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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7-权力巅峰的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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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举行，它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事业传奇般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妇女之一的基础。“没有丹尼斯，我又能在政治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她后来在一次采访中问出这样的问题。当然答案紧接而来，“没有丹尼斯，政治上将一无所成。”当然，他的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使她独立，因为在英国，议员的薪水非常微薄，除个别情况外，只有社会上层的富裕人士才能够从政。丹尼斯·撒切尔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特殊的丈夫。爱德维娜·居里，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女国务秘书强调说，丹尼斯对于玛格丽特这样具有抱负的妇女非常“完美”——就是这样，因为他不反对她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还很支持。就连1953年8月她生下双胞胎卡洛尔和马克后，孩子也没有成38
5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小学生们在一起。后来，当她作为社会部长取消了小学生的免费牛奶时，第一次失去了英国民众的喜爱。为她生活的中心，这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我记得孩子出世时，是那么弱小和无助……就这样我被彻底征服了。但我想，如果你现在不去适应，那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智力型的工作中来了。我非常担心我会就此与孩子为伴，再也没有剩余的精力去留给政治和工作。而我两者都想要——孩子和事业。当1959年她终于代表伦敦选区的芬奇利区进军议会时，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出现在第一次电视采访的镜头前。这位年轻的女议员神采奕奕地解释她在议会假期期间花去了多少时间来陪孩子。她常常极力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同样勤奋地创造着自己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品质。不然，她也许要担心自己将会得到一个冷酷的事业型母亲的名声。39
她想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但家庭始终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坎贝尔这样认为，她真正的生活是政治。丹尼斯在这种境遇下是否幸福，这是个谜。他的女儿说，他从没有抱怨过，即使有时妻子不在家，而是在议会、竞选或是在进行一场会谈，让他感到很寂寞。卡罗尔对自己童年时期总是不停忙碌的父母有两份各自不同的记忆。很少有两人同时在家的周末。母亲关心的是她的选民。父亲在公司加班加点没有尽头，而业余时间则属于了球队。当孩子们进入寄宿学校后，撒切尔一家只有在假期时才有家庭生活。1961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社会部得到一个国务秘书的职位。她的工作日从早晨7点开始直到午夜结束。她几乎不需要休息并总是害怕出错。此间丹尼斯的精神濒于崩溃，对自己经营的家族企业的责任压迫着他，企业同时还供养着他的母亲、妹妹和阿姨。医生警告，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于是，丹尼斯去非洲旅行了三个月，参观大型国家公园，拍摄狮子。回国后不久，他卖掉了公司，成为英国一家石油公司”布尔玛石油“的董事。丹尼斯·撒切尔从来没有表示过，这场危机和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只是曾经和一个朋友提起过。他也许在结婚时并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此的严肃，也许他渐渐地才明白，她确实想往上走，往很高的地方。10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了一颗明星，一个女性的政治奇迹。直到这个时候，就连她多年的忠实助手罗德·查尔斯·鲍威尔也认为，她的事业还从没有如此非同凡响过。她干得不错，浑身都是能力，但也并不是很特别，就连她在爱德华·希斯政府任社会部长时，她也得操心自己的声望，因为她取消了英国小学生免费的牛奶40
