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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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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这一伟大功绩已载入史册，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但是，谁曾想到，进入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却在探索的道路上栽了个大跟头，也犯了他曾经批判过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一方面“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另一方面又将马列“本本”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第二次伟大转折进行拨乱反正，就是既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又要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什么会发生毛泽东这样的历史现象呢？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坚持海纳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不搞重要领导职务的高龄化非常重要。小平同志认真地总结了这个教训，坚持实行退休制度，他本人带头退休。他多次说过：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这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个好的制度，而不仅仅是靠好的领袖个人。这是为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土城之战和一渡赤水
由于不是像罗开富和索尔兹伯里那样专程走长征路，而是出差到相关省、县才去作那一段的考察，因而路线、时序与当年红军走的不完全一致。这次因是从叙永出发，就是先过赤水，后去土城，可以说是反向而行。
我有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每到一地，爱问一下历史地理沿革，了解地名、河名、山名的来历。有时得不到满意回答，影响气氛。好在这种情况极少。比如，为什么叫“赤水”？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讲出了原委。他说：赤水河流域多喀斯特地貌，以“每雨涨水，色深赤”得名。过去不叫这个名，汉朝称大涉水，晋称安乐水，唐名赤虺河。“虺”音“悔”，乃毒蛇之意；明清时才改称赤水。它发源于云南镇雄县境乌蒙山脉北麓，向北经滇东，流入川黔两省之间，有五分之三一段成为界河。在折入贵州后经赤水市流向四川泸州的合江汇入长江。这就是说，全长近900里的赤水河，上游为滇、黔、川三省，中游是黔、川两省的界河，下游则是四川的内河。
我们沿着赤水河走了一段。作为川黔两省界河，两岸群山陡峻重叠，河谷深切狭窄，宽处二三百米，窄处仅百多米，两岸悬崖高出河面在200米至400米之间。远处看，似条弯曲玉带；走到近处，岸坡达60度左右，无路下河，水流奔腾湍急。河域水能资源丰富，有优越的梯级开发条件。所谓赤水四渡不是一个渡口，而是分别在土城、元厚场、九溪口、太平渡、二郎滩、茅台等六个渡口过赤水。这六个渡口间相距200多里。
土城在赤水河中游东岸，是黔北入川的要冲，今属贵州习水县。在党史上，以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而著名。土城镇党委书记介绍说：这里古称滋州，管辖现在的仁怀、赤水两县，是古盐道上驰名的水陆码头。盐商用木船将川盐通过长江运至这里，然后雇用农民工背着装满川盐的背篓，爬坡上坎，翻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村镇。因此，清代诗人郑珍赋诗咏道：“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后一句就是指这里水运输盐的情况。土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些年，不断发掘明代军事屯堡等历史遗迹。古代繁荣已成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又开始焕发青春。我们将绿色资源与红色资源相结合，已建设成为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部分。
镇党委书记也了解土城战斗情况。他介绍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1935年1月下旬，红军分三路先后抵达土城地区。由于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主席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敌军。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这是毛主席“出山”后决策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没打好，也可以说是个败仗。为什么会如此呢？镇党委书记领着我们到了青杠坡战场遗址，观看当年的作战地形和双方的兵力部署态势。不看，说不清楚怎么没打好的原因。看了战场，像我这个不懂军事的“老外”也大体明白了。原来青杠坡是个狭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又加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因此，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决策的不周在于，一是对敌军兵力数目和战斗力状况，特别是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的情况估计不足；二是红军的部署没有占领大山头，控制制高点，作战地形极为不利。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为了扭转战斗局面，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共同拼死奋战。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突围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当追敌赶至河边时，见到已炸的浮桥及其他渡河器材顺水流淌，只能隔岸兴叹。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1）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
