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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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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5）
对那些煽动闹事者，我欠着很大的情，这份情就是这个滑稽的、扎着缎带子的、由我第一次看见其发抖的一个社会集团放在托盘上赠送的业士学位。我从来没有爱过那些老师。我不是那种中小学或大学时期生活的悔过者之一员，他们给予他们的这个或那个先前的教师以迟到的甚至是死后追授的敬意，认定这些人曾给他们揭示了文学的美和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魅力，从而使他们提高了自己。我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教员——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助教，正式教授，低劣的代课者——统统都是恶人，坏家伙，胆怯而残忍的废物，蛊惑人心，自以为了不起，给弱者套上枷锁，拍强者的马屁，而且自始至终都保持这种疯狂的归类、淘汰和羞辱的乐趣。对我来说，无论中小学校还是大学学院，从来不是一个学习或成长的地方，而宁可说是依据其需求，负责填充工厂和办公室的一个挑选中心。所以，当在这个春天里，好运给我机会，让我——体格上的无知者，又懒又笨到了骨髓的学生——面对这些微微颤抖的看守们炫耀我的一片空白时，我发誓将永远不会否定这些混乱时刻所带来的恩惠，尽管它后来还是发生了。在1968年，一个人不获得他的业士学位是不可能的。去掉了全部笔试部分，这种考试缩略为学生和教师之间充满怀疑的握手仪式，后者有板有眼地祝贺前者，为了一个有时甚至并未发表的陈述之出色与简明。终于有了这么一次，这些谨小慎微的知识海关的官员被迫放松了他们的警惕，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热情，让那些走私者的渣子通过——在过去的时候，是他们作为乐事和职责去质询、检查和拒绝入内的。我昂着头面对众考官，他们给我以宽宏的赞美和分数。就好像在橄榄球比赛，本来该回拒我的防守一方的全体前卫，全来推送我直到过了白线——代表学院的球门底线。
除了在这种面对面的意外情况下感到快乐的颤栗，归功于这些口试和这场使它发生的运动，我还懂得了，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由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支配的。如果，我们数量众多足以颠覆它，那些昨天嗜血的秃鹫就会在瞬时间仿佛着魔似地变形为一群毫无意义的麻雀。
在家里，这个5月与其他月份是同样的： 阴郁，沉闷，寂静。尽管有罢工，我父亲还是每天上午离家去汽车行，卖他的西姆卡。我的母亲，她也离家，直奔那些人们每天提交给她的表述不恰当的文章，那些文字大杂烩。在饭桌上，完全没有关于街上的运动、关于反抗的合理性或者政府态度的谈话。只是，或许有过，我父亲面对电视上被封锁的汽油仓库的画面时的这样一句话：“这一回我发现他们进步了一点儿。”汽油在他的眼里，比上帝之血更加神圣。没有汽油，也就不再有汽车。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表达过同样合情合理的评论。我特别记得一次充满火药味儿的晚饭，接近5月底，在我祖母的房子——我们也就是在那儿居住——的花园里。在那个夜晚的热气中，在我父亲挂在栗子树树枝上的古怪的彩色灯泡下，两个互不妥协的小集团迅速形成。第一组由狂热的戴高乐分子组成，有我的让人受不了的苏珊姑母，她的妹妹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永远的教师，还有她们的一对朋友，库尔贝夫妇，旧时的合作分子皈依权力政治的辉煌标本。在起义者一方，当然有我的表兄让，第一时间的科恩邦迪分子，他的父亲于贝尔，出于极度的反戴高乐主义，如他自己所言，打出“最坏的牌”为了推翻这位将军，道森，看不起左翼分子，但是站在党的漂移不定的战线上，还有我，被认定合法的业士，最后的莫希干人，因搅扰不安的活力而沸腾。我的父母亲，如同老样子，作为沉静的主人，充耳不闻地追随一切争论。直到那一刻，那时，被苏珊姑母有关对结局必不可少的尊敬的评论所激怒，我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嗓音引述了孟德斯潘Montespan（1641—1707），路易十四情人，女活动家。：“一种命运的崇高，成就于拒绝的与成就于获取的不相上下。”所有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完全相信，这是自从我哥哥死后，我母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以这种方式发言。
