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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毛泽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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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什么呢？ 加了一句，江青你现在还在那里破坏中央，搞阴谋诡计，破坏中央的活动。
我讲完以后，江青就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钥匙装在信封里头，写上国锋同志亲启，她把信封的两头用密笺封好，就交给我，这样她的手续算是交代完了。
文件我们没有清查，她也没带走。然后武建华同志就把她带走了，上了车，走了。
“四人帮”他们几个人不是关在一起，是分开的。
张耀祠一直跟着主席，他也许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感受。
主席很念旧，喜欢用熟悉的人。主席喜欢我，我也喜欢主席，我现在晚上做梦经常梦见主席。我怎么也忘不了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有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前十四年从1921年到1935年这一段，这是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就是从1935年的1月到1949年10月，这一段也是十四年。
前十四年我们经过多少曲折，我们党损失多大啊，换了多少位总书记，都没有干出什么名堂。这就说明这个路线不正确，领导人不正确。毛主席打仗是用兵如神，你要消灭我，你还没那个本事，但我要消灭你，我就能做到。像三大战役，就是这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也很赞成小平同志讲的这两句话。有的人现在还不服气，可我服气。我跟着毛主席，虽然不是天天跟着，可我是从江西一直跟着主席走出来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我的认识更真切、更有说服力。
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上
章含之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给一个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是1950年，我是1949年从上海到的北京嘛。1950年时，我才十五岁。我记得是在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好像庆祝的范围比较小。我父亲章士钊就被邀请去中南海，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都可以带孩子去。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国庆招待会，地点在怀仁堂。
毛主席主持了这个招待会，在我的印象里，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轻。
当时，我一个孩子也搞不大清楚伟大领袖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大人物。
那时候，毛主席不是又高又大嘛，我那时候的个子也没现在这么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大人物的个子特别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毛主席这个人特别慈祥。他微笑着问我，你原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的北京？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拘束，就觉得这个大人物挺和蔼的。说了几句，他就说，你们小孩子不要跟我们大人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把江青叫过来，说你把这些孩子都带到花园里去玩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那么，再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外语学院教书，距离第一次见主席，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来，说我父亲要去出席主席七十寿辰的一个家宴。要请几个湖南老乡，要带我去。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已经不是十五岁时的感觉了，就觉得诚惶诚恐。我跟父亲去了，感觉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场合。
基本上就是他家里人，孩子也挺多的。他的孩子也在，每个老乡都带了一个孩子去，所以就很有家庭气氛。我去了以后，先是在颐年堂。大家先是聊天，聊天也没有我们的份。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那天觉得蛮别扭的。吃饭以前，我父亲跟这几个老乡，一个是叶恭绰，还有一个程潜，还有王季范，这些都是主席的老乡，王季范还是他的表哥。他们有说有笑的，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这些孩子之间好像也特别熟，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跟父亲这些朋友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既不属于我父亲民主人士的圈子，又不属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个圈子，我完全是在学校里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遇到这种场合，我往往是非常孤立的，因为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不熟，高干的孩子我也不熟。我当时记得，大人们在一块说话，孩子们也好像经常在一起似的，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被晾在一边了。当时，可能是主席注意到这一点，他观察挺敏锐的。他可能看我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大人这边我也插不进去嘴，小孩子那边也插不进去嘴。主席就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听说你现在已经当老师了？就找些话跟我说说，可能担心我受冷落。我说是。他说；你教英文呢？我说我教英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然后，主席就说，哎呀，过得真快呀，你都已经教书了，你也来教教我英文吧。我当时感觉他完全是在说笑话，就是找一个话题跟我说说话，关心我。我说我哪敢教主席呀！主席说，哎，英文你是可以教我的。这话就说过去了，后来大家就吃饭。没有呆多久，我就回来了。没想到，我以为说说而已的话变成真的了。
就这样，章含之更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主席那边的电话打到学校去了。我知道消息也很紧张，学校办公室传达说，主席来电话说，已经跟你说好了，让你帮他学学英文，你明天就去吧。
我记得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告诉我父亲了。我问父亲，怎么办？主席打电话打到学校办公室去了。我父亲倒是挺高兴的，他说你有这个机会，跟主席能够学点东西。第二天我就去见主席，父亲还让我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本书叫《智囊》。平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交换书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想看这本书，我父亲就让我把这本书带过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时候，是主席的秘书林克接待我的，他说了主席想学点英文，然后就把教材也给我了，主席自个儿选的教材。当时，我还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让主席选一选。主席选的教材是反苏反修的九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
