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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地狱里的温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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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谈到精神分析对发生认识论的阐释，并非偶然。本来，精神分析与发生认识论并无直接联系。然而，精神分析似乎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发生认识论原则，去理解人的人格及命运。在精神分析内部繁多的学派之间，无论是传统的弗洛伊德学派，还是持有文化相对论的新弗洛伊德学派，无论是阿德勒、弗洛姆、霍妮，还是莱恩、罗洛·梅，还是哈特曼、艾里克森，都无一例外对儿童期予以高度的重视。关于儿童早期经验与人格发展及人之命运的关系，整个广义的弗洛伊德学派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让我们有可能相对准确地认识卡夫卡童年经验中的丰富内涵，把握他的人格，理解他的命运。不知是否由于历史的巧合，两位与卡夫卡同时代、同国家、同属犹太人的精神分析大师为我们理解卡夫卡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位大师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弗洛伊德筚路蓝缕，阿德勒则以巨大的勇气和真诚发动了对他的叛逆，使精神分析运动开始向人之存在、生存和生活问题的深处突进，然而历史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相互支持，而且最终是殊途同归。在这场精神分析向〃生活世界〃的挺进中，另外两位与卡夫卡〃有缘〃的历史人物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其中一位是与卡夫卡缘份极深的克尔恺郭尔，他是卡夫卡的精神先驱和同路人；另一位则是奥地利犹太人，比卡夫卡晚生一年的奥托·兰克，他被弗洛伊德视如亲生儿子，是精神分析运动创造性的天才和传人。当代重要思想家Ｅ·贝克尔在他的辞世杰作《反抗死亡》中对上述人物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他的工作表明，主要由于这些人物的重要贡献，在生存论（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学三大思想源流之间，已经形成意义深远的〃人学综合〃，这一综合提供我们关于现实世界中人之存在、生存、生活及其意义的丰富思想，使我们得以在人类文明的背景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深刻探索和理解人类个体的人格和命运之谜。参见E·贝克尔：《反抗死亡》，林和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事实上，《反抗死亡》一书（包括贝克尔的其他工作）正是这一〃人学综合〃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生存论〃一词见下条注释。这一〃人学综合〃，也是我们理解〃卡夫卡问题〃的宝贵钥匙。
第二节 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
由于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兰克等人的奠基性工作，精神分析运动中产生出一门重要的学科：生存论心理学。它是精神分析和生存论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用生存论心理学的眼光来分析卡夫卡的情况，就会得出这样基本的结论：主要由于父母的疏离、父亲的粗暴和母爱的缺席，卡夫卡自幼陷于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之中，那就是所谓〃存在性不安〃。关于这一问题，生存论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分裂的自我》一书作了专门的论述。R·D·莱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生存论〃及〃生存论心理学〃，参见该书〃初版序言〃第一页译注①。关于〃存在性不安〃这一术语的含义，参见该书第三章及第28页译注①。此外，本书将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存论心理学〃一词。在本书中，〃生存论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论及的〃人学综合〃同义。
在一般情况下……生理的诞生以及生物学上活着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婴儿就会获得生存意义上的诞生……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都毫无问题；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他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要是这样，个体就获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坚固的核心。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页。
如果个体获得了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那么，通常的生活环境就不会构成对他自身生存的持续威胁；反之，个体就会感到持续的、致命的威胁，并形成存在性创伤，产生存在性不安。个体会感到自己生活在不确定、不安全甚至危险的世界中，他将感觉不到自身内部稳固的一致性和内聚性，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份和自由意志，也无法相信自身的真实、美好和价值。莱恩：《分裂的自我》，第31－32页。这样的人将变得十分脆弱，变动不居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身体都会成为对自我的威胁。甚至如加缪所说，〃偶尔见到一块染血的手帕就想到死〃。
问题在于，存在性安全感能否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通常的生活环境〃之外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即童年期生活环境。在《分裂的自我》中，作者通过一位精神病患者痊愈后惨痛的自白，对这一点作出了感人至深的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那时母亲爱他，……否则他会感到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会感到自己从未降生。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毁。只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由于我儿时的自我从未被爱过，因而我本已破碎。要是你在儿时给我爱，你就给了我完整的人生。
莱恩：《分裂的自我》，第172－173页。
