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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年轮-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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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消费，显然只是一种持有（BP机、哲学名刊、旅游风景区的名声以及其他一些人们认为很好的东西）的实现，因此品牌和明星当然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目光所向。他们的需求不能说不是一种真实，不能说不是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却已经大大偏离了实用（包括备用）的需要，偏离了传统经济学曾经奉为基石的使用价值，正在被社会环境里扑朔迷离的心理/文化信号所虚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身上如火如荼的持有需求，是第二级需求，是需求的转喻和能指。难怪F。杰姆逊总是在日本、法国这些发达国家而不是在穷国，更多地发现生活“能指化”现象。在我看来，所谓社会生活里的各种“能指化”，不过是对虚拟经济和虚拟文化的另一种解读。
需要指出，第二级需求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多了文化这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正在使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和失常。既然偏离了人们的实用，市场或可容纳的商品数量，或可出现的商品价位，便不再可能以人口一类的数据作为测定基础，而只能被变幻莫测的文化潮流所左右。消费已不再是自然行为，而是需要“引导”的，是“引导”出来的变数。文化潮流的这种引导可以刺激某些商品的超常生产，却不会对潮流突变前后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动荡负责，更不会对这种生产加之于自然资源的恶性榨取负责。某些传统经济学家的预测，相信地球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支持人类的生存，其前提是人类对使用价值的需求尽管有弹性，却仍然有限，比如一日三餐就是一个基本限度。然而现代人持有需求正在取消这个基本前提，它的重要特征恰恰就是无常和无限，它使一食可费千金，一乐可费千金，使市场变成一个突然出现在现代社会里的无底洞——再多的貂皮大衣也不一定能填满它。如果我们的商品生产在利润的驱使之下，开足马力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空间，如果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变成这样一种“无限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语）”，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只可能迅速加剧，不光是貂皮，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将很快地耗竭一空。
这个无底洞应该让人不寒而栗。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1）
我一直敬仰数学，抱怨“文革”中断了我的数学课程。我还相信，任何不能充分运用数学方法的学问，不能成其为科学。不过，一个也许无知的问题一直在跟随着我：数量化的方法如何适用于心理/文化现象？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蒸汽机和棉花的生产销售数量化，甚至可以把教育、出版及其他高智能产业不无牵强地数量化——把智能描述成工业货品的模样，但我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持有价值？能不能努一把力，弄出几个关于人们持有价值的开发、流通、储存、分配、实现的数学模型？
但愿是可以的。但愿有朝一日，任何一种心理/文化现象，这些忽有忽无、忽聚忽散、忽大忽小的东西，统统在电子计算机的规划和控制之下，不再使有些经济学家们神色茫然。
在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们不但可以计算贫困，还可以计算贫困感。
一般来说，贫困产生着贫困感；同样是一般来说，前者与后者似乎又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勉强温饱的人，常常可以自得其乐和自觉其足，在穷乡僻壤悠悠然哼着小调。我访问乡下的时候，为了让这些农民相信眼下天天吃肉的日子算不上皇帝的日子，相信还有比这里更清洁、更漂亮、更富足的村庄，外来人常常得费尽口舌。听他们说起美国乡下的厕所里也喷香水和铺地毯，有些农民会冲着言者哈哈大笑：“你诳人！”
比较而言，倒是有很多丰衣足食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家里有了彩电、冰箱、VCD、万元存款，还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简直他妈的活得不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委屈在肉碗面前也可能有些动摇，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朋友就可能及时地帮助他们坚定，用“外面世界很精彩”的种种传说，逼着他赶快放弃高兴起来一下的念头。有一位作家曾在南方某个座谈会上就这样百思不解地说过：“我还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周围的人非让你觉得穷不可！”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高尔夫俱乐部以及万元宴乃至十万元宴，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因为自觉贫困，因为自觉贫困深重，人们当然没有理由要安心本职工作及其工薪收入，没有理由不去业余走穴、投机宰客甚至贪污腐败，也当然没有理由要把自己的敬业、道义以及守法看得那么重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本来不算太贫困的生活也贫困了，很多人足以让一般西方人也羡慕的优裕生活条件也黯然失色了，贫困感像感冒一样到处流行。这种贫困感不但发生在真正的穷人那里，更多时候是发生在不那么穷的人们那里——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可能接触传媒，更有条件了解到刺激自己的超高消费动态，并为之愤愤不已。常常是，对品牌和明星的持有欲望，还有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或多或少的受挫，遮蔽了他们自己实际的富裕。
事实上，如果透过传媒上的某些宣传花絮而深入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并不是周围的中国人都在喝“人头马”，也并不是喝“人头马”的中国人都腰缠万贯——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家里其实连一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就像挂着BP机的中学生，可能还有学费之虞；穿着名牌衬衫的人，可能还得借钱治病。超前消费只不过是穷人对体面的某种预支。从一个客观的标准来看，这些人不应该与名牌洋酒有缘。然而当今的消费常常不是在“客观标准”下发生的，酒的使用价值并不总是比持有价值更受到人们看重。这些人的持有需求发作，因此并不是想喝酒，而是想喝“人头马”的品牌，喝出自己进入现代生活潮流的感觉，喝出自己想像中西方男士和女士的那种美轮美奂，于是购买力自然指向了高价。他们推动了“人头马”在中国的热销。同样的道理，他们这一类消费者也推动了“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高尔夫俱乐部以及万元宴乃至十万元宴的热销，让西方的商家一次次大跌眼镜，惊叹中国的市场真是秘不可测。他们按照“劳力士”在上海的销量，一度以为上海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巴黎。他们不明白，持有价值以及公费腐败共同促成的这一超高消费壮观，大大遮蔽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摆脱的落后和贫困——包括这些消费者中很多人实际的贫困。
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存在”的真实大地？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2）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环节正在被文化潮流前所未有地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以及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类似小说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的东西。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这是第二级危机。
从这危机的危机里突围，当然不是太容易。现代都市里的精神病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只是突围失败的一个草草记录。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电影，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直选，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它的强势主要来自美国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他们开放而富有活力的体制传统，来自那里人才精英的汇集以及创造性的想像和劳动，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的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不是在美国生产而仅仅只是可以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个品牌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心甘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平等、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早已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要求特权甚至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和自决权的理念，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放弃了明显而直接的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完全平等。
我想起了眼下中、小学生中流行的一个“酷”字。这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COOL，原文为“冷”，引申为“好极了”、“棒极了”。但这个意义经由日本、香港再进入中国大陆后便有了曲变，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小生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和男子汉阳刚之气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一体化可喜可爱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汉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洁地的吸尘器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出生入死之时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3）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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