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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1期-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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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明枪来自敌方，暗箭来自党内。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我觉得，作为作家，一方面，林斤澜少年的学养不及汪曾祺。汪曾祺有一个宁馨、怡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气氛很能“养”一个艺术的人。而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母亲忙着家庭，父亲忙着学校和社会，虽然在外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文学”，那也是一些浅表式的“说书”。外祖父的妹妹鲁文是个画家，和马孟容、马公愚熟识，她喜欢林斤澜，但也没有手把手地教。“七·七”事变，林斤澜刚刚读完初中三年级便走上社会，这时的汪曾祺已在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汪曾祺辗转淮安中学、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在盐城）、私立扬州中学（迁至高邮）“借读”，硬是把整个中学读完。这以后，１９３９年，夏天，汪曾祺由上海转道香港、越南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老师中有三位优秀的五四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１９４０年，林斤澜抵渝，两年后，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三年，说是读书，可林斤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那里的老师也“厉害”，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林斤澜回忆说：“梁实秋教我们《西洋戏剧史》。他讲课只管自讲，从来不问不答。讲到英国说英文，讲到法国说法文，讲到德国说德文。板书也一样，黑板上满是洋文。梁实秋不管学生懂还是不懂。”——林斤澜的意向是学写剧本，这方面没有叫人顶礼膜拜的老师，林斤澜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可也学得泛而不专。不像汪曾祺，把文学艺术的底子打得非常坚实。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汪曾祺离社会较远，几近井底之蛙，家庭和学校，差不多是他少年和青年的全部空间。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练达人情、洞明世事，是远远不及林斤澜的。
１９６１年，国人仍然饿肚，郭小川好心，叫林斤澜和刘真到西南去，汇同沙汀、艾芜，明里是“深入生活”，暗中介绍信有“借食分会”云云。概半年时间。临行，林斤澜拜别沈从文，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林斤澜当时纳闷，这两句话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的后来才明白，“走万里路”还不是说的经历、经验和经受吗？２００４年３月，林斤澜在温州永嘉，傍晚喝酒，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
“走万里路”也好，“读万卷书”也好，都会在个人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更会在作家的作品中打下烙印。
四十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七年，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６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住过，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从文“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
已是一个非常率性的人。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他说，“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里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在《自报家门》、《我是一个中国人》、《西南联大中文系》、《我的创作生涯》中反复引用《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
汪曾祺说：“这写得实在非常美。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汪曾祺还说“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汪曾祺所引是儒家的吗？不是。儒家用仁义道德规划人、驯服人，是非常入世的。孔子生气、赌咒、发誓、骂人，与陶渊明是一类人吗？“吾与点”的例子之所以醒目，恰恰是它的悖儒，是儒家的羊圈里养着一只可爱的老庄的小狗而已。陶渊明悔恨入世，有诗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又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出世确实是他真实的思想，他当然不是儒家的。
汪曾祺是近道的，儒也有一点，佛也有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林斤澜可完全不是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八十年代以后作品发挥的感情，是林斤澜内心真正的感情。他社会使命感很强，人民观念很强。林斤澜的精神和情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生。这话是说大了，可是你细细读遍林斤澜的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找不到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来。汪曾祺给人感觉很温馨，他也“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林斤澜则迥然，他表面笑眯眯，像一尊弥勒，可以在平常日子里表现得什么都无所谓，样子似乎挺散淡；他可以在语言艺术上表现得“语不惊人誓不休”，在小说构思上表现得常人难以理喻的“惨淡经营”，可文章的“核”都是“入世”的。换句话说，他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他的“核”。这个核，也就是作品的灵魂。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表面上作愤世嫉俗地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世像混沌，世间污浊，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觉，或者惊愕，或者悚惧，都是给世人或后人的长远钟声。他采用的不是诉苦、愤悱和怨谤的方式，他不动声色，所多是在艺术中把“血淋淋”撕给人看，叫人感叹。
汪曾祺逝世以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老头儿汪曾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爸爸写东西习惯一次成型，最多改过一遍。但也有例外。他的《寂寞和温暖》文末就注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六稿。一篇小说写了六遍，在爸爸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家人审查的结果。
《寂寞和温暖》并不是爸爸主动要写的，而是家里人的提议。当时描写反右的事情的小说很多，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影响都很大。妈妈对爸爸说：“你也当过右派，也应该把这段事情写写。”在家里，妈妈绝对是说话算话的一把手。爸爸想了想，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我们一看：怎么回事？和其他人写的右派的事都不太一样。没有大苦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小说里沈沅当了右派，居然没受什么罪。虽然整她的人也有，关心她的人更多。特别是新来所长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显然是从爸爸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儿找去？纯粹是爸爸根据自己的理想标准生造出来的。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右派题材看齐，苦一点，惨一点，要让人掉眼泪，号啕大哭更好。“老头儿”倒是没有公开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写完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审”了，只好由他去了。
在这段很诙谐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你在《温暖和寂寞》中，见不到作家把知识分子的痛楚昭示世人，见不到反右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他的子女解释道：“爸爸仍然觉得，人们以前受的苦受的罪已经不少，现在好不容易过得自在一点，实在没必要再把那些陈年老账翻腾出来，弄得大家心里憋屈难受。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因此，无论是写旧社会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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