“不是以这种理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酒糟鼻的库尔贝说，“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拒绝现存体制的这些人正在把我们引到那里。”
“绝对正确，”苏珊附和着，“在生活中，一切都等待夺取。一切。而如果这不是你去取得了它，一个另外的人就会占据了你的地位，那么……”
这个女人智力的极度平庸把一切都引向财产和积累的观念本身。她并没有听我母亲说的是什么，只是听到了“拒绝”这个词，而这个词在她眼里包含着法语中最亵渎神灵的观念之一。接下来，就到了收复失地的时候，让表兄抨击所谓“体制”以人为奴隶的法律，而他父亲则以他惯常的轻佻对戴高乐使用的“混乱”这里“混乱”使用chienlit这个词表述，法语中还有“屎”、“脏东西”等意思。戴高乐讲话： 要改革，但不要混乱。当时他也用这个词说过学生，意指学生总是制造混乱。后来愤怒的学生打出标语：“Cest lui la chienlit”，可译为“他才是狗屎”。这个词语加以评论。
“这真是一个军营里被鸡奸的家伙的说法儿……”
“于贝尔，你能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不带粗词儿呢？”
“我亲爱的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新戴高乐分子，未来的什么，夏邦分子？蓬皮杜分子？埃德加·富尔分子？我来对你说一件合乎道德的事实： 像我这个维希政府支持者——既然你喜欢重提这一节历史——这样经常这样深地忍受你亲爱的将军的摆布，作为补偿，完全可以时不时地像军营里鸡奸者那样对待他，不是吗？”
“我，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妹妹的意见，”苏珊表示见解，“我觉得戴高乐已经完美地提出了问题： 改革的时代也许到了——我说清楚了，是也许——但绝对不是乱七八糟的时代。”
接着，是我冒出了这个反驳，它从政治角度上看少一点内容，但表达了某种真实：
“不错，但是正好，我们所爱的，就是极大的混乱。”
所有的人都转向我，好像我刚刚放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响屁。苏珊用指尖捋了一下她的眼皮，转身朝向我的父亲，以一种悲痛的语调说：“妈妈怎么说来的，可怜的维克多，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孩子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以某种方式，我的姑母刚刚显示了一种预感的天分，如果愿意仔细考虑此后四五天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话。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1）
不知不觉中，这场运动出现贫血，正在衰弱下去。戴高乐准备去马絮将军那里寻求担保，在巴登巴登，右派正在训练其军队，而汽油，力量无比的碳氢燃料，众人的能源，被控制在油泵里。但是，每天晚上，示威者的队伍仍在或多或少自发地聚集，他们建筑街垒，与共和国保安部队（CRS）发生摩擦。在图卢兹，这种对峙没有在巴黎那么壮观，但也并不缺少激烈和频繁。那时，我还没有进入大学，也不属于任何小团体，逡巡于这种掀掉了地面、充溢着氯气味儿的比武场，完全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旅游者。在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卡尔诺大道上经常发生冲突，一些充满暴力的斗殴。在手榴弹声中，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要把那些最引人注目的示威者驱散到毗邻的街巷中去，而那些坚定不移的无政府主义者坚守自己的阵地，用铺路石和莫洛托夫燃烧弹进行反击。在这种时刻，要想面对如此的格斗而保持距离，不投身于反抗者的阵营，那非得是坚硬冰冷的大理石才行。
至于我自己，我在一个最不具有独特性的地点和时刻，选择了投入他们的行列。这一天晚上，在卡尔诺大道上已建起了两三个街垒，警察也显示了加倍的暴力。被爆炸所造成的嘈杂和毒气所驱赶，我们重新朝贞德广场方向聚集，那儿距父亲的汽车行只有两步之遥，而且，因为预见到安全警察一次新的进攻，那里的地面已全部被迅速掀起来了。快到22点的时候，在无数次的微小武装冲突后，安全警察部队发起了他们期望是决定性的攻击。
