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养你十八岁-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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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周。有个儿子叫子轩。　　　　
　　　　在子轩上初一的时候，我把他领出了校门，在子轩18岁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家门；从此，我也没有了家。我的观念与行为显得出格，由此引来媒体的一连串报道。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我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一句是“我只养你18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本是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口语，被记者捕捉到，最后定格为报道的标题见诸媒体。这两句话不是豪言壮语，但是它像诺言一样铸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生活事实。　　　　
　　　　一位书商找来，约我以“我只养你18岁”为题做一本畅销书。起初觉得这个话题挺不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也有话可说，就应承了。记得我还写下这样的文字：“将‘我养你18岁’定为书名，不仅仅是因为此话上过媒体，为众多读者熟知，更重要的是能传达出我的教育理念，这里包含着我对为人父母应尽义务和责任的理解，包含着对终身教育的思考，也隐含着我对现实社会国人‘早衰晚熟’现象的忧虑。以我对教育的理解，18岁是一个新生代独立生存的倒计时转折刻度，教育如果完不成这个使命，我有足够的理由另辟蹊径。”　　　　
　　　　进入写作状态后，我渐渐发现，有关18岁的话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大道理谁不知道？如果有问题完全是因为社会出了问题，结果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　　　　
　　　　我还发现，“我只养你18岁”并不能构成子轩当年退学的终极理由。如果只是为了打发他另立门户，实无必要把孩子从13岁开始就早早领出校门。我扪心自问：你的“教育理念”又是从哪里来的？你“另辟蹊径”究竟想找到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怎样“自圆其说”？我必须远离话语的干扰，哪怕是自己说过的。我似乎只能退回到生活事实，回到事件发生的原点上，对经历过的一桩桩生活细节重新审视，拷问每一次生活重大转折的起因与动机。　　　　
　　　　子轩退学事件发生的时候，只是当日他所在班级的头条新闻。几天后，校方只是来过一个电话，知道人没出什么恶性事件，就没再过问。事情本身很小，而且周围的人也渐渐淡忘，但是对当事人和他的家庭的影响就大了。因为我们此后注定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在主流教育面前，我们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那时我方才体验到什么叫“内心深处爆发革命”。此前，我的脉搏曾有过46次/分的记录，健康状态盛极，后来心脏出了毛病，老是感到胸闷，时而心悸。我没有求助医生，因为我很清楚我根本就没病，完全是内忧外患的日子把人怄的。我坚信我并没有失道，只是寡助，假如上天能给我一个自由支配自己的机会，我会重新振作。　　　　
　　　　一个初一的孩子就退学显然是新闻，一个升初中时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从一所省重点中学退学更是新闻，一个教育硕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则是闻所未闻。在海南只是有人说我有病，没有人把它看成新闻，直到1999年我们漂到北京才引起媒体关注。　　　　
　　　　媒体持续报道与其说是主流社会对我们父子二人命运的关注，不如说是大多数常态人群也都有自己心底的隐痛。在对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大家都有心病，只是谁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老周你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痛在哪里？我们都有生存困惑，甚至已经到了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我的做法之所以惹眼，也许是与大家熟悉的社会舞台背景反差强烈。有些人指责我自私、冷酷、盲目、偏执，对此评价我与其为自己辩护倒不如表示谅解，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充盈着利他、温情、从众、中庸的色彩，大家也许都有所遭遇，但似乎不到“最危险的时候”，谁都不愿率先做出反应。不论结果如何，这些传统的文化特征正在国际化、市场化的浪潮中逐渐淡化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相信时间终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和行为。等待太久，我必须行动！行动已经完全体现了我“活着”的目的。也许是社会文化转型引起的“集体无意识”恐惧，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先跳下海的逃生者，接下来想知道这爷俩儿是否还活着，是否能找到生路。　　　　
