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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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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1}
  《杨尚昆回忆录》比较多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尚昆同志写道: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尚昆同志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会上,毛主席的主张遭拒绝,张闻天决定由彭总取代毛主席任前敌负责人。这件事间接地牵涉到彭德怀,而彭本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
  ——第三件是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去。{2}
  尚昆同志说:“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尚昆同志还说:“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流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1}这里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会理会议上批彭德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在此后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还要继续讲此事呢?尚昆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四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1}尚昆同志的回忆不在回答此问题,只能谈到这个地步。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文献材料,有些具体情节不可能弄清楚。目前只能论及至此,因而这是个历史之谜。
  会理县城 
  会理会议遗址 
  156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载,在3月上旬红军二进遵义时,中央已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张闻天找潘汉年谈话已说明此事,并让潘先走。参见《年谱》上卷第244页。这样,此事的时间和地点还可进一步研究。——引者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4页。
  {2}《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1}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53页。
  {1}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1页。

传奇的彝海结盟

  还是回到当年红军过大凉山彝族区的历史上来吧。
  正当中央红军围攻会理期间,国民党“追剿”军已赶到金沙江南岸。5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向大渡河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制定了一个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的作战计划。他调集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他令在滇进行“追剿”的中央军迅速过金沙江,在川军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同时令在川各军务必固守会理、西昌,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堡,严防红军北进;同时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追剿”军与川军各部连成封锁线,严堵红军南返。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1}。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又一个紧要关头。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龚自德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他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写过《彝海结盟》一书,沿途不断跟我们摆“龙门阵”。他说:对于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央早已察觉。根据上述敌情,中央军委按照会理会议决定,于5月14日撤出对会理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的企图。中央派红军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排除一切困难,迅速通过彝民居住地区,抢渡大渡河天险。刘伯承率红军先遣队于16日抵达西昌南的德昌。守备德昌的川军旅长在顺沪起义时是刘伯承部下的团长。刘伯承写一亲笔信,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该旅长见信后,令守军略示抵抗后即撤退。次日,红军先遣队占领德昌。随后,刘伯承又写信给前来加强西昌防守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说明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川军彝务指挥官见信后,为刘伯承的声望所慑,在红军通过时未予阻击。这样,先遣队于20日到达泸沽地区。
  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东路,由西昌至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西路,经冕宁县到安顺场。这是条崎岖险峻的山路,特别是还要通过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敌军判定红军不会走西边小道山路,要通过彝族聚居区太困难了,因此将走东路大道。于是,敌军将主要兵力置于东路,作为防守重点。据此情况,刘、聂电告中央军委,红军主力部队以走西路,经冕宁到安顺场过大渡河为宜,同时以少量部队走东路大道,以迷惑并钳制正面之敌。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通过彝族区的军事行动。还在会理出发时,毛泽东就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21日,刘伯承向部队作动员报告:今天我们到冕宁,这里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过去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还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彝人的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疑忌很深;彼此语言又不通,民族隔阂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龚自德说:为了顺利通过彝族区,红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到处张贴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个布告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各部,除普遍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外,还特别要求广大指战员务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这里的彝族主要有三支:罗洪、倮伍、沽鸡(果基)。他们之间时要“打冤家”,但遇到汉人马上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当红军到彝海地区时,遭到正在械斗的这几支彝族的围阻,有的还将红军战士的衣物剥去,抢走一些器材。红军一面向彝族群众宣传,一面派代表同他们的首领谈判。同时,布置自卫阵地。在了解各家支的情况后,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沽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懂汉话,对红军表示友好,要见刘伯承司令员,大家讲和不打。刘伯承已在彝海边等候。小叶丹见到刘伯承后,主动表示:打你们的不是我,你们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于是举行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两人歃血盟誓,结为金兰之义。小叶丹表示,由沽基家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刘伯承代表红军赠送武器弹药,授予小叶丹一面书写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发给他“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其弟沽基尔拉为副队长”的委任状。
  5月23日,红军先遣队由小叶丹的四叔带路护送,顺利通过100多里的彝族区,到达离安顺场不远的地方了。随后,在小叶丹安排下,在七天内将中央红军大部队护送出彝族区。红军和平通过大凉山,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宝贵时间。解放初期,刘伯承曾对时任中共西康区党委书记的廖志高讲: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当年与小叶丹结盟就是我们重视民族工作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报告了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就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1}彝海结盟60周年时,廖志高在一封信中说,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没。
  龚自德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三天后,毛泽东在大渡河边见到刘伯承后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刘伯承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回答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还问: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还是右腿呢?刘伯承正在想怎么回答,周恩来帮刘解围说:后续部队通过彝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迎接。你们把彝区赤化了。朱德忙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红军和平通过大凉山,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赢得了时间。

中央进驻冕宁城,人民组织抗捐军

  我们一行在冕宁县领导和凉山州史志办主任陪同下,在2003年9月15日来到彝海子边。彝海原名“鱼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水深约60米,面积20多万平方米,呈元宝形,以产细鲤鱼而得名。四周山峦环抱,针叶林木葱茏,湖水碧绿清澈,风景旖旎秀美,是个难得的旅游胜地。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处,在彝海西北岸草坡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将此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彝海文物保护标志。1995年6月,江泽民题写了“彝海结盟纪念碑”。目前,在彝海结盟处建起了由江泽民题写碑名的大型石雕。我们在雕像前留影纪念。同时,听冕宁县领导和凉山州史志办主任,还有龚自德介绍有关情况。在这里,我想起了陈云路过彝族区时的亲历见闻。陈云随中央纵队过彝区。在行至开罗场(今石棉县擦罗彝族乡)时,四川刘文辉军在此设有粮站。红军到这里,刘军粮站人员以为是国民党中央军至,将库存军粮如数点交,计有4000多包,每包60斤,红军接收后还有很多剩余,便发给了当地百姓。他路过这里,亲见一般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背一袋回家。一询问,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说:红军先生,我们好久没有吃白米了。红军来了,把刘家军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这个生动故事,说明红军怎样代表了彝族人民的利益{1}。
  冕宁县领导、凉山州史志办同志介绍了当年党中央进驻冕宁城的情况。他们说:1933年,冕宁县就有了地下党组织。陈野苹、廖志高就是本县人,并是这里的党组织负责人。1935年5月,红军先遣队和中央机关进驻冕宁县时,陈野苹、廖志高他们不仅组织群众热烈欢迎,而且汇报了他们了解的路径和敌情等,为红军选择正确的路线,开展民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5月22日中央机关进驻冕宁县城,陈云听取了地下党组织的汇报,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23日,召开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陈云宣读革委会成员名单,朱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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