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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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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自身就是因为汉武帝不纳臣言而遭受宫刑的。对此怎能不刻骨铭心?直接发泄,痛快是痛快,但写出的文字并不一定能见天日。聪明的选择是既让自己的文字见天日,又发泄出自己的情绪。有捡金子的,有捡银子的,没有捡骂的。皇帝读了这样的文字自然也无话可说(汉武帝的时候,还没有发明“文字狱”这一锐利武器)。加之扁鹊乃一郎中,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扁鹊像在他身上打主意,绝对安全。可见,司马迁写扁鹊,主要目的在于借郎中之口,吐心中郁闷。司马迁不失为隐喻高手,后世许多作家都效仿这种写作方法。文贵隐而忌彰,歪打正着,隐喻恰恰成就了佳章美文。隐喻最适合于诗词创作,所以中国的诗词极其发达。汉字及汉语语法体系,较之西文,也更适合隐喻的表达手法。执是之故,说中国的文章天下第一,无人可敌,并不为过。    
    这不单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一种耻辱。中国人是因为没有取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不得已才绕着弯子讲话的。这种绕弯子绕出来的文学成就,当然要喜忧参半了。    
    


第九部分第八十一章 吴楚七国之乱

    史家常常把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的个人野心与恶德,也有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更不像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与刘濞丧子关系也不大。    
    固然刘濞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之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朝廷逼迫所致。他儿子被太子打死之后,下人将死尸运回吴国,他愤怒地说,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又将死尸运回了长安。此举引起孝文帝的怀疑与不满。刘濞为了躲避罪责,20年没有回京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景帝与刘濞有隙,景帝的即位令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刘濞一步步走向绝路,与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极为相似,惟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意,遇到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除了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肇事者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都受到过削减封地的处分。在某种意义上,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晁错在削减封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皇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贰心,揭露他们的反情。晁错之被诛杀,固然与袁盎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晁错当替罪羊,以缓解朝廷与地方一触即发的矛盾。    
    “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加彩骑兵俑这是一个大得不得了、重要得不得了、难解得不得了的问题。以一言作答:中国政治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意地绕过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像司马迁这样富于远见的史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他的论赞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在这段总结性文字中,丝毫没有涉及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后来的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都因袭司马迁,从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绕开。    
    中国人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善于将一个权力分解为若干部分,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关地方与朝廷关系的规则;朝廷与地方总是互相觊觎对方的利益;中国人总是把“大一统”视为最高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到“大一统”而终结,手段与目的严重地混淆……    
    政治的真正目的,在于协调公众的事务、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秩序。至于权力是集中的抑或是分散的,那属于“手段”,属于技术性问题。    
    


第九部分第八十二章 匈奴之患,似外而实内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匈奴就开始滋扰燕国等地。及秦,秦始皇修长城抵御匈奴,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至西汉,匈奴侵扰愈烈,皇帝都难于安枕。相对而言,匈奴是游牧野蛮的民族,西汉是文明的农耕民族,优势理应在后者。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交手,汉兵常常损兵折将。    
    司马迁本人也是因为替李陵败于匈奴辩护而罹祸。    
    读史而知,汉之失利往往不是由于兵器不利、行装不整,而是因为步调不一致,人心不齐,形成不了强大的合聚力。例证之一: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使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史记·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广像如果尉史不叛变,很有可能一举消灭匈奴主力,使其再不敢小觑汉。然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葬送在尉史之手,他把汉军的军事机密全盘托出。而皇帝却逼死了并不负有失败责任的王恢。如此赏罚不明,如何激励人心,保家卫国?例证之二: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这又是一次消灭匈奴的绝好时机,由于李广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又与大将军卫青不和,终于坐失良机。李广被迫自杀。李广死,军士无不痛哭,而匈奴无不弹冠相庆。例证之三: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陵降匈奴,令皇帝气愤,情理之中,然而“族陵母妻子”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此,不仅断了李氏血脉,而且寒了将士之心。    
    


