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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1期-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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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对林斤澜还有话：“友梅那个东西，是通俗小说！”
叶兆言说：“高晓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汪曾祺有这个“表示”吗？我以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在汪曾祺眼中，好友林斤澜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不会在《十年十癔》（１９９６）出版之后“表示”吧，也不会在《矮凳桥风情》（出书在１９８７年５月，其中《溪鳗》发表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号《人民文学》上）出版之后“表示”吧，倘若之前，这个表示的确是正确的。——在林斤澜，高晓声也是好友，互相位置孰高孰低他还真不计较，但读者应该是明白的。我认为，林斤澜是从《溪鳗》开始，才算找到自我，才建立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后来他当然在高晓声之上。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的一天，汪曾祺在温州的洞头对我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
李陀说：“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１９８２年写得《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两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游人于寂寞中突入灵山，只觉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汪曾祺的《桃花源记》的确好，但陶渊明的美丽童话怎能替代？汪曾祺的《岳阳楼记》就弱了。他还有一篇《故乡的野菜》，是《钟山》杂志命的题，我以为汪曾祺没有输给周作人。与前人比一比，输还是赢，“那有什么！”
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不少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
汪曾祺就说李白洒狗血，“那有什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每有诗成，总说：“某某看到这首诗，肯定气死。”——文人张狂一点，我以为有可爱处，问题在于是你有没有资格张狂。张狂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汪曾祺是有这个资格张狂的。至于如深山挥汗开石的石匠的那种文人，一辈子默默攀登艺术大山，荣辱皆忘，那当然算是可敬的。
汪曾祺在《小说创作随谈》中写道：“在北京有个年轻同志问我：‘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
汪曾祺的这句话，我以为是随便说说的。他一辈子当然读了“古今中外”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他的继承性是明显的。
汪曾祺在《谈风格》里又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沈从文的影响，当然是明显的。
在《两栖杂述》中，他还提到少年时“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和戴名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这可不能小看，这对他写作的影响（特别是写作的基础）肯定是很深远的。“桐城派”是中国散文的集大成者？熏开创者为方苞。方苞继承了谁的风格，归有光！这一派讲究“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要求语言“雅洁”，可却相对不重内容（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是个例外）。大体来说，汪曾祺与“桐城派”是相当合拍的。汪曾祺的语言成就之所以登峰造极，当然主要和他用心古文有关。汪曾祺的内容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离奇怪异，多日常，多平易，多轻淡，多抒情，多亲切，下笔细腻，可在“桐城派”，主要是归有光那里找到神韵。
对于沈从文先生，不必多言。沈“崇青绿”。沈从文“投奔自然，他的翠翠、爷爷、渡船都是自然的色、自然的声、自然的形，连那黄狗也没有名字，自然而然叫做狗。虽然作家不会明说‘天人合一’，却明显着太古的和谐，原始的人性的美。”（林斤澜语）
汪曾祺“踩着沈的脚印，可以说亦步亦趋……师徒两位都认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师徒两位也有区别，汪曾祺并“不遁入自然，扭头人间搜索美，培植人性……走笔生命的欢乐，生活的健康，生爱生情的飞跃飞腾……”（林斤澜语）
沈从文比汪曾祺多了一层沧桑和厚重，师徒小异而大同。
汪曾祺是有“根”的，这根非常明显。
林斤澜无“根”。年轻起步的时候，林斤澜当然是有选择地读书，有模仿，或膜拜；后来，就没有了。林斤澜的读书，还真是“古今中外，乱七八糟”。林斤澜师承了谁呢？他的作品像谁的？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把他的代表作搬出来，《溪鳗》、《李地》像谁的？《哆嗦》、《黄瑶》像谁的？《井亭》、《门》像谁的？谁都没有像。
李陀曾说：“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会有一些变化，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规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我每欲写点分析文章，但都因自己语言学及语法学知识不够而掷笔作罢。”