的确，没有正常的童年，就没有存在性安全感。然而，这位患者多半尚未达到精神分析的深度，看到悲剧更深的根源，那就是上一节所说到的原始存在。也许，远在她所能回忆的时光之前，她的命运就已经被什么因素基本上决定了。就童年期环境的反常及其〃临床后果〃而言，我们无法在这位患者与卡夫卡之间作出直接的比较，然而，后者的情况至少同样令人震惊。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忡，以至我对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淡漠了。……不过，这倒也是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取决于我应为我独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很自然的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逐渐伛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胃，这使得我从此对什么都感到忧郁不欢，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时……我竟从肺里咯出了鲜血，对这次咯血，在舍恩博尔恩宫的那幢寓所……当然可能要负相当的责任。《卡夫卡小说选》，第542－543页。［注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样一类概括性的〃自我论断〃并非自《致父亲的信》开始。1913年是卡夫卡第一次〃恋爱高潮年〃。在这一年他经历了无比复杂的心理冲突，也写下了一系列典型的〃自我论断〃：我内心世界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日记。见Franz Kafka；The Diaries；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London：Schocken Books；1948。以下未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
对人的这种恐惧，我从来都有，并非真正恐惧他们本身，而是恐惧他们侵扰我羸弱的天性。连最亲近的朋友走进我的房间也会叫我深感恐怖，这一点，并非只是上述恐惧的象征。……［至于］办公室［的工作］？有朝一日摆脱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然而，某一天我会因无力承受而只好放弃，这种可能性倒绝不能排除。就此而言，我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十分可怕。1913年6月26日致菲莉斯。
读日记令我感动。是否因为现在我没有了丝毫的自信？对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虚构。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现在只感到生活的压力。我看不到意义，一片虚空。……1913年9月19日日记。
类似的案例表明，卡夫卡的存在性创伤十分惨痛，他的存在性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在整个的一生中，他都将被各种形式的存在性不安所追逐，他人、自己、工作、噪声、病痛等将使他饱受折磨。而所有一切非人的创伤和不安，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在他的童年，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深深刻进他生存的躯体。
事实上，理解卡夫卡问题的许多重要线索埋伏在第一章中。从呱呱坠地到五岁左右那些至为关键的年龄，卡夫卡这个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孩子，本来就生存在一个〃存在性不安〃的背景之中。准确地说，从一开始，从婴儿期，由于母亲对父亲的〃全日制〃奉献，卡夫卡的〃原始存在〃就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原发性〃创伤。在这一基础上，父亲的粗暴、专制、野蛮以及母爱的继续缺席，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背景中的中心因素，它们与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一道共同决定了卡夫卡的命运。
关于父母直接导致的创伤，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简要的讨论。在奥－匈帝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在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在那〃肮脏的犹太旧城〃之内，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为生活而拼搏。毋庸强调，他们自己本来就处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无论是作为曾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还是作为犹太人、尤其作为极其孤立的〃捷克德语犹太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抑或作为商海沉浮中提心吊胆的小老板，他们必然时时受到各种不安因素的袭扰。而由此造成的冲击，很容易转嫁到他们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儿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对童年时代的有限回忆中，总要提到父亲的商号在月底结帐时全家的〃不安〃，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结帐将告之一个月的努力到底换来了什么，这对刚刚艰难起步的父母，无异于一次例行的判决，让他们惴惴不安，并让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亲试图从小就向卡夫卡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生活中，对大多数人都不要相信。据卡夫卡回忆，当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无一不被父亲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这样不信任人是毫无道理的，……于是乎，在我的心灵深处，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卡夫卡小说选》，第536页。儿童是学习的天才。当父母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时，儿童会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出来，并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这时，如果父母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来理解自己，并对孩子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行为标准，并用粗暴的手段强制执行，孩子就会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母的主观上大都希望能够〃挑起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且大都认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
第三节 死亡恐惧
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缘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Ｅ·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关于死的观念〃。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二章。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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