第九部分第八十三章 “土崩瓦解”论

    司马迁记述了赵人徐乐给汉武帝的上书。上书中提出了“土崩瓦解”之说,即帝王不患“瓦解”而患“土崩”的高论。解决处理“瓦解”不难,而一旦出现“土崩”,事情就难办了。徐乐上书是这样阐释其理论的: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河西之战示意图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大篇幅地转引徐乐上书,清楚无误地表明,司马迁也是同意其理论的。他与徐乐一样怀有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刻薄寡恩的丝丝隐忧。    
    土崩指民变    
    或曰农民暴动。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不久的情况下,徐乐独具慧眼,把民变(而非“诸侯王之变”)视为撼动江山的首要因素,确实是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后来,这一论点逐渐纳入正统,为历代帝王所重视。    
    治民术与治臣术不同,统治者防“土崩”与防“瓦解”所采用的手段与策略自然也是不同的。前者多采用愚民政策辅以高压控制,不许百姓乱说乱动,否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后者也用镇压的办法,但更多的是施展“法术势”,反间挑拨,怀柔拉拢,不战屈人。汉武帝深谙其中三昧,所以阅过徐乐等人的上书之后连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汉武帝选择儒家作为统治术,恐怕也有防止“土崩瓦解”的用意在其中。特别是“土崩”重于“瓦解”的思路一定给予了他极大的刺激与启迪,使他于太平中感受到了危机。    
    


第九部分第八十四章 华夏文明圈

    “华夏文明圈”与“大一统中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代的“华夏文明圈”国家,有的属于属国或藩国(如西藏),有的属于征伐的附属国(如朝鲜),有的成为名正言顺的版图国(如南越从公元十世纪起独立成国)……    
    “华夏文明圈”不是十分确定的概念,成吉思汗与乾隆时版图最大(远远大于现在)。成吉思汗时的帝国,后来至少分化成了数十个国家。    
    《史记》中共有五篇是专门写华夏文明圈中原之外的地域,分别是:    
    《匈奴列传第五十》《南越列传第五十三》《东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显然,司马迁是把以上所涉及的领域全部当作“大一统中国”来理解的。在司马迁头脑里并没有中原与夷蛮之分,换言之,并没有蔑视或轻视落后地区的意识,一律平等对待。这正好与绝大多数帝王对待国土的态度不谋而合。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的治绩并不突出,而缺点昭彰:相信长生不老,沉湎于黄老之术,打击忠良……不一而足。然而汉武帝却是一代名君,主要在于他崇尚武力征伐,扩张国土的野心强烈,所以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加之汉武帝的运气也不错,他的时代各方面人才辈出,令人目不暇接。    
    卫青像汉武帝是主张讨伐匈奴的。虽然也有谈判,但始终是以战争为主。匈奴居无定所,四处游牧,机动性极强,虽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也难得占匈奴便宜。将汉武帝扩充版图、攻打匈奴说成是“雄才大略”,有失公允。岂止汉武帝,几乎每一个帝王对领土都是朝思暮想的,恨不得据天下所有土地为己有。只不过扩张版图要受国力影响,国力强盛,帝王扩充版图的欲望自然也随之增强,因为那样的话,可以统治更多的子民。还有什么比统治更多的子民让帝王更开心呢?汉武帝承接“文景之治”,相对来说国库充盈,吴楚七国之乱也已经被平息,这一切为他提供了炫耀武力的资本,仅此而已。    
    按照卢梭的观点,评判治国者业绩的因素不在国之大小,毋宁说,国土面积应该与治国者的能力相符,否则鞭长莫及,绝对治理不好。所以,卢梭反复表示自己愿意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评价汉武帝攻灭南越、抚定西南夷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固然有将中原文明扩散至周边的功效,但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视角看,合为一体,改变了政治生态,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而“文明一体化”目标,直至现在也未真正实现。    
    司马迁施笔墨于中原之外的荒蛮地区,并非出于对汉武帝歌功颂德,而是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看来,统治地域的大小,是衡量帝王治绩功业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以他之为人,不可能对汉武帝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佯装不知,为了忠于史实,忠于自己的理念,他不得不给予迫害过自己的汉武帝以并不由衷的褒扬与肯定。    
    


第九部分第八十五章 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    
    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是与司马迁齐名的西汉文学大师,如果说司马迁善于纪实与描写的话,司马相如则善于创造与想像。司马相如是屈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想像大师,笔锋凌厉,奥衍宏深,泓涵演迤,庄谐间作,神气流注,章法浑成,螭魅魍魉,神仙力怪,经其勾勒,毕现尺幅。司马相如之赋别出手眼,既有凿险缒幽之思,又不乏蹑云乘风之势,一涕一笑其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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