配额——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真正地不受欢迎。后来，到了1970年代中期，如鲍威尔所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玛格丽特·撒切尔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英国人需要彻底的变革，以使民族不至衰落。英国人此时再没有多少理由去自豪。大英帝国的经济排在欧洲共同体的末尾，保守党和工党都因无法解决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黯淡无光。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的政党一直有一个共识：要实现强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全就业的目标，使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强大的工会参与所有经济政策的决定。企业被国有化并靠高额补贴得以生存，尽管他们生产质次的产品。从没有哪个月里没有发生过影响社会经济的罢工事件。工会不仅以罢工为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而且把它作为权力的工具。1974年，爱德华·希斯制约工会的努力失败后，保守党政府被工党所代替。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解救英国的第一步是战胜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斯。他的地位是动摇的，英国下院的保守党人一直吵着要更换领导层。呼声较高的曾是契斯·约瑟夫爵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顾问，但由于一个荒谬的建议——对中产阶级实行计划生育——而被淘汰出局。党的高层缺乏合适的人选。“我听说契斯·约瑟夫不愿意站出来反对爱德华·希斯”，一个女性的声音显现出来，“必须有人站出来，这就是我！”玛格丽特·撒切尔被推举为保守党主席的候选人。1975年2月4日，她在第一阶段选举时得到的选票超过时任党首希斯，一周后第二次投票时获得了绝对多数。
《权力巅峰的爱》 全力去爱君子协定（2）
玛格丽特·撒切尔出41
人意料地成为第一位欧洲一个大保守党派的女性领导人。对于一些保守党人，这次选举绝对是个疏忽。撒切尔和她的前任不同，她没有多少经验——作为部长，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部，“社会、家庭、教育”部，这并不很难。她在伦敦以外的党内圈子里并不出名，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乏善可陈。就连支持她参选的人当时都在扪心自问，他们干了一件怎样的事。未来撒切尔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的外交部长杰弗里·豪回忆道，1975年——就像党内不少人——谁都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够获胜。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性别却成了秘密武器，她赢了，因为没人把她当回事。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还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局外人，她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政界的任何一个重要部门任职，她的父亲是个小商贩！这对英国幕后权力集团的某些人是极大的震惊。就连丹尼斯·撒切尔也震惊了——他妻子竟然宣布竞选保守党主席。他只能用寥寥数语来劝妻子，她一定是疯了。他担心如果他反对得太晚，灾难性的失败将会毁灭她，保守党最终将会“收拾”她。当玛格丽特1975年2月11日获胜后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结果。但事态的发展他直到晚上踏进在一个议员家举行的庆功会时才明白，这里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报道组。直冲屋外的欢呼声都是给他妻子的。自此，丹尼斯成为她身边的男人。那天晚上的照片展示了一对光彩照人的撒切尔夫妇，他们甚至在镜头前还互吻了面颊。然而，接下来，她不必说服她的丈夫，却要说服自己的党和整个国家。当一名妇女成为欧洲第一大党的领袖，工党内的感情是复42
杂的，即使人们对此普遍感到自豪。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试验”失败，将是件尴尬的事。另外，对于某些老沙文主义者，金黄头发的玛格丽特唤起了他们某种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本能——他们决定“给这只雏鸡一个机会”。她的出现留给很多人以强烈的印象，对杰弗里·豪也是如此，他见证了新主席的第一次登场：“她走上讲台，她是一大群老男人中唯一的女性。所有的人都比他高。现在她站在中间，令人吃惊的矮小和女性化，当她问候我们时，人们感到会场中的某种激动，和一种近乎是中世纪的顺从。我此刻有种感觉，我们拥有了圣女贞德。”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是一个光彩照人、自然放松的女人。在这一年的照片和电影中都能感到她的魅力。“许多只从媒体上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老太婆，但一旦遇到她后，便会完全大吃一惊，”约翰·坎贝尔说。爱德维娜·居里也回忆起新领袖令人印象深刻的出场情形，“有几个议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1975年2月11日后，撒切尔家的财政状况和生活完全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玛格丽特·撒切尔还很少请党内或部里的同事。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完全陌生的人坐在舰队街家里的地板上，工作人员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起居室里铺满了纸，冰箱里装满了成品菜。丹尼尔礼貌地向每个陌生人自我介绍，去需要他的地方帮忙，一有可能就逃到高尔夫球场或是度周末的小屋子里去。就在他妻子为挽救英国踏出第一步的四个月后，他从布尔玛石油公司的职位上退休。卡罗尔·撒切尔相信，这个时机对父母的婚姻43
