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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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的声音拿走了我全身的力量，使我又脆弱起来。这动摇了我。但是我生存下来了。我觉得很舒畅。

　　不久以后训练时，我跟詹姆斯和约翰一起练习。我们三人轮流转动，进入。我已经感到错位了，因为我是第三者。我觉得自己挡着道，不够格。我忍住了眼泪。今天会很艰难。詹姆斯问道：“要是你不每次三人对练都参加，而是过一会儿来一次，行吗？”我等着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应该清楚那不行。“你想每个三人练都参加。”他不耐烦地说。“是的。”我说道。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属于这儿，我知道我能做。此刻，我们都很愤怒，结果是，我们摔跤时，使出全身力气推、挤、拍、转。

　　训练结束后，詹姆斯问我怎么样，然后为拿我出气道歉。我说：“没事，我们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日子。”我们继续谈着话。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确实想说的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最近我认识到我得为自己做点事，”他说。“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是我需要一个能够挑战我的伙伴，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缘故。”他说。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生气的忍了很久的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来。“你为什么来？”他问。“你为什么摔跤？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可能就退出了。那是很难的。要是我对摔跤不完全当回事，”他说道，“我会把时间花在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要是我对摔跤不当真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在卡罗尔的心理学课上读的约里·格雷厄姆的一首诗。它让我想起了跟詹姆斯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和我对摔跤完全相同的感觉。

　　春天绿色原野里

　　充满渴盼的鸟儿

　　在下着赌注，这意味着

　　在我的果园

　　它展开了双翅

　　在一座愤怒的

　　蚁山上，将要收起

　　拢成鲜嫩的

　　温柏树一样黄色的

　　羽毛的山脊

　　一些细小而愤怒的　生命

　　就要与它共存，惊慌地

　　毫无疑问

　　飞向深邃的

　　天空

　　在这颗羽毛的行星上，

　　新的生命……

　　我们不清楚为何

　　它们这样做

　　有时候它们会接受　几乎一切

　　灼痛的东西，伸开

　　它们的翅膀

　　在煤炭之上，在

　　香烟头上，

　　甚至，错误地，在几块

　　碎玻璃上

　　与此同时碎阳光继续

　　抚摩着它们

　　仿佛那是爱……　……谁不想要

　　给自我

　　拿进某样灼痛的东西

　　或者割伤或徘徊

　　迷失在

　　身体之上？

　　——选自《理由的时代》

　　摔跤就如同把我的翅膀展开在蚂蚁、煤炭、碎玻璃上。那细小愤怒的生命是我发现的在内心徘徊的恐惧。那碎玻璃是有时候身体上的创痛，是身体疲劳的折磨、脱水。我想所有的摔跤运动员都面对着这些害怕和身体上的紧张。

　　摔跤是艰难的，它要求付出这么多。要把一个动作练对要有十二万分的专心和耐心。每个动作都要翻来覆去地练习，不仅仅是重复，而且要完美、准确无误。然后，当我们参加真的比赛，那动作似乎从来就达不到训练时那样的效果。一遍又一遍地我们尝试着把它做对，寻找着那个本能的时刻，我们的身体会知道该做什么，用精准无比的动作反击对手的进攻。这样发生的时刻跟其他时刻毫不相同。摔跤，以及我想其他任何值得努力做的事，令我们深深地潜入自己的心理，揭开我们在那里发现的抗拒。

　　但对我，还存在另一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摔跤帮助我意识到那还不够深。对我来讲，我在摔跤中所面对的害怕和痛苦，同样也是反抗人们指望女性拥有的传统行为和虚假关系带来的害怕和痛苦。约里·格雷厄姆的诗歌是说给我听的。有些天里，去参加摔跤训练就如同在一座有发自内心来自外部的害怕和抗拒的蚁山上展开我的翅膀。有些日子，在那个男性领域里说话或行动的努力，在那里我感到那样陌生。有些日子，这样的努力就跟在我身上的“许多细小愤怒的生命”一样折磨人。对我，摔跤是一个自己内心的不断推动，外表的不断推动，学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和与人联结的需要，学会把这些需要和感情带到外面跟（主要是）白人男性的关系里去。它把我移到了自己认知的边沿。　

　　我眼泪汪汪跟詹姆斯进行的两小时谈话是最早跟一名队友交流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机之一。在有些方面，詹姆斯对进哈佛摔跤队的目的的看法跟我大不相同。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目标，觉得该是他专注于自己为自己寻找机会的时候了。他察觉到了只是坐在那里，让事情在自己周围发生存在的危险。他很用功，自我推动，有自我动机。

