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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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８００元，但我只交家中５００，其余３００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春节期间，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笑着问：‘怎么你也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老舍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　
　　林斤澜又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吴祖光一直记着这句话，临死前一年还说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回在一个古玩店，发现有吴祖光的字画，他却买下来，还给了吴祖光。吴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凤霞不要离弃他，给他写信。”　
　　林斤澜说，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从维熙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长春》发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写农村生活一隅。后来批判时，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艺》上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林斤澜说，老舍对待沈从文也有类似的情况。　
　　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１９６６年，浩劫初起，老舍也写检讨，也受批斗。依林斤澜那时的资历，批斗“敬陪末座”。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别人说些什么林斤澜不知道，老舍对林斤澜还是说艺术！小说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对我说，从十几年的交往中得知，他说的个别人，指的就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林斤澜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的老舍，回忆亲见的老舍的临终，他以为这一天是重要的。因为老舍次日出走、死在太平湖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叙述。林斤澜说，文化大革命，全国血淋淋，是从北京文联开始的。文联存在造反派派系斗争，有人叫来了一个自称高干子弟的侯文正。他是北大毕业生，原想分配到北京文联，文联不要。所以此人一来，就热闹了。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文联大门那儿：“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那一天，他打了不少电话，叫人到文联大院里来。北京女八中的一群学生也来了，十五六岁，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一律宽腰带，带铜扣。　
　　老舍在门廊转角处，看骆宾基的大字报《谩骂决不是战斗》，看后不由得找人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招呼，立即走开。林斤澜这时站在门口台阶旁边一个没有花的花坛上，扭着身子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要说话，他看了这张大字报忍不住不说话，可是到头来却是这样一番通聊：　
　　“您——”老北京对“您”和“你”的区分，从不含糊，老舍平时讲究咬字吐音。这时“您”字出口又拉长，变成“您”和“你”的混合。　
　　“您——你，怎么样？”　
　　林斤澜不知老舍指什么。老舍手抚胸口，林斤澜明白了。林斤澜曾因冠心病发作昏厥过。林斤澜说：　
　　“还好。有一个四川名医给了一种小药，还顶用。”　
　　老舍问道：　
　　“小药？什么为君？”中医中的主药称君。　
　　“三七。”林斤澜答道。　
　　老舍眼珠上翻，思考状：　
　　“三七……止血，又化淤……白药里有它……抗美援朝的时候，挺起作用……您——你——”老北京对后辈，不能称您，这确是特殊处理。“不觉得，力量，大吗？”沉重沉痛沉思着说：“受不受得了哇？”　
　　这时，工人诗人李学鳌从廊道里出来，他想不到人心惶惶的时刻，这一老一青竟公然站在门口轻松对话。——这时杨沫高血压复发，瘫在里屋。草明闪来闪去地躲。李学鳌连忙收脚，转身，往回走。明是回避，转身时情不自禁地一笑。这种会心的笑法，当时人间已经消失，因此林斤澜记忆深刻。　
　　到了中午，骄阳似火。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会议室，看见长的短的紫皮沙发透着阴凉，欢叫一声。原坐在沙发上“学习”的走资派作家们，赶紧让开。主持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个老病号）过来，叫女红卫兵起来，出去，这里要锁门。女红卫兵不理，有的说沙发是修正主义，有的说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气，冒火，可也无法。他噔噔噔往外走，走到门口，站住，对着廊道，大吼一声：　
　　“开会！！”　
　　开什么会呢？林斤澜认为当时无会好开，女红卫兵的事也不是开会能解决得了的事。可是浩然吼出来的的确是“开会！！”因此也让林斤澜记忆深刻。　
　　吼罢，浩然又只好噔噔噔走了。　
　　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罢车，不替他开了。老舍只好到院子门口对面，一个“斤饼斤面”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老舍右臂略弯，大烧饼由两个指头拎着走回。没有人搭理，所有的人都用眼角盯着他，盯着他那两个指头拎着的大烧饼。老舍的口型，像是哼着什么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　
　　林斤澜说，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叫人名，叫口号，嘶哑声，轰隆声，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荀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啧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　
　　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下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萧军从小练拳棒，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女红卫兵扑将过去，摘下铜扣腰带，七手八脚，劈面乱打。萧军倒下了。　
　　中年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　
　　“要文斗，不要武斗。”　
　　本是经典语言，却不灵。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林斤澜说，“文革”中管桦全程没有被揪出来，完好无损，盖人缘不错，并且后面有靠山。　
　　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　
