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大劫难-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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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8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1）

　　　　战时对图书损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颂明所作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一年来图书馆的损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46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留置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现将三市六省的图书损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图书损失（册）私家图书损失（册）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苏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广东62400813865　　　　
　　　　资料来源：《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由上表可见，三市六省的公私图书损失就达2984750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部分来源于《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部分采自日本档案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如南京公共图书损失886461册，是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他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而中国政府递交关于南京公共图书损失数为406461册。这或许是松本刚氏计算有误所致。日本所归还的中国图书，仅占中国战时损失图书的529％。“归还之书籍共计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先后分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为普通书籍。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综上可见，触目惊心的图书损失，绝不能理解为是一般战争中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日本的破坏和贪婪，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从中国掠夺图书就是为其进行对外战争和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中国的图书劫掠，就是要毁我中国文化，灭我中华民族。根据1946年6月统计而未发表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损失数量统计》显示，图书共计损失72951388册。这庞大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教科书的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图书损失外，图书馆馆藏旧档案、政府部门因战争无法运走的档案，也损失惊人。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留南京的许多文档被劫被焚，清凉山省立国学图书馆藏大量清季档案被日军烧毁。又如因日军进攻山西省，省府将明清以来档案装五十余卡车，存太原城东山沟一土窑中。太原沦陷前，担心落入敌手，除从中运出两卡车分藏临汾、隰县两处，其余燃烧三十多堆炭，让检查人员烧了一个星期，全成灰烬。运出的两卡车，战后也片纸无存。　　　　
　　　　战时古建筑之损毁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章所指古建筑，大凡为清末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我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范畴。本章将古迹也归入古建筑的范围。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存深厚。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古建筑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仍十分丰富。　　　　
　　　　古建筑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复制，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27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颠之战”，德国空军猛袭英国重工业区和雷达站，最多时德国空军一次便派出千余架飞机，从伦敦直炸到英格兰，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著名古建筑则完好无损。又如1944年盟军对德国大举轰炸，科隆几乎夷为平地，然而有数百年历史的双尖塔科隆大教堂则安然屹立。　　　　
　　　　然而，在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中，中国古建筑或因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抢劫、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本章在揭露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国古建筑的同时，对受害最深地区的惨状和典型案例作简要的介绍。　　　　
　　　　一古建筑损毁概况　　　　
　　　　1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日军对中国各类城市的反复空袭，以及在逼近某一城市时施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各地城墙及标志性建筑便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现举数例：　　　　
