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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年轮-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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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在多年前出过一阵政治风头。当时有个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作自己的。于是，贵族很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很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
同样的道理，60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旧军装往边疆跑，而90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吃米饭或馒头。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具体面貌。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也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酒杯里的意识形态恐怕有些难于下口了。
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或臭污水？文化的运行，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语言粗糙和低能的表现。
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一旦变成唯文本论，便文中无人，成为一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成为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这种批评当然有其所长，但漠视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了批评的价值支点，其理论多少有点半身不遂，难以远行。
因此，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印象的核对。
第二部分在小说的后台（2）
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小说的幕后在干些什么，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或者还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这一次，编者没有忘记小说的另一些重要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景观就更为完整。
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然都是便装，都是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好说。文章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来点隐恶扬善以悦己或谀人。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用《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从小就接受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训练，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政治经济环境等限制，很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把文化假象当自然本质，把自己的扭曲、变态、异化当作真实的“自我”。
周作人归附了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超脱无为的表现？还是怯懦媚权的表现？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怨私愤的政治放大？抑或他只不过是出于对某个人或者某个季节的一时恼怒？抑或这些说法统统对，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构成了不同的主从和表里？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己，何况他人。有些人根据政治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把他的后期定为反动文学，显得简单而且危险。看来，知人论世有时候也可能误入迷途。
俗话说，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这个舞台还有更大的后台纵深，几乎是无限，不是轻易就能走到头的。
真实是一个越来越使人困惑的东西。
布莱希特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看，把前台后台之间的界限打破，把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放弃。皮兰德娄让他笔下的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了所谓“后设小说”，或者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入散文、电影乃至绘画，已经成为创作界的潮流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这是本世纪的一个特征。
这个自我清查运动，不断清查出虚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溃不成阵。他们闯入后台的结果，竟是真实无处可寻，忍看大活人一个个地消解，一层层地消解。最后，极端者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来拒绝理解，来迎头痛击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求。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绝不苟且的严肃姿态，但它与传统中的认识自信一样，把真实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以为真实必须是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质，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其实，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那样的矿点不存在并不值得人们绝望和焦灼。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就像虚假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义举，如同暗影总是成为光源的证明。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产阶级伪善窒息中汲起了愤怒，当他被真诚和智慧点燃，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象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着真实，就在真实之中——而不论他对文学的“真实”是多么狐疑。当然，这完全不能保证他一旦成为可供沽名和牟利的时尚之后，他在众多学舌效颦者那里，不会成为虚假透骨的演出税、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
真实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的瞬间，这在布莱希特和曹雪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各种文化的角色，但未尝不可以保护一种真实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可远求，只存在于对于虚假的敏感和排拒，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征服。相对本色就是这样在相对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就是这样对相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法摆脱的意识形态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对于作家来说，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台，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最初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法文。
第二部分世 界（1）
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这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绝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有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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