　　“服打不服罪。”　
　　后来又用帆布大卡车揪一批人到“国子监”去。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还有骆宾基、端木蕻良、田蓝、金紫光、张季纯、江风等六人。傍晚回来，老舍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女秘书刘君利。老舍的办公室明亮宽敞，窗下对放着两张两头沉办公桌，靠里三面一圈长短沙发。老舍头包白绸水袖，白绸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在地上。　
　　林斤澜说，老舍的女秘书刘君利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她的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而已。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到老舍进屋，在沙发上落座，立马对上滚开的开水送到老舍手里。　
　　这回老舍头包水袖，蹲着，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像他一生写不厌写不败的，老北京胡同里拉车的、卖大碗茶的、唱戏的……老了，潦倒了，靠墙根蹲着晒太阳。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点名批斗老舍。老舍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上午和林斤澜一起聊天的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　
　　一个名叫高延昌的工人作家，当时红头红脑，一天都在人群中串。他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微笑，神色是“忍俊不禁”。这时仍然不见疲劳。　
　　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应声：　
　　“我揭发。”　
　　她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她说：　
　　“老舍拿美金，出卖小说剧本给美国。”　
　　林斤澜同我谈到这位女作家时，用温州话的“苦恣恶”三字形容她的品性。温州话“苦恣恶”的意思就是“又可怜，又可恶”。林斤澜笑着说：“她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她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女作家答道：‘美金。’”　
　　这时她揭发，女红卫兵得救，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　
　　“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　
　　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口号声起：　
　　“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　
　　只见六十七岁的老舍奋力呼叫，凭着浑厚的嗓音，让人听见一声两声：　
　　“我有话说……”　
　　“我没说完……”　
　　老舍从一天的委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只见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是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林斤澜说，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来了两位警察。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造反派的人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林斤澜说：“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　
　　从此，林斤澜永远不见老舍。林斤澜说，那一天，大家的思维都像麻将上的一张牌：白板。老舍走后，只见骆宾基说道：“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另一位操胶东口音的老“走资派”，人称老倔头，接嘴道：“我几道几几有罪，可我几道几几不几反革命。”一个青年造反派喝道：“什么几巴几巴的，解散！”于是大家便回家。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林斤澜这句话，我以为同样值得研究。林斤澜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那位女作家固然有责任，但她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　
　　２００３年３月，诗人邵燕祥在温州活动，回京时我送他到温州机场。谈到政治死人的事，他说自己和王蒙他们后院没有起火，而老舍、郑君里后院起火。　
　　林斤澜说，老舍之死，最大的原因还是“工具论”，老舍是“工具论”的牺牲品。建国之后，老舍紧跟政治，积极配合，所以高层非常看好他。人民艺术家、劳动模范、语言大师，衔头多多。他在单位的架子很大很大。他给报刊写文章，甚至附上一句话：“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北京要拆城墙的时候，老舍居然同彭真当面争论：“拆了干吗？在外面盖不就行了吗？”但，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运动太多，老舍的笔力也不够，也吃不消了，疲劳了，跟不上了。原来的好“工具”没用了，锈了。没用而且锈，因此他慢慢地被冷落，被遗弃了。北京文联的事他也做不了主了，基本上是书记和秘书长说了算。他早被架空了。赵大年写过一篇散文《怀念老舍先生》，他称呼老舍“二爹”，因为他们都是满族，两家又是世交。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虽然没戴上帽子，却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故乡北京。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老舍这位北京市文联主席，想在文联或文化局给我找个工作，不成；他拄着手杖亲自领我到北京人艺，恳切地说：“我送这个侄子，来给你们当文艺学徒，搬布景”，还是不成。二婶告诉我：“老舍是个空架子，没权。”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拔白旗差一点儿拔着了老舍。１９６５年，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居然发表不出去。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几次对文联机关的人说：“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　
　　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老舍有一天回家，微笑却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他在苦闷之中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居然把信转给了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劳动。”林斤澜曾听老舍亲口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林斤澜说：“老舍和沈从文同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