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还年轻，我也搞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学英文。拿九评的文章学英文，从教学上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测呀。我也不敢说，主席你要学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没有要我的教材，也没有要我拿出一个教学计划来。我也只好就稀里糊涂的，他拿给我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我觉得，毛主席对书面的东西能看懂一点点。但是，说英语基本不行，大概会一点词汇。我当时想学英文就是学英文。实际上，学英文有几种目的，我看主席当时是生活里要找一些消遣，换一换脑筋。多少年过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蛮单调的。我现在想，我们常人可以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公园，他不行，公园就是中南海，接触的人也就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吧。从目前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那段时间，毛主席在思考很多问题。正是在“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个时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因为主席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主席并不是太忙。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我觉得，他并不想把英文学到什么程度，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脑筋的办法。另外，他可以不看到他经常见到的人，我就是这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叫我章老师了，这个章老师的头衔，可能要跟我一辈子了。因为主席叫我章老师以后，别人就跟着叫我章老师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倒是没人叫我章老师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我记得，农研中心在京西宾馆开农村会议。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纪登奎同志， 他和我打招呼说，哎哟，章老师来了。电梯里的人就很奇怪，纪登奎的年纪比我大，为什么叫我章老师。我初来乍到，电梯里的人就很疑惑地看着我。纪登奎同志说，你们不知道吧，她教过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师。
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
冬天的时候，主席喜欢吃火锅，他喜欢把挺肥的猪肉，在里头煮一煮，然后，夹起来蘸着佐料吃。佐料里头有辣椒什么的。主席把肥肉夹给我，我不好意思不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肥的肉，跟吞什么似的，囫囵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上海人也是挺喜欢吃红烧肉的，红烧肉必须要带点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欢吃的那个肉，肥的太多了点儿。并且不是红烧，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不习惯。不过，我跟着主席吃了这个肉以后，觉得肥肉也蛮好吃的。
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下
1964年春节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一起去南方过年，一路上互为老师，可惜……
1964年的春节之前，主席说春节完了以后，他带我坐火车到南方去。他说，你教我读英文，我教你读历史。你就带一部《史记》。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老造家里的反，跟我父亲什么也没学到。如果有机会跟毛主席学学历史，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主席认真地说，你不要拿你父亲的书，你父亲的书都是值得收藏的好版本，你就去书店去买一部《史记》。我到书店把书买了，就等着什么时候动身了。可到了年初二那一天，他叫秘书来电话，就说去不成了。后来，他又叫我去，他当面跟我说，现在党内的事情比较忙，我们走不了了。这事不能成行，我感觉特别遗憾，但也没有办法。
章含之的教课任务，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呢？
这之后，主席学英文这事，就不像以前那么正规了，但我断断续续的还到他那里去。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展开，主席又忙碌起来。当时，学校也要搞“四清”。我就问主席，你看我去不去搞“四清”？我要去的话，你的英文就得暂停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希望接着学，我就给学校请个假就不去“四清”了。当时，主席说，不行，你得去，回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就去了“小四清”。不是“大四清”，“大四清”一去要一年，我当时去了三个月。搞“四清”回来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地去主席处几次。一见面，主席就问我，去“四清”，你学到什么？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对见到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疑惑。因为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没说。因为我们下去“四清”以后，有些农民干部自杀什么的，使得我的脑子比较混乱，我就没敢跟主席说我有什么看法，只是说没学到什么东西，可能时间太短了。再往后，大概到这年夏天，1964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主席的时候，主席就说，我们的英文课恐怕就要停了。当时，他跟我说党内出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我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对主席说的事情懵懵懂懂的。我说，那主席什么时候有空了，需要学英文再通知我。这大概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这一年接下来就是北戴河会议，我记得，主席说不能学了之后不久，我们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类的话。 后来，我就想大概主席说的忙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了，连话剧什么的都开始涉及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就开始了。后来我想这就是说党内出事了。主席开始忙了，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就是这样的。我的英文课也到此为止了。
……
毛泽东的一番话，改善了章含之与父亲章士钊的关系。
196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完英文课，主席问我，你跟我说说，你对行老怎么看，就是我父亲，他的号为行严，好多人就尊称他为行老，主席也这么称呼。我说，我们代表两个阶级，我代表共产党员，他代表剥削阶级，我跟他划清界限了。主席说，哦，你倒挺痛快的。你是共产党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说1957年。主席就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哪！我当即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说主席，我哪敢说我是老党员哪？你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没有这样说。然后，主席说，我跟你说，你参加了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脚，这一点呢，我欢迎，但是你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倒要问你，你划清什么界限哪？我就说，哎，他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镇压过学生运动。他跟鲁迅吵架，鲁迅骂他落水狗。主席说，就这些呀，他就代表剥削阶级啦。后来，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他说，看人要看全面，你不能从一件事两件事看一个人。你说你父亲当时是这个那个的，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完全是。他说，我还问问你，你还知道你父亲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我拿出一件，你父亲的苏报案的事情你清不清楚？我当时就糊涂了，我哪知道这段历史呀。我说什么苏报案哪？主席说你看你，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父亲当时是反清的战士，他跟孙中山，跟黄兴，跟蔡锷，这些人都是特别好的战友，当时的苏报案里头你父亲是主编，被捕入狱，以后好像是蔡锷他们把他营救出来，流亡日本，你知道这段历史吗？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说，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你就批判他，这个不公平。他说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相信达尔文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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