点关系，相信灵魂的人会到祠庙祭拜，由这一类人形成的群体，是民间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基本上处在河流丰富的南方，而在吃面食又缺水的北方，这样的群体很脆弱。
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屈原的故事，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比如某某领导宠信某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领导有了新宠，旧宠就像敝屣那样扔掉了。屈原的故事就是新宠跟旧宠之间的故事，换一种说法，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
如今官场小说如渺渺浩水一样泛滥，其流行的主题，在屈原的时代已经形成，里面的基本信息，比如贪污、色诱、弄权、进谗，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很多花样，只是现今的花样变得更奇巧，手段更先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然如果把屈原的故事仅仅解释为争宠的故事，那些原本形而下的学者，可能会用形而上的口吻对我进行批评。因为即便争宠，也还有目的的异同，以及精神立场的异同，有神圣之宠和非神圣之宠的分别，有爱国心之宠和非爱国心之宠的偏差。历代学者都将屈原的争宠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斗争，这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这种描述，尽管有擦亮自身的成分，但却充满了理性。因为爱国是人类共有的主题，是人类普遍所能接受的一种情怀。有人为国而战，有人为国而死。屈原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为国而死的故事。至于历史风景的内容，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神，宽恕死亡的人。死亡，是一种精神解脱。设若屈原不死，他也挽救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精神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自杀，成就了屈原，也是屈原对中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屈原在他的时代，像一匹困兽，发出过惊天泣地的叫声，但他没有在他的时代摇撼出惊人的波浪。寂寞的深潭，在吞噬投掷它的石块之后，连声音也被吞没了。
万物都在宁静中入睡。
宁静就如一本书，就如《史记》。
宁静与寂寞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后世知道的屈原，都是从《史记》中来的。
《史记》让屈原在绝途上静静地卧伏着，那里有供屈原惊骇的灵魂短暂休息的卧室。许多人去到他的卧室参观，拜伏在他的毁灭方式之中。
屈原之后，为寂寞而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文化人前仆后继。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末途的年代，战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楚国也行将就木。屈原生活在楚怀王的阴影里，他在朝中担任一个叫任左徒的官职。由于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常常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君王相酬酢。楚王很宠信他。
做了高官，而又得到君王的过分宠信，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是屈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猜想他在言语之间也多少会流露出志得意满。
当时的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也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嫉妒屈原的才华。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屈原自己也想把稿件当面交给楚王，以求得更高的赏识。他犯了低级的错误。（要是屈原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低级错误一定不会重犯，因为现在的人都知道做一些讨好上司的事情，比如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上上司的名字，或者有权的同事的名字，而那些要名的上司或者同事也会提醒你，他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大凡现在合著的书，排名在最末的一个，一定是真正的作者。）屈原得罪了上官大夫，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面前毁谤他，说：“大王指派他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每当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他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上官大夫的话虽然是谗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打开历代那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的文集，里面不乏自我卖弄的言辞。清代沈德潜替皇帝写诗，按理说写了就算了，可他不甘心，后来自己出诗集，硬是将给皇帝写的诗也收了进去，这自然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忌讳。你的诗歌让上司看中了，从此以后，你逢人就说那诗歌是我写的，你跟上司的关系自然变成了落叶与秋风的关系，只有在寒风中呜咽发抖的份。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你的上司命令你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只得忍气吞声地写，切记别跟人说某某上司的毕业论文是你写的。
屈原的心，是像太阳那样悬在高空的，离现实很遥远。屈原对于楚王被小人迷惑，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以至于邪恶伤害公道，正直的君子不为小人所容，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所以作《离骚》，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怨愤。”在官本位的时代，口头上发发怨愤已经是犯忌了，写成文章泄愤那就更犯忌！
于是，屈原被放逐了。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是对于楚国还是极为怀念，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朝中，继续忠君爱国，担当挽救楚国的颓势的重任，但这些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一样继续在顷襄王面前攻讦屈原，导致顷襄王拒不采纳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免去了屈原的所有官职。现在已经缺乏历史材料，我想那个时代打屈原小报告的人一定还有很多，甚至极有可能是顷襄王亲自读到了屈原的文章，才会对这个本已流放在外而过气的臣子，采取削官夺职的做法。
不管如何高尚的心灵，都是有灰尘的。他们在苛刻地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样对自己充满了苛求。太阳不可能将无与伦比的爱给他们，因而也就不能洞察他们内心绝望的部分。
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屈原在湖湘的大江大泽边流浪，徘徊于绝途，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且行且歌，—脸色憔悴，形容枯稿，一副落魄诗人的样子。有位渔夫看见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屈原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细细想来，屈原的话很偏激，就像是指摘上天用太阳照亮天下所有的人，惟独将他放在黑暗里一样。古往今来，讨：多人将这句话作为人生高尚品格的追求，但没有人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成分。他的偏激，让他否定了一切，让他在绝途—I：愈行愈远。他作了一篇《怀沙》赋，说：“我抱持着高洁的品质，竟然这样孤独寂寞。伯乐已经死了，有谁能辨别千里马呢？……世间污浊龌龊，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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