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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任弼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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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年，是父亲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个多事之年。客观地说，也是父亲迅速成长的一年。
这年暑假一到，父亲便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整理好一学期未曾住过的居室，临窗放置一个小书案，把所学过的课本、书籍一一码放整齐。本欲“每日同妹温习片时外，或击球或踢毽或奉父母之命至附近游观”，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假期。不料，却经历了一次被汤芗铭败兵洗劫的灾难。
这年元旦，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好景”不长，８３天后下台，并于６月６日在众叛亲离和国人唾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任命的湖南都督汤芗铭听说程潜率湘军大败北军，驻省湘军又将联合桂军进攻督军公署，大为惶恐。７月４日晚仓皇逃跑。所率败兵沿途到处抢掠，唐家桥亦未幸免。
一日清晨，父亲听到隐约炮声，以为是乡间神庙活动所为，后才知是汤芗铭率兵北逃。第二天，败兵行至唐家桥，幸亏祖父携全家躲向颖珠山，家人未遭殃。然而当疲惫不堪的一家人返回新屋时，见到的是满目狼藉，衣物、器具抛撒在地……
１２岁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家遭败兵洗劫后凌乱不堪的样子，很受刺激，心中充满气愤与无奈。开学后的第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暑假纪事》，父亲就记述了此事，文末叹道：“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
此事过不久，又发生一件令父亲扼腕叹息之事——蔡锷病逝。
蔡锷，是湖南人引以为骄傲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时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起义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一总司令。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胜利，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９月患喉癌赴日本就医，于１１月８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国内，长沙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父亲随学校一同参加。会后特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文章赞道：
蔡公松坡，吾国之人才也……袁世凯背叛共和厉行帝制，无有声言反抗者，公耻之，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为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少年雄心，跃然纸上；一扫暑假面对败兵洗劫后的无奈！
内乱，激发父亲戡平内乱之少年壮志；外患，引发父亲爱国御侮之心。
近代中国历史，记载了许多失地的屈辱。国土被列强蚕食、分割，这对于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会深感切肤之痛！
3．走出塾塘乡（3）
１９１７年，父亲正读高小二年级，地理课本既将父亲的视野扩大至世界，更将近代我国割让地之状况形象化了。
一天夜晚，父亲于灯下打开地理书，日里所学的知识集于图集，一目了然。东西南北四方国土被瓜分之地，被觊觎之所，赫然在目，“小小丧失不可胜数”，“诚可为痛哭流涕也哉！”他痛言：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对此，他感到“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他大声疾呼：我辈“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地之不能乎！”
何以解除内忧外患？父亲当时毕竟才十二三岁，正是人生崇尚英雄的阶段，很自然地，他希望如古今中外历史豪杰般的人物再现。
他崇拜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钦佩朱元璋由一僧人从郭子兴起兵，“后子兴死，诸将拥立乃将其兵，灭群雄，定都金陵……统一中国。”
他读《俾斯麦传》，对这位世界闻名的德国铁血宰相，赞其少年之时即“阴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深叹其坚忍之力，创造之功”，认为他是“强国之模范”。
他自己也在思考，在探索救国济民之策，这在他的作文中多有反映。面对“人民之生计艰难困苦”之状，他写道：
“救国之策如何？非特以米与之、以衣济之也。其最善者在多设工厂工艺别类。如机织缝纫令女子习之，木竹金工等令男子习之。其他如艺徒学校、采矿等均为救济之善法也。”
“整顿金融即可安民，停止战争便利输运，商务自旺。”
显然上述这些“策”，绝非他个人创造，而是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有识之士的思想，这些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父亲与萧三的相识与相交。
１９１７年第二学期，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湘潭附近的“黄氏族学”任教的萧三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学校办童子军归来。经介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即聘其为附小教员，教英语、音乐两科并兼办童子军。父亲那年正上高小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萧三成了他的老师。尽管萧三长父亲８岁，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忘年之感。
萧三读书时就曾以自己的方式抵制封建主义的教育方式，不甘作考试的奴隶，当了教师就更推崇民主主义教育，不用考试逼人，不搞突然袭击，不出怪题，多靠平时成绩。学生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考完了。萧三又是长沙城里童子军第七团团长，办童子军，以“为社会服务”为口号，他教学生练习生存本领，如目测、游泳、两根火柴点燃一堆火等。更注重平时做好事，教学生认清人群及社会对自己的帮助和为社会服务是责任和义务，尤其主张要为劳苦人做好事。这位年轻教师颇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父亲，从小受思想比较开明的祖父影响，兴趣广泛，读书之余，音乐、丹青样样上手，对封建主义足不出户的封闭式教育，同萧三一样非常厌恶，曾专门作文抨击。因此，对萧三的教学非常适应。他从富有诗人气质的萧老师的课堂上不仅学得知识，又汲取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萧三也非常喜欢性格活泼又有思想的父亲，为了鼓励他，特意送给父亲一个墨盒作纪念，上面刻着“赠二南贤弟”。
师生以兄弟相称，足见他们相交非浅，难怪父亲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莫斯科时还付信留法的萧三，邀其“前往苏俄一游”；３０年代末，又是父亲全力促成实现萧三回国抗日的宿愿。
4．“五四”前后（2）
５月９日，湖南报界冲破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北京学生游行情况。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的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下旬，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向毛泽东、彭璜等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２８日省学联重新成立，６月３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罢课，组织学联会，救国十人团等。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长郡中学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为社会服务，爱国储金等活动。父亲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
