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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任弼时-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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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却又没有时间多卧床休息。他曾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嘛！”
是啊？选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的１９４８年秋，父亲更不可能躺下了。
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７日，父亲连续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９月８日至１３日，父亲出席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７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１４位中委和候补中委，以及１０名重要的工作人员。
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二点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会议讨论气氛活跃而热烈，毛泽东经常在大家发言的关键地方插话。
父亲主持９月１０日的会议，并于１３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成大问题”。他说：
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们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的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急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
3．最后的拼搏（4）
至于加强纪律性问题，父亲认为：“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滋长。”而加强纪律性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和制度作条件和保障。他说：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个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①，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定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关于民主问题，父亲认为对于已有相对和平的华北解放区“党内党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际上还是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父亲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父亲强调今后要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
这一阵，从预备会到正式会议结束，整整１８天，过度的劳累，使父亲的健康又出现了一次大滑坡。１０月１６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了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个时期。”接到信，非常担心，可我却不敢回去看看父亲，那会被他大骂一顿的。我只好连夜给他写信，提醒父亲一定要注意休息，信中我自然又诉说了对他的惦念，尽管我明明知道我的提醒很难奏效，没有组织的强迫，父亲绝不会放弃工作的。
不久，听说周恩来亲自召集医生们讨论了爸爸的病情，一致主张让父亲休息一段，我才稍稍安下心。可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真正老老实实休息的。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动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中在毛泽东住处集体办公常常是通宵达旦。三大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辽沈战役，在９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前一天发动，１１月２日结束，历时５２天，歼灭国民党军４７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１１月６日发动，历时６６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５５？郾５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江北广大地区；
平津战役，１１月２９日发动，历时６４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结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计５２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潜心研究党的各项政策的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胜利，越要注意党的政策，涉及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１２月１１日，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对这些产业的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地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对城市中的房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屋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同时，《指示》中明确“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
3．最后的拼搏（5）
１月２２日，父亲又就解放军军管会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规定的范围等政策问题致函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他认为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还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父亲指出，对于特务系统人员及国民党下层党部和三青团的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而“普通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父亲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果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好一些。”
父亲的意见得到书记处的重视，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处理办法的决定》，规定：“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于履行登记手续”。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的西柏坡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
从２月１日至３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处书记正式会谈三整天。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周恩来和父亲偶尔插几句作些解释。
４日上午，父亲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对他进行了访问。据负责翻译的师哲回忆，两人寒暄之后，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交换了关于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点谈了工、青、妇方面的工作。他们谈到战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谈到在恢复生产中我们可能需要的某些设备，并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等。以及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父亲最后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将逐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就是为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做准备、铺平道路。
当日下午，苏联客人休息散步时，米高扬对师哲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２月７日凌晨，父亲和朱德两人亲自陪同米高扬到石家庄，顺便乘车观览了市容后，送苏联客人登机返国。
一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决定和通过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做好直接准备工作。
３月５日至１３日，父亲在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五大书记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全会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热烈的讨论。明确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研究和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１３日，父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我党在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构想。
父亲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泽东宣布我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3．最后的拼搏（6）
他强调：“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他从三个意义上阐明工业化之必须：
首先从“完全的独立自主”意义上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第二，从“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大致说“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
第三，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上讲，“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工业发展还要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技术；农业亦要向工业提供日益增加的大量的粮食和原料，提供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等等。“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同时，父亲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接着，父亲讲到解决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他主张：第一靠工业利润；第二靠农业增产；第三靠税收；第四举办内外债；第五提倡节约。对于举办内外债，父亲特强调，“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内债可以适当时期举办””上述五个来源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最后，父亲重点谈到工作重心转移中党的建设方针也应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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