　　　　全面抗战在北京打响后，北京卢沟桥地区的古建筑受损首当其冲。卢沟桥始建于公元1189年，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沟晓月”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原名拱极城。该城修建于明崇祯十三（1640）年，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堡、威严的城门。该地区虽然地域狭小，但古寺庙众多，除城墙等高大建筑外，较为著名的古建筑有：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的龙王庙，南侧的药王庙，卢沟桥南侧的河神庙，西侧的大王庙，北侧的迥神庙以及宛平城内的兴龙寺、观音庵、城隍庙、马神庙、九神庙等数十处。这些建筑大多修建于明代及清朝前期。1937年7月，日军大举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除卢沟桥受损较小外，该地区有数十处古建筑被毁。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炮击常州城区，打掉了文笔塔顶的铜葫芦，塔身中弹起火，塔内楼梯、柱梁及外边的飞檐全部焚毁。天宁寺的观音殿被飞来的炮弹炸毁。　　　　
　　　　1937年11月28日清晨，6架日本飞机沿镇江都天庙到河滨公园的运河轰炸，都天庙前的石牌坊被炸倒，南门越城被炸毁。　　　　
　　　　1937年12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和炮击镇江焦山，海西庵中弹燃烧，鹤寿堂、枕江阁、伊楼等相继毁于炮火。　　　　
　　　　1937年12月初，日军飞机对南京城区实施狂轰滥炸，并对南京各类建筑物施以猛烈的炮击，南京古城墙遭受的破坏不堪目睹。明朝初年修建的砖石城墙堪称世界第一，因日军炮火摧残，中华门城堡箭楼、光华门城墙、中华门城墙大部分被毁，所剩古城墙约二十公里，大多也伤痕累累。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图为被日军炮火摧毁的南京中华门城堡箭楼　　　　
　　　　——采自新华社藏片　　　　
　　　　位于南京南郊南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也横遭日军炮火攻击，这一公元六世纪的石刻艺术瑰宝被摧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具有历史蕴涵的重要桥梁如文德桥、利涉桥、淮清桥、大中桥、九龙桥、毛公渡桥等或被炸或被焚。　　　　
　　　　1938年农历8月14日，日军派重型轰炸机轰炸北京云居寺，有一千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寺被夷为平地，仅剩下唐代的石浮屠和辽代的北压经塔。　　　　
　　　　1938年4月22日，日机三架轰炸江苏宜兴张渚，将当地重要古迹城隍庙后宫夷为平地。　　　　
　　　　1938年5月24日，日机在江苏宝应黎城镇上空投弹，清朝建筑衡阳司官厅被炸毁。　　　　
　　　　1938年7月6日，三架日机空袭汉阳，对汉阳名胜古琴台俯冲投弹四枚，“该建筑前半部炸毁，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　　　　
　　　　在广东，同年2月14日，多架日军飞机先后窜至广东省花县，名胜古迹孔庙、关岳庙、宋大夫祠等都被炸毁。3月27日，日机炸毁了广州杨箕村龙潭古庙。6月26日，炸毁了韶关关帝楼。农历六月三十日，炸毁了明代建筑曲江三界庙。10月2日，日本飞机轰炸紫金县城，将太岁庙夷为平地。抗战8年，仅粤东丰顺一县因日机轰炸庙宇损失一项就达6878万元。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1939年4月28日和6月9日，日机空袭广东兴宁，尊经阁、文昌祠、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被毁。　　　　
　　　　1937年11月至1941年6月，日军飞机先后38次1700余架（次）对甘肃各地特别是古城兰州进行大规模轰炸，炸毁各类建筑十余万间，数十处古代建筑葬身火海。如1937年11月30日，日机二十余架空袭西安，有四座清真寺被毁。《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页。　　　　
　　　　万里长城迭经日军炮火攻击，在喜峰口、忻口等处已是千疮百孔。日军盘踞期间仅山西省方山、襄坦、汾阳三县即有279处颇具价值的古代建筑被烧毁。戴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1940年1月17日，日本飞机轰炸泰州城，北山寺二殿被炸毁，光孝寺二殿被炸坏，永宁寺亦被毁。　　　　
　　　　1940年2月，日机九架空袭老河口机场，市内十余处遭轰炸，房屋损失不计其数，始建于唐代的古刹宝麟寺也于此次空袭中被炸成废墟。　　　　
　　　　1942年5月4日，日本飞机各27架先后两次空袭云南保山县城，整个城区房倒屋塌，烈焰熊熊，众多古建筑被炸毁，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废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9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2）

　　　　在内蒙古，日本飞机炸毁了达拉特旗的寿旨召，轰炸并破坏了营盘召、释尼召、树林召和准格尔旗的新召等著名召庙。　　　　
　　　　千年书院被摧毁。湖南大学，位于宽阔清澈的湘江西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麓。它的前身是闻名遐迩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由漳州太守朱洞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北宋、元、明、清等朝代，至1903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将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38年4月11日，午后2时左右，27架日机由北而南呼啸着闯入长沙，径直飞往岳麓山上空，盘旋，俯冲，投弹。湖南大学校区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湖南大学有珍藏典籍的传统，从书院的御书楼到藏书楼，到图书馆，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藏书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历朝经典、珍本、善本、孤本。1933年11月竣工落成的新图书馆，藏书量在全国图书馆中屈指可数。可是，这样一座图书馆，霎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湖南大学遭到毁灭性轰炸的同时，岳麓山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云麓宫、自卑亭等处也遭到了日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