真不知道这个晚上在我们的头脑里都发生了什么。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是逃进相连街道的通道，我们却坚定地守卫我们的阵地，以一种别动队士兵的意识边退边守，进行反击。在疯狂与仓促中，一小队轻率的士兵进入了一条繁华的街道，在它的中心就有维克多·布利科的西姆卡汽车行。众人依据有利的地理位置，来了一次角色转换，向这支被切断了后援的小部队发起打击，而后者，则犯下一个错误，躲在了那个家用轿车特许经销处的建筑的立柱后面。就是这样，我把一块接一块的铺路石像炸弹一样投向大兵，但更是投向父亲车行闪亮的窗玻璃，它们，在这场阵地战中，一块接一块地破碎，发出一种使人想到撞碎在大堤上的太平洋波浪的声音。
在这场战役中，我想必发现一部分的自我对闹事者们在喊，“住手，住手！这是我父亲的车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只是卖他的西姆卡给工人，他们准备开着它去度假！”而另一部分的我，较少宽容，更多暴力，则以引用范内格姆来吼出：“信仰的绝望造就秩序的凶手！”
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我没有勇气陪伴父亲去车行，也没有勇气装作分享他的悲伤。我只是满足于在晚上，听着他以和平常一样的语调，以非常克制的言词来做的关于这场洗劫的报告。
6月中旬左右，政府决定解散极左翼组织，警察迫使占据者撤出了索邦大学。奥迪翁，这个国家所有的街道，雷诺，都投票赞成重新恢复秩序，绝大多数的国民投票表决支持将军。
一个月之后，华沙条约组织恢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秩序，而法国成功爆炸了它的第一颗氢弹。一切都在重新确认，然而，没有什么还和从前相同。我在草创中的米亥伊大学注册了社会学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一年之后，1969年4月28日，被全民公决以类似于傲慢罪撤销授权，戴高乐辞去了全部职务。然而在我们家里，在电视机前，没有太多热情地追随这一选举结果时，父亲突然做出了一个手势，好像要抓住在他面前经过的什么东西，接着倒在了饭桌上，成了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受害者。
阿兰·波埃 （第一代理期，1969年4月28日—1969年6月19日）
由于它的许多吊车、它的各种机械设施、它数不清的立方形的建筑体，米亥伊大学很像是人们想像里一个正在建造中的海水浴场。一个消费低廉、招人喜欢的小城，但是并不临海，它以很快的速度建造起来，以便堆塞1968年自发地孵化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学生。在社会学学科，从这块新大陆浮出的第一个教学与研究单位（UER），生活是轻松的，教学可以随意进行，左翼的态度则是义务。整个单位中最右翼的教师是法国共产党成员。其他人，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毛主义者的随从，彼此互相憎恨，各自投入隐约的拉拢战，以在这片新的左翼小教堂里争夺布道的权利。忙于彼此间激烈的争论，忙于应对微妙的意识形态的大比武，这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慷慨给我们学分，当然，它们没有任何价值。
我的父亲缓慢地从他的病情中恢复过来，每天只在他的车行度过几个小时。在这最困难的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的一点帮助，也从没有提议过有一天让我继承他去指挥“日与夜”。也许，他已经看出我的计划将把我引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但实际上，我对将要怎样支配我的未来没有哪怕一点想法。我只是某种生活的学徒，等待召唤，被盲目的利己主义所鼓动，也因青春而狂热。
在家里，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那种黄昏的气氛，沉重而令人压抑，与整个下午都在教室里持续进行的热烈、急剧的左翼争论形成对照。回到自己的家，我的精神状态仿佛一个被迫在半自由状态下服刑的犯人，在度过正常的白天之后，到了晚上必须被关进监牢。大概意识到没有能力维系亲密或正常的关系，我的父母亲在我与他们一块进餐中提前退席时——有时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没有做任何把我留在他们身边的努力。
自从我在驾驶许可证与中学毕业会考双双取得成功之后，我的体格面貌也变了。可以说，我变得冷酷，具有男子气——如果这个表述的确有它某种含义的话。我让自己留起了小胡子，还有犹豫变幻的髯须，尤其是头发，现在它无所顾忌地披到了肩膀上。我完全吻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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