　　　　生路？对！是求生。活就要活在时时处处，最好是不要目的不要理由。我就是以自己对生活的这种理解来对待教育对待孩子的。“渺小的目的，造就伟大的人”。　　　　
　　　　“你不是活着吗？”　　　　
　　　　“《活着》被枪毙了。剩下的是苟活。”这就是我遭遇的生存现实。　　　　
　　　　十多年的煎熬，拉扯一个不愿长大的孩子，好累呀！家长，难道就是孩子的牺牲吗？除了为了孩子，生活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我发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多人在跪着。他们或是跪倒在金钱面前，或是跪在子女的脚下，或是跪在搓板上……有些是被绑架跪着的，而更多的是作茧自缚，跪得是那么虔诚，那么心甘情愿。　　　　
　　　　“活着”对中国人不算新闻。苟活者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幸福地活着”恐怕也没人关心，因为幸福生活大同小异。这些活法都与我无染，如果人活着只能是这样，我宁愿去找死！死也没那么容易，上帝还让我活在世间。　　　　
　　　　我们父子的生活仍然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当下苦乐参半，未来充满悬念。孩子已经自食其力，遂了属相，金鸡独立。我已经彻底“减负”，只剩下养活自己的任务，胡乱划拉些小钱就把小康的作业交了。心脏不治自愈，脉搏49次/分。躺下一分钟就没了思想，开始打呼噜，睡到自然醒。思想的重担交给起大早食的儿子，我的任务是做美梦，为这个缺少想像力的种群生产快活的生活样式。我不想惹那些和我有同样冠以“父亲”职称的同龄人生气，我们小时候都挨过饿，失过学，下过乡，进过厂，成家，拉扯子女，熬到这份儿上也都挺不易的……让我把你们全都解放了算了。　　　　
　　　　老周　　　　
　　　　2003年11月20日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1节　狗拿耗子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　　　　
　　　　“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没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子轩退学的场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海南，初秋的一个下午，晴。老师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学校。我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一路上都在考虑该说些什么，怎么回家。想着想着就烦了，我们当家长的招谁惹谁了，凭什么动不动就被老师召来唤去？　　　　
　　　　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尽量让自己镇静再镇静，但心跳不止，像是走向拳击台。　　　　
　　　　照面的第一眼，我看见孩子正在接受罚站（后来才知道被罚站过N次了）。他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从门窗探出头来看热闹，这是我第一次被老师请到学校来，子轩的同学感到新鲜。子轩神情木然，下意识地抠着手指甲，不知那时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老师远远地站在子轩的对面，看上去还在生气。　　　　
　　　　我和老师打过招呼后场面就僵住了，双方都在端着。我心想，不是叫我来吗？人来了干吗又不说话？她也许在想，你总算来了！那些当领导的家长电话里一声传唤都得乖乖地来听吩咐，你摆的是什么谱？看今天的残局你怎么收拾！相持了好一阵，还是对方先开口了。　　　　
　　　　“你说怎么办吧？”老师扭着头，眉宇微皱，不耐烦的表情里略带一点委屈，但手是背着的。　　　　
　　　　这个姿态让我想起了中学的一个同学，她上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训，一哭就抽鼻涕，后来当了小学老师，训起学生来也背着手。不过那个时代的老师也就敢对学生有脾气，出了校门挺自卑的，找对象打分超不过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训家长没自信，更不敢训工人阶级的家长。此一时，彼一时，在今天有些名气的学校里，工人阶级家长几乎连挨训的资格都难得有了，想挨训的起码也应当是个中产，比比昔日的老大，我似乎该庆幸自己没沦落到“弱势群体”才是。　　　　
　　　　我们谈了几句，互相找不到感觉，那种错扇子怎么也合不拢的感觉。　　　　
　　　　老师在等我承认家教不严，教子无方，似乎在等我求情许诺三番后再酌情拿捏。　　　　
　　　　我心里面直搓火，狗拿耗子，与我何干？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教师就不该来学校，只是觉得自己遭受了绑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当家长的必须听从老师传唤，可是明摆着这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随叫随到，我这不是也来了吗？此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学者的耻辱，更是一个当家长的耻辱，一个普通人的耻辱。　　　　
