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到哈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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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时，妈妈和我跟另一家合住一套公寓。那家有台电视。一天我站在那儿看一个重金属乐队“毒药”的录像片。我被乐队领唱布莱特·迈克尔迷住了。他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一条红色大手帕扎在头上。

　　妈妈走过，停下了脚步，说道：“他让我想起了你父亲。”那以后我开始审问妈妈：为什么？他们看上去怎么个像法？

　　妈妈不耐烦起来，说道：“噢，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彼此相像。”

　　我对他一无所知，除了几点非个人的情况：他比妈妈大几岁，他有灰白的头发，他是名法官，他住在俄勒冈。我非常珍惜这不多几个事实，把它们当做得到的奖品，跟我有关的一些碎片把我和那个不知道的人联系了起来。可是即使用上了充满精力的想像，我也很难把他跟一个二十来岁身穿皮裤、尖声唱着“跟我讲粗话”、鲜亮的金发用红手帕扎在后面的流行歌手相等同起来。

　　我父亲始终是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

　　水牛汤姆有首歌曲叫《我不在那儿》，歌中唱道：“也许只是因为我这么穷，你不再算上我……我是这样的接近，可你是这样的高。”我十五岁时为父亲把这首歌录了盘磁带。我幻想着把磁带寄给他——可我没有他的地址。因而它还是一个幻想。（我觉得我本可以找到他的地址的，要是我有这样做的强烈欲望的话。）他做了很多年的律师，现在是名很重要的法官。不论我如何试着把自己变得很重要（在学校或者运动中）——不论我已经有多么接近了——他依然会是那么高，他最终还是离我那么遥远。而我依然会是个没用的、无助的、无声的婴儿。但是在歌里，歌星唱道：“因为累了，我在尖叫/我有点孤独/可我不是婴儿，不是小孩/听见我的呼唤/请走下楼来/数数你的婴儿/有一个已不在那儿。”我在想父亲是否曾经听到过一个鬼怪似的声音，从他失去的孩子身上发出的呼喊，如果他曾经注意到他生活中的空缺的话。

　　我在想他是否处理过跟圣经中描写的那个案子一样难的案子。在圣经那个案子里，两名妇女来到所罗门跟前，声称是一个婴儿的母亲。所罗门要来一把剑并命令道：“把孩子一劈为二，一半给一个，一半给另一个。”所罗门有颗聪明而洞悉的心。他判定那位不想孩子被杀死的妇女是真正的母亲。

　　现今家长上法庭时，有时候他们似乎对婴儿会怎样考虑得很少。那些婴儿会被迫跟父母分开等等。妈妈和父亲上法庭这样妈妈可以获得孩子的抚养费，这时候我就被隔离开了，可那不算是件引人注意的事情。我知道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若干部分失去了。那就像我每次环顾四周时，大块的肉从我身上掉下来。只是没有肉块可以捡起来，也看不到血迹。那些肉块一直被丢失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注意到。　

　　给父亲的信寄出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从俄勒冈达拉斯来的一张卡。我辨认不出信封上那潦草的字迹。

　　“达拉斯？在达拉斯我认识谁吗？”我猜想那是我的一个不经常写信的外婆寄来的。拆开信，我看到有几张四个我不认识的成年人的照片，他们坐在饭店里。我的心跳快起来，因为我明白这封信一定是我父亲寄来的，因为那个不熟悉的地址，不认识的人的照片。我合上卡片，我不想在跑去上课的路上匆匆忙忙地第一次看他的照片。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干净而疲劳的感觉。每天晚上，摔跤训练结束并好好地冲了个澡以后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身体四肢感觉松弛下来，使用过了，更强壮了。也许我准备好了打开那张卡。我的两个好朋友娜迪娅和奈伊玛来找我。我做了个深呼吸，告诉她们信就在桌子上，他写了回信，可是我太害怕了，不敢打开。奈伊玛替我打开了信，大声念出来。娜迪娅看着照片，然后递给了我。

　　亲爱的萝拉莉：

　　谢谢你给我写信——真是出乎意料——你是个不做作、热心肠的人。你在读大学，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这也非常出色。收到你的来信，我产生了充满情感而又矛盾的感觉——我不想去提对你或者对我的伤害，或者去做任何干预你生活的事。我担心我们之间的联系会引发一场揭丑和负面感情的雪崩。联系对你会是件积极而有益的事吗？