作为艺术，“笔笔有来历”当然容许，但特色鲜明、个性强烈，独扛一面旗帜，当更加可贵。林斤澜小说风格前无古人，而且很可能是后无来者。
我第二次（或说末次）见到汪曾祺是在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是温州市瓯海区请的。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半个文人，写得一手好字。他托林斤澜组织北京的名家采风瓯海，凡十来天。温州的洞头县知道这件事，借光把他们拉到洞头去，观百岛，品海鲜，共三天。邵燕祥、唐达成、姜德明、蓝翎、赵大年、母国政、陈世崇、陶大钊、傅用霖，汪曾祺夫妇和林斤澜夫妇，另有谢冰岩等四位书法家。陈建功忙，先是迟到，后是早退。我作为瓯海区文联的副主席，全程陪同，贴身照顾（主要是照顾汪曾祺夫妇）。
汪曾祺这一回很虚弱。脸更黑了，走路已不踏实，宾馆外出时，几次是我蹲下把他的鞋带给系上。有一次，洞头宾馆下楼梯，他一手扶栏杆，我搀着他另一胳膊，不想他在我一脚悬空的时候打个趔趄，我立马踏好步，赶紧扶住。真把我吓苦了。——我不是相师，但几天后我对林斤澜说：“汪先生的寿命不会超过三年。”２００４年５月，林斤澜在温州，我还说起这件事，还说我家有张照片，照片中有汪曾祺疲惫孱弱的身影。林斤澜执意要看，看了后摇头，无声。我说：“汪先生是食道静脉曲张出事，倘若不在这儿出事，也会在别的地方出事，总要出事。”
林斤澜无言，样子似乎表示同意。
林斤澜比汪曾祺只小三岁，可身体状况悬殊。脸色红润，声如洪钟，说自己“贪吃”、“贪杯”。汪曾祺吃得很少很少，他喜欢花蛤，也就那么三五枚。有时我似觉得他要什么，忙给他夹两筷，他也吃不完。他是想喝点酒的，可医生禁令，夫人不许。林斤澜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给他倒一点啤酒。”我照办。汪曾祺天真地微笑，一会儿就把大半杯喝完了。少顷，我又悄悄给他斟上。夫人对汪曾祺说：“你不要喝。”我说：“他们都喝红酒，啤酒是饮料。”夫人没有理睬我，汪曾祺也没有看一眼夫人，慢慢把这一杯干了。林斤澜是这么说的：“一个一生喝酒的人，突然不让喝了，心理上接受不来，生理上也接受不来。”
汪曾祺笑对家人说：“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
邓友梅说：“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才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儿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叫他少量喝一点，要不老头儿就傻了……’”
刘心武有回忆文章更详细：“１９８２年，我和汪老、林大哥等人，应四川作协邀请，在全川兜了一大圈。二十多天里，我熟悉了汪老的为人处世。汪老嗜酒，但不是狂喝滥饮，而是精于慢斟细品。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涮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把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两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规律：平常时候，特别是没喝酒时，汪老像是一片打蔫的秋叶，两眼昏花，跟大家坐在一起，心不在焉，你向他喊话，或是答非所问，或是置若罔闻。可是，只要喝完一场好酒，他就把一腔精神提了起来，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寥寥数语，即可满席生风，其知识之渊博之偏门之琐细，其话语之机智之放诞之怪趣，真真令人绝倒！
瓯海区的首脑从心里尊重艺术家，给他们做贵宾卡挂在胸前，每回出行总是警车鸣道，呜啦呜啦。汪曾祺指着胸前的贵宾卡，笑说：“临老还要挨斗。”神情是骄傲的，满意的。有个晚上在瓯昌饭店联欢，安排歌舞之类，温州艺术家献艺。汪曾祺坐在老朋友唐？边上，竟也喉咙痒痒，站起来走到上方，接过话筒，唱昆曲《长生殿》。发声，力不够；猫腰，声音嘶哑……我捏一把汗，生怕出生命大事，可事实我是多虑，全场掌声热烈。汪曾祺蹒跚着下来，抬眼得意地瞅着大家。
汪曾祺在温州留下许多字画。他要露一手，他认为自己的散文比小说好，自己的书画比散文好，自己的烹饪比书画好。在温州不能烹饪，可他写字也不会输给书法家！当然，他觉得邀请方是真正出于尊敬，接待是真正的热情，他不能白吃白玩。一位政府领导人在车上刚说第一句话：“你们都是圣人！”只见汪曾祺立即大声接嘴：“一班蝗虫！”他不像某位书法家，写了三幅字，马上收拾自己的笔和印章，六亲不认地走了，好像两讫了。汪曾祺几乎是有求必应。可是索求的人真是多啊，有的是真正了解汪曾祺的，有的是转折听说的，有的是别人要他也要的，有的是先拿来再说，反正并不烫手。
温州书法家一沙索字，汪曾祺写下“恒河沙一粒”云云；有个当官的向他索字，他把南朝时在吾乡隐居过的陶弘景的名句给了去：“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是经过思索的。可是哪有那么多人懂呢？一天在小岛灵昆，汪曾祺画了一只像是灵昆地图的螺，边上题字：“东海灵螺”。岛上几个干部齐声叫道：“先生错了，先生错了，应该是‘东海灵昆’。”先生难过起来，脸一沉，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灵昆不像螺吗！”几个干部眨了眨眼。
汪曾祺的耳边是一片“汪老，汪老”声。汪老先是写字，写字要想词，够麻烦的，后来便画画。石头和竹，居多是菊花、兰草。一天夜十时，来了一个酒气熏天的人，穿税务制服，板着脸说：“给我张吧！”汪曾祺瞥了他一眼，说：“我不认识你。”来人说：“我刚才不是给你拉纸了吗！”汪曾祺看看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夫人。夫人觉得尴尬，笑中显出无奈。汪曾祺最后还是给他画了一张兰花，此人拉过就走，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便叫二位快快回去休息。汪曾祺对我说：“我给你画一张。”我说：“不用不用。”他坚持说：“画一张。”我说：“我到北京你家的时候，再给我画一张吧。”他认真地说：“你不要到我家，我不欢迎。”没有法子。他给我画了一幅菊画，题字道：“为绍国画”。
这时一位友善的主任过来，手拿一张单子，他受托要汪曾祺给一串头头脑脑写字画画。原先头头脑脑已约法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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