　　　　既来之，我还是想和老师商量着解决问题，我想听她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师只是说她横竖教不了这个孩子了，让我带到校方发落，另请高明。我本来想跟她解释我们家长没有教唆什么，真的！孩子也不至于成为什么“犯”，事情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还有许多措施能让他重新改好，只要我们学校家庭达成共识、好好配合的话。其实我真想质问她：“子轩可是以全校拔尖的入学成绩进到你的班上来的，怎么才半年工夫就变成这个样子？就算我们家长有责任，难道你们当老师的就没一点责任？这样的学生你们教不了，你们想教什么样的学生？”知道这话一说出口肯定要吵架，到头来不仅不解决问题，只能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倒霉的还是孩子。我忍了。　　　　
　　　　老师看上去压根儿就没有跟我谈话的意思，她背靠的教室里摆了70张桌子！子轩从原先的第一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调整到最后一排的墙旮旯里。　　　　
　　　　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超编的名额一个卖价3万块钱，行情看涨，供不应求，还有若干附加条件，成绩太差不行，调皮捣蛋不行，家长不懂事也不行，就算花了钱还要托关系。这样的学校不缺钱，中学老师的奖金收入比我们大学老师高，在社会上虽然没当官的牛，但是在校门里面可以训那些当官的家长，有足够的理由自豪。　　　　
　　　　尽管是重点中学，可毕竟是这所师范学院的附中，大学里的老师怎么没那么牛呢？大学生一旦进了大学似乎也不及在重点中学里那么受宠。我的同事们自嘲自己是“附师”的，虽说是本末倒置现象，但是见怪不怪，整个社会都这样认为，硬要去追究什么道理，就等着吃眼前亏吧。　　　　
　　　　老师还在那里等我出牌，以逸待劳。　　　　
　　　　我终于明白了我在此时此地该扮演的角色，我是她传来的，她今天传我来是要拿我找找某种感觉。面对此情此景，除了调整心态低头当一回孙子发誓赌咒再多放点血，我估计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我说出了憋了好久的话：“你学过教育学，听说过一句教育名言吗？——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　　　　
　　　　“谁说的？”老师有些激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她：“这是一个教育家的话，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说罢；没有等她下逐客令，我拉起孩子的手就走；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第一章　少年退学第2节　家长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黄牌就是黄牌，红牌就是红牌。掏牌了又不执行，以后的游戏还怎么玩嘛！　　　　
　　　　我们当父母当得有些投机，我们以忙学业为由推卸了拉扯孩子的责任。　　　　
　　　　回头看往事，人生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是逃避不掉的，逃避必遭报应。我相信报应。　　　　
　　　　子轩是我牵着手把他领出校门的，我对退学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否认。但是必须说明我当时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时冲动。　　　　
　　　　退学事件发生之前，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已经影响到家庭的安宁，他的母亲曾被老师传到学校多次，每次都带回满腹牢骚跟我吵一架，抱怨我从来不去学校见老师。终于有一次，子轩母亲说，她再也不去学校了，以后让我看着办，她受不了这份难堪。我因此郑重其事地向子轩出示了黄牌：因为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让学校传过，这就是老周家的规矩，老爸就是硬道理，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早打过招呼，决定退学实际上是履行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再让老师把家长传到学校，立即退学没商量！记得我们事前商谈关于退学的约定时都很平静，无奈的平静。老师有最后通牒，我把老师的话转达给了孩子，接着向他交代清楚了我将采取的行动。我也给他讲了种种后果，他做了检讨和保证，游戏规则就这样定了。打这以后，我们的心都悬着，子轩老实了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又滋事了。上自习课他在教室里面带头捣乱，站在桌子上起哄的时候，让老师逮了个正着。接着就发生了我和老师之间的冲突。约定的事情当然要执行。快刀斩乱麻！当事情没完没了，扯不清的时候，我喜欢找这种调子。我的初始动机是想设一个底线来解决问题，希望这张黄牌能起到威慑作用。作为当事人，子轩已到了知道后果的年龄；说不知后果是装糊涂。因为退学是一个约定，我们事前有商量；在他领红牌的一刻我们都没有感到突然。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下这样大的决心让孩子退学呢？直接的原因出在孩子身上。孩子一上中学，就搬到学校里住，学校就在家跟前，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本来无必要住校，孩子想获得更大的自由，编了许多理由。当时我们当家长的都在忙各自的事情，没有觉察到他变化的苗头。当他提出住校要求时，我们还都往好处想，希望他在集体生活中能早些学会自理。谁知住校后不久，这个孩子就判若两人，成绩直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