　　我不清楚你对我了解些什么。我怀疑你所听说的可能不是很好，不过也许，希望那不是这样。人生苦短，无法重新回放过去的痛苦或者人难以控制的东西。

　　我真的知道自己希望你幸福——成为你想做的最棒的你——要是我们的联系能够有助于此，对你来说也是积极的，那么如果你希望我也许会给你写信。谈论自己是件难事，不过我是个很关心人的人，我的密友或者家人流血时我也流血——也许如果我给你寄一些我在法庭上作出的裁决，你会对我是怎样的人产生更好的“感觉”，对像我的生活和职业之类的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则请不要多想。

　　再次谢谢你的来信——你还有这么多要活着为之奋斗的事——还要在一所伟大的大学学习两年半——我知道我的四年大学经历是非常美妙的——我那么多年以前（1954…1958）一起读书的朋友直到今天还是好朋友。享受每一分钟吧——它们是金色年华。

　　我的地址是

　　——信箱

　　达拉斯，俄勒冈，97338

　　我妻子多恩知道你，我们两个非常亲密（我们是1995年9月4日结婚的）。

　　谢谢你寄来的照片——我想知道关于你更多的事，你的喜好、厌恶等。

　　爱你的，

　　鲍伯·摩根（插入一笑脸）

　　1996年2月6日

　　又及：我的写作课和拼写从来没有得过良加。

　　奈伊玛和娜迪娅笑了起来，因为他的签名旁有一个笑脸，并且用贴纸装饰信，就跟我的一样。我的双眼盈满了泪水。他说他产生了“充满情感但矛盾的感觉”，我松了一口气，但也被这话伤害了。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我父亲”这几个陌生的字眼时感觉很怪。既然他已经写了回信，他已经所是的那个看不见脸的神秘感消失了。如今我有了一个“父亲”，他不仅仅只有一个名字。我不敢肯定是否回信给他。我想我甚至不希望他是真的。

　　收到他第一封信几天后，我又收到了一个用贴纸装饰的包裹。我认出是从父亲的地址寄来的。包裹里有另外一封信，还有一盘也用贴纸装饰的录着不同歌曲的磁带。

　　他第二封信的语气不那么犹豫，他似乎更热切地想了解我。我把磁带放在随身听里听了很多遍，跑步的时候、在马尔金运动中心跑步机上流汗的时候听。我听着，感受到一名父亲的爱通过耳机亲密地倾倒进我的耳朵。我周围都是在体育馆里运动的哈佛本科生，我微笑着，想快乐地喊叫。

　　我喜欢那盘磁带，我父亲说里面的音乐代表了“摇滚时代三十年里最好的一些音乐”。我的同屋维罗妮卡喜欢甲壳虫乐队的歌曲，《跟你跳舞我很快乐》和《爱的话语》。我们跟我的摔跤朋友罗伯一起听这盘磁带，那时我们在我宿舍房间的壁炉里烤药葵。

　　我父亲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的时候都想起了我。在开车上班和下班途中想着我，甚至在跟九岁的养子玩拓荒者电子游戏的时候也想起我。他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梦想的控制有限，他的思想和梦想反映出他这个人以及他喜欢做的人。他的梦想告诉他，他和我可以彼此学到很多。他一次又一次地感谢命运和我给予他第二次机会。他希望自己的第一封信没有伤害我的感情。他写道，在二月初收到我的信后几天骑自行车时，他看见了春天的第一朵黄水仙。春天很早就降临西俄勒冈，春天早早地来到我父亲和我身边，因为我们正在发芽成一名父亲和一名女儿，在彼此试探性的爱中绽放。

　　我给他写信，告诉他他未曾伤害我的感情（尽管他确实伤害了，一点点——起初时）。我很高兴接到回信——特别是这么快就回了。我喜欢他的卡片——那些好玩的图画和贴纸。不过他的话是最好的部分。我告诉父亲我不希望以任何形式去触犯他的隐私。除了我的密友，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他。

　　我告诉他我喜欢骑自行车，跟他一样。他骑着自行车，徜徉在俄勒冈美丽的乡村小道上，在绿色田野中间，在小镇上，高大的松树下，从山坡上冲下来，沿着威廉密特河谷骑行，而我则在波士顿繁忙的街道上骑车。从昆西，顺着汉考克街过多切斯特街到奈庞塞特街，然后经罗克斯伯里街到马萨诸塞大道到达波士顿，然后一路骑过查尔斯河进入剑桥。有些人不喜欢在城市里骑车，可我喜欢，我告诉父亲。骑车避开路上的坑坑洼洼、突然打开的车门，风吹在我脸上，看着各种各样的人和风景，那真让人愉快。我喜欢看所有的街区混合在一起，我经过不同民族社区时看到人们的脸在变化，骑车经过穷人区和有钱人街区都一样，汗水从我身后蒸发出来，我看着城市不同的部分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