“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我既然在作“四渡赤水”考察，也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收获。
“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目前讲这段党史，都广泛引用了周恩来的这两个材料。
前些时，为查别的材料，翻阅《毛泽东文集》第8卷时，发现毛主席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1｝这是毛主席在1962年5月讲填词《忆秦娥·娄山关》历史背景的一份文献。过去在文献研究室翻阅过这个材料，但这段话早忘光了。这对于研究长征，包括“鸡鸣三省”会议很有价值。
由于“鸡鸣三省”会议地处三省，目前这三省的党史部门和地方领导，都在论证这个会议是在本省的那个鸡鸣三省的庄子里开的。水潦就属于鸡鸣三省地段。去慰问特困群众，正好考察这个问题。贵州毕节与四川叙永一河之隔。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正在作此考察。他们主要是了解在赤水河那边鸡鸣三省的庄子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于是请他们过河来，同四川党史部门的同志一道考察四川这边鸡鸣三省地区的红军活动、是否开会的情况。本来还想请云南党史部门的同志来一起考察，但考虑昆明离此太远，跑来一趟不方便，再则两年前我从叙永去扎西，经过了云南那边的鸡鸣三省地段，不必再麻烦他们。因此，就没有与他们招呼。
2003年1月8日，我们一行去水潦。何谓“水潦（读“脑”音）”？“潦”字的音开始还读不准。叙永县委常委周主任说，这是彝语，意即“鱼需水养”。赤水河边的彝民，过去不少人下河捕鱼，这里崇山峻岭，每隔三五天才能赶一次集，只有活鱼才能卖得好价钱，故有此告诫。去水潦，要经过石厢子村，这是四川同志认为“鸡鸣三省”会议的那个庄子。
坚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说法，就我所接触的材料，当数前面提到的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老主任。他在1986年曾写过《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参加在西安、延安召开的全国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在古蔺，他也讲了他的考证。他是古蔺人，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太熟悉了。他说：“所谓‘鸡鸣三省’，具体指的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这里既是地名又是渡口，属于四川管辖。由于赤水河源头的倒流水截开川滇丛山，成为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这是南北走向；还有一条渭河，则截开滇黔峻岭，呈东西向，成为川黔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因此，川滇黔三省在这里各形成张开的扇形山地，而岔河则是三面扇形的结合部。这里过去是三省边境一带群众往返必经的通道。90多年前，岔河的四川一侧岸边，曾居住过数十户人家，形成上下两条小街。后来这边只剩下一家姓赵的船工。在云南贵州那边，住户一直很少，长期只各住一户，红军来时都迁走了。分属三省的岔河三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三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所以，真正的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就是指岔河这个小范围。这是狭义的‘鸡鸣三省’。就狭义的讲，由于八九十年前就没有村庄了，云南、贵州的那两户人家早已迁走。因此，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事实上，当年敌军已在此设防，红军没来这里。现在对‘鸡鸣三省’采用比较广义的概念。当地老百姓把四川过去属古蔺县、现在划归叙永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和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1｝。这些地方都处在由岔河开始形成的三面扇形的高山区域。站在三省的任何一个山头，都可以看到岔河成的三面扇形高坡。”
踏访“鸡鸣三省”地域（2）
何世鸿不同意“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高坎等地的说法。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它们在河边高山的背后，连岔河也见不到。如果硬要将这几个村庄拉进“鸡鸣三省”范围，就太牵强附会了。他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且敌军均在百里开外，开这样内容重大又需要时间解决的会，也要有安全保障。石厢子具备这个条件。三是中央纵队在5日行军，绕行崎岖小道，兼之道路泥泞，直到夜里二十三时半机要部门才赶到花房子一带宿营。即使中央领导人比这个时间早点到，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间短了也不行。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1｝四是花房子、高坎一带，当年没有村庄，只有零散农户。花房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房，百米左右尚有一屋。这里既不属“鸡鸣三省”地域，又没有庄子，因此，说“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高坎一带召开难以成立。
我们的车子走在盘山公路上，看到通往石厢子的公路边，当地乡政府在一块像厢子的巨石上立着石制纪念碑，题写着两行字：边上一行小字为“中央红军长征纪念碑”；正中一行大字为“石厢子会议所在地”。站在纪念碑南望，在山口间的远处就是赤水河。我们进村看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住过的房屋遗址，并找到了当年为红军挑担由石厢子到花房子的郑绍林老人。老人年届90，头脑清楚，身体硬朗，还能下地干活。他说：“红军是腊月三十下午进村的，街上旮旯角角全住满了红军。前后10余里的村子都住有红军。其中好几个是坐滑竿的。那种滑竿很特别，白天抬着是滑竿，晚上放下摊开可作铺。在几家设的电台，发报的声音还听得见。第二天过春节，看到了女红军张贴署名李富春的布告。初二上午在审讯后枪毙了两个收税卡员才往云南方向进军。我为红军挑行李，水田寨驻有镇雄地方武装，红军为减少伤亡，没有进驻水田寨，绕道至花房子一带住宿。由水田到花房子只三里路，但很难走。到花房子已快到初三子时了。初四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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