　　担忧的眼泪流下了我的脸，可我说话的声音设法保持柔和。我在颤抖但决然的话语之间深深地呼吸，下决心要把想法全部讲出来。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困惑，犹豫，不明了，结交联系，我试着弄清楚我试图想说的话并思考如何把它讲给詹姆斯听。

　　很难，但我们真的都想互相理解。这是打开真正的关系的钥匙：这种想倾听的渴望和决心，真正地倾听从另一人心里发出的共鸣和振动，通过声音、语言、身体这个不完美的媒介。冒着仍然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努力去理解另一个有不同现实的人。

　　詹姆斯支持对世界抱客观认识态度。他说，这个世界会变得一切都很完美，要是每个人都为他自己而努力的话。要是我们不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会呢？这是他的推理。我同意。

　　但我看出了他对世界的认识中所缺少的东西，我试着想告诉他。他把人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遗漏了：涉及到个体和共同目标运转中的那种给予和索取。他担心，要是我们过多地去帮助别人，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让自己的目标服从于帮助别人的徒劳努力。我认为这是整个历史上女性被鼓励去接受的位置。在他的个人主义思想里，詹姆斯忘记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从同一个起点开始的，没有别人的帮助，我们常常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确，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价值观和满足感，至少对我来说，是能够帮助和教育别人。这种教育本身是个目标。

　　在詹姆斯的认识中，我在哈佛摔跤队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他认为赢得比赛是大学间体育运动的惟一真正的目标。然而他说：“我讨厌这么说……我觉得我有点屈尊的味道。”我非常尊重詹姆斯，也很高兴我们做了交谈。可我离开时感到不安、孤独和害怕。

　　接下来那周，在训练开始前，一只鸽子从开着的窗户飞了进来。鸽子拍着翅膀在天花板下飞着，停下来躲在一根高高的白色管子上，这在队友们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乔尔和其他几个人试着把它从窗户里吓跑出去。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鸽子在房间里飞了几圈。它被搞迷糊了，最后偶然发现了窗户飞了出去。我们把窗子紧紧地关上。每天的训练恢复了正常，我们开始在房间里跑圈。我对鸽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看到它被人在房间里追逐着赶出去，我感到还有比我更错位的东西。

　　几天后，训练时我大多数时间都站在墙边，几乎没有练习摔跤。第二天，我坐在宿舍里，哭了一会儿。室友阿莲娜在旁边听我哭诉。我无法送自己去训练。此前我训练一次也没缺席过。在冬天寒冷的黑夜里，我跑了八英里，跑过哈佛桥，沿着查尔斯河，从朗费罗桥过河折回。在我奔跑时，波士顿的街头灯光在我的泪眼后模糊了。我回来时感到了一种满足，我至少比单单站在摔跤房里靠着墙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但在内心我并没有真的得到满足。

　　我知道得去跟教练谈谈。我不敢肯定如何说出我的感受。我的害怕和情绪反应可能在他看起来是歇斯底里。

　　我充满了纠缠不清的恐惧。心理上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就像那天汤米的手那样。当时教练用一根跳绳的绳子绑住他的双臂和中腹部，来帮助他学会把胳膊肘保持向内。我试图在我脑海里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用耸肩、慢行、摆动等来把那结滑下来，可是我的努力毫无用处。那些纠结着的恐惧变得更加紧了，有一种红色的疼痛在烧。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来帮我解开那些结。可为了寻求帮助，我需要说话。我的恐惧还是不断抑制着、绑缚着我。

　　我害怕我说了，可教练不理解，我的话会混乱而不连贯，让人难以理解，这都是因为我把它们像一份包装笨拙的礼物拿到他面前。然而我决定去跟他谈。

　　第二天训练前，我站在过道里三次，然后又转回去，没能走到摔跤房里去。最后我走了进去，穿上摔跤鞋，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我鼓足勇气，向教练走过去。他手里拿着哨子，正靠墙坐着。“你昨天去哪里了？”他问，让我明白我最好有一个没参加训练的理由。我用一种只有在自己认为那根本不是我的声音的时候才能保持常态的声音说：“我觉得不舒服。”

　　“感觉好点了吗？”他问。

　　“不。”我说道，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你想谈谈？”他问道，担心地站了起来。我点点头，现在确实没法说话，眼里忍着眼泪。我们一起走了出去，穿过男子更衣室，来到他办公室。

　　“我不希望错过训练。”我说。

　　“这更加重要。”他说道。我很高兴他这样想。

　　几滴眼泪流了出来，我把它们飞快地擦掉了。前一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已经排练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