　　他回信跟我讲不必担心他的“隐私”。我可以跟任何人讲他的事——那对他永远不成问题。他那种不隐藏过去错误的坦诚和乐意态度让我觉得他是值得尊敬的。

　　我寄了更多照片给他：有在纽约上州的谷仓里摔跤、我大学朋友和黛安娜、高中时我那乱七八糟的房间的照片，以及我小时候照片的复印件，一张是我还在幼儿园，另一张是四岁时在简姨妈家里。

　　父亲回信说，看到我小孩子时候的照片，他哭了。那些照片令他既高兴又难过。高兴因为我在照片里看上去很开心，难过因为我小时候他不知道我。他写道他无法控制过去——“你无法把打好的鸡蛋不打碎，或是把已敲响的钟不敲响”——但是他对现在和将来确实可以控制。他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看看我是否有信寄来。他试图用支票来表达他的情感。我没有他的帮助已经做得很出色。他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清楚那不会自动发生。他必须去争取，而我也得要才行。有好几次他拿起听筒想给我打电话，但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样做。

　　我父亲和我继续通信，大约一周一封。他发现我对研究儿童和儿童权利感兴趣后，给我寄来了他对几起儿童案子的判决意见。

　　我原以为那些判决是干巴巴的，充满了法律术语——可是相反，它们读起来像故事，受害者的故事跟被告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在我朋友乔安妮家的厨房，我把它们读给她听。等我读完那份二十页长的文件时，乔安妮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那些故事中穿插着几首诗歌——既有我父亲引用的，也有他自己写的。他的诗篇里充满了比喻。在他的判决书里，我父亲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奥利佛·克伦威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拿破仑、圣女贞德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引用了每个人的话语，从古希腊哲学家到伏尔泰到一名现代体育作家格兰特兰·莱斯，还有诗人如约翰·济慈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他的判决表露了他的激情和情感，显示了他的法律知识和对法律的忠贞以及他的法律史知识。他判出了真理和公正。在他对照法律的每一个部分权衡着每一个证据时，我可以看见他思维的成果。他的判决意见也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冒着用他之前的人们未曾去做的方式来阐释法律的风险的勇气。

　　他审听了许多旷日持久十分复杂的谋杀案。有一个案子涉及到五名年轻人，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一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把一名年轻人送上了成年人法庭，把他的同谋作为未成年人进行审判。在信中他告诉我他二十四年的法律生涯让他收获匪浅，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也喜欢为自己而工作。尽管那意味着他得大清早就工作，工作到深夜，周末还要工作，但他拥有一种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内心满足感。

　　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朋友的事。他是哈佛第一位公开变性的人。我不肯定他回信会怎样说。我知道他思想很开放，不过我对他其实是那样的超前思维十分惊讶。他回信说他认为我朋友非常有勇气。他自己曾经担任过几名变性人的代理律师。我感到很自豪，我父亲对各种不同种类的人是那么令人崇拜地开放。

　　我们互相通信几个月后，父亲写信说他觉得签上鲍伯这个名字很尴尬。他的感觉还远不至此。我回信告诉他他可以落款写爸爸。对我那是个解脱，因为称呼我父亲鲍伯感觉很怪。因此从那以后我就称他爸爸。　

　　不久以后，我在四月下旬要到俄勒冈的本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俄勒冈收容所网络大会，并在会上讲话。于是我做了计划，趁在那儿的时候跟我父亲共进午餐。

　　我出发那天上午，妈妈坚持要六点钟到地铁站跟我碰头，帮我拿行李，换三辆地铁然后换乘一辆公交车送我到机场。也许，妈妈给我送行，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看父亲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跟她也有关系，这对她很重要。

　　在去参加大会的飞机上，我看着自己的双腿。我认为它们很粗，肌肉很发达。我对它们很自豪。十几岁时，我会告诉妈妈：“我要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腿，跟布鲁斯那样。”布鲁斯是我崇拜的一个表兄，我崇拜他的力气、和善和激情。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表兄，因为，甚至我还是小孩子时，他总是看上去很认真地对待我，用清澈专心的眼睛看着我。

　　“不，你不行。”我说这话时妈妈笑起来，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要傻了。可是我看着双腿时，我仍然相信它们是橄榄球运动员的腿。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在梦里我的表兄布鲁斯抱着我。我是他夹在胳膊下的一只橄榄球。他把我安全地紧紧地抱在他温暖的腋窝里，用胳膊肘夹紧着。他跑啊跑啊跑过简姨妈家旁边的绿草地。他的双腿很粗，肌肉发达，有硬硬的突起的肌肉。他的双腿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