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学校，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初次面对社会；
他到学生爱国会主办的“贫民半日学校”任教，至今聘书尚存；
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张敬尧惧怕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危及他的反动统治，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布告学生限期离校。时值北京学生已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宣传，省学联当即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输入、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想，毛泽东谓其“在死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拍掌欢迎”的“空谷足音”。彭国钧还亲率安化籍学生组织话剧团在小淹演出。
父亲担任了湘阴籍宣传团团长，带领同学们返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特别是他组织同学们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演出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６月，理叔公参加清华庚款留学考试后，觉得有录取可能，便返乡省亲。时值父亲带队回乡宣传，少年叔侄数年不见，自然亲热异常。
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理叔公，滔滔不绝地向父亲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主张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减少白银外流以救国，所以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
小他９岁的父亲却正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宣传民众的活动中。他热情地邀请理叔公参加演戏。在父亲的动员下，理叔公终于上了舞台，但却只演了一次。此后，理叔公干脆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父亲当道具，直到他８月启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肖劲光成了最要好的同学。
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学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的典当金交付，全家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以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父亲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转眼到了１９２０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和肖劲光一起滞留校中。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去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湖南学子纷纷响应，仅长郡中学两年之中就有２８名学生整装西行。长郡校友，也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均在此行列中。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萧三也是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
那一时期，青年学生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
一天，父亲外出归校，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问。“到俄国去！”父亲答道。原来，父亲路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社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
4．“五四”前后（3）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酷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苏俄勤工俭学。文凭，不要了！
是年８月，我父亲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六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勤工俭学的准备。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一行三湘学子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徐徐，翻开了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的一页。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６号。
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魏碑体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这里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的，负责人是杨明斋。
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父亲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并且，第一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肖劲光等几个人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睡地板，吃包饭。
学社的课程主要有两科：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俄文课由王元龄任教。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之女，毕业于哈尔滨俄文学校，是被陈独秀邀请来的年轻女教师。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父亲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一次听陈望道宣讲《共产党宣言》，即封面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像的《宣言》。下午，他们大多为“中俄通讯社”和《劳动界》杂志做誊写、校对等工作。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几十位时代青年，俞秀松、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谢文锦、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像父亲一样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１９２１年春，经过８个多月的学习，父亲一行准备启程了。全新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兴社会制度，对父亲的吸引太强烈了，他放弃了国内的个人谋学的机会，而主动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义务。
行前，他复祖父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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