非常理想。特别是鉴于丹尼斯未来应扮演的角色，“他原来有自己的事业，现在可以作为伴侣和丈夫在她身旁做贡献。”尽管如此，丹尼斯已将政治视为并不可靠却具有吸引力的生意——“所有这些会议、商谈，这些选战以及拉票！”他自己并没有要被众所瞩目的野心，宁愿将光芒让给他的妻子。开始，她并不容易，一些人，首先是爱德华·希斯的政治同道在等着玛格丽特·撒切尔摔跟头。在欢庆她的胜利之后，把撒切尔看作政治怪胎的声音渐涨。许多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保守党人很快便会恢复理智，用唯一正确的人将这个女人换掉——一个男人。失利的希斯导演了一场名为“到圣诞节她必须下台”的运动，并且只叫她TBW——“那个金发的女人”，那个鬼女人。至少，对外，这一称号的拥有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并没有受到影响，也许事实上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烦恼。这种不敏感显得有些值得怀疑，“至少总要落一次泪吧！”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其他的问题，“当反对党领袖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她解释说。“反对党对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正确的政治举措，但我是那种宁愿做而不愿说的人。”她的很多敌人后来承认自己低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某些人眼里，她并不是光彩照人、有创造力的反对党领袖，而是缺乏幽默、不易接近、不是特别善于应对的人。查尔斯·鲍威尔回忆起来甚至认为，她并不智慧超群，从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但她对此总是周密准备，这是她最大的长处。鲍威尔今天还怀着深深的敬佩这样44
认为，她汲取他人以便形成自我。“我是我所坚信的事物的工具，”她这样说并同时也证明，意见和想法如果缺少去实现的意志将会毫无价值。在和对手的周旋过程中，她显得极有权力意识。对手几乎毫无例外的是男性，非常迁就她：英国的保守人士当时是比较沙文主义的，但并不习惯和妇女争吵。他们大多在青年寄宿学校长大，受到的教育是礼貌地遵从妇女的意愿，对她们扮演施主似的保护者的角色——然而现在却来了一个死脑筋，家长式的、没有教养的、而且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既不礼貌又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但她也会调情，在她愿意的时候，还会很迷人。约翰·坎贝尔说，英国政界利益集团的男人们很克制，他们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防御。查尔斯·鲍威尔又强调，英国男人认为骂女人是不恰当的，但撒切尔对他们可一点儿也不克制。向上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最终却还是达到了顶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袖子中拥有所有女人的王牌，或是在手袋中，约翰·坎贝尔认为，她的手袋是她出场的象征、权威的象征以及一个动词；有种说法是，她“手袋”了她的对手，“她进入房间，作为老大第一个把手袋放到桌上，象征性地仿佛把它打在了男人们的耳朵上，她这样和他们争吵——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为什么这事没有发生？手袋是一种武器！她总是赢得每一场争议的胜利。她也总是把一些东西放在手袋里面，一份笔记，统计资料和制胜的论据！”由此，她的内阁里早就产生了某种无助的愤怒。
《权力巅峰的爱》 全力去爱君子协定（3）
威利·怀特劳，45
后来撒切尔政府的副手，1978年，曾在一次餐会上向朋友抱怨，还从没有人像这个可怕的女人一样敢用如此的腔调和他说话。他考虑退出政治，而不想再忍下去。但显然就是他也无法逃避撒切尔的魅力——他留了下来并成为她的拥护者和忠实的同路人之一。怀特劳只是许多既被撒切尔的粗暴方式和衡量方式所羞辱，却又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同事和助手之一。利用男性弱点所进行的游戏成为撒切尔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最强大的武器。爱德维娜·居里描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怎样将她的政治家同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旦她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人们能够观察到，她怎样将手放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亲爱的，你会选我的，对吗？”像居里所说，她是一头母狮子，为了一大群男人而奋斗，同时以高效能胜过竞争者。撒切尔根据不同的需要变换角色：她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她是耐心但用极大权威教课的老师；她是让人平静却又炮制苦口良药的可爱的护士；她还是燃烧的爱国主义和不列颠的体现，如果必须用剑，她将保卫王国的荣誉和主权。英国人在1970年代末期显然渴望有这样的战士。经济上的悲剧在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时期依然持续。在联合王国的大街上因为持续罢工而堆满垃圾，按配额供应电力，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30％，失业率也持续上升，而且存在巨额的国债。报纸充斥着英国到处运转不良的轰动性消息。1978年到1979年的冬季，整个国家几乎瘫痪了，英国人叫它“不满之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承诺，要团结国家并医治这个“分裂的民族”的创伤。46
她的想象建立在朴素的基础上——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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