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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年轮-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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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狡咸蜒乐螅肓舜笱В负趺挥腥险娑源切┓牒蜕桃滴拿乜纬獭Ｔ谝痪湃迥晁ナ胖埃┲坝谒拔窕睾凸愀娲砉荆⑶以谛≈霸鼻迤侗拔⒌纳嬷屑绦奈难乱担瞬斡隣rpheu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葡萄牙介绍和评论未来主义思潮；一九二○年还创办了Olisipo出版社，一些葡萄牙的现代主义作家成为了他的作者和同道。他在编辑业务之余用葡语和英语继续写作诗歌和散文，还写短篇小说、戏剧、社会研究文章，甚至还就经济和商业话题写作评论或者制作访谈录。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直到他四十七岁去逝之后才得以整理出版，特别是他的诗歌迅速进入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诗名。
《惶然录》收集了佩索阿晚期的一些随笔作品，都是一些“仿日记”的片断体，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日常生活观察中的形而上兴趣。佩索阿为这本书杜撰了一个名叫“伯纳多·索阿雷斯”的作者，与自己本名“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读音相近，并在卷首写了一篇介绍这位虚拟作者的短文，似乎索阿雷斯有其人。这当然不是先锋作家们爱玩的“间离化”小噱头，倒是切合了作者一贯的思想和感觉。他在这本书里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的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者又是自己的异者，如此等等，那么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个“索阿雷斯”，以他者的身分和视角来检视自己的写作，在这本书里寻求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对抗，就不难被人们理解了。
两个“索阿（SOA）”之间的一次长谈就是这样展开的。他（们）广泛关注着那个时代的生命存在问题，也是关注着人类至今无法回避也无法终结的诸多困惑。读者也许不难看出，作者在随笔中的立场常有变化：有时候是一个精神化的人，把世界仅仅提纯为一种美丽的梦幻；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物质化的人，连眼中的任何情人都徒剩视觉性外表。有时候是一个个人化的人，对任何人际交往和群体行动都满腹狐疑；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人，连一只一晃而过的衣领都向他展示出全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有时候是一个贵族化的人，时常流露出对高雅上流社会乃至显赫王宫的神往；有时候则成了一个平民化的人，任何一个小人物的离别或死去都让他深深惊恐和悲伤。有时候是一个科学化的人，甚至梦想着要发现有关心灵的化学反应公式；有时候则成了一个信仰化的人，一次次冒犯科学而对上帝在当代的废弃忧心忡忡……在这里，两个“索阿”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终极结论，只是一次次把自己逼向终极绝境，以亲证人类心灵自我粉碎和自我重建的一个个可能性，书写自己一个并非宗教信仰者的圣经。
如果说这本书不过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当然是一种无谓的大惊小怪。优秀的作家常常像一些高级的笨伯，一些非凡的痴人。较之于执著定规，他们的自相矛盾常常是智者的犹疑；较之于滔滔确论，他们的不知所云常常是诚者的审慎。其惊心动魄的自我对峙和紧张，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的内心奇观，更不是每个人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身为公司小职员的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似乎乏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以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他终生未娶，也拒领官方奖项，长期独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各异相悖的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关怀。这是变中有恒，异中有同，是自相矛盾中的坚定，是不知所云中的明确。正是这一种精神气质，正是这种一个人面向全世界的顽强突围，使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们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即便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即便他有时也难免顾此失彼和以偏概全，但他不无苦行意味的思想风格与对世界任何一丝动静的心血倾注，与时下商业消费主义潮流里诸多显赫而热闹的“先锋”和“前卫”，还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惶然录》是佩索阿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曾经长时间散佚的作品，后来由佩索阿的研究专家们收集整理而成。在这个中文译本里，除圆括号中的楷体文字为译者注解之外，圆括号里的宋体文字，以及方括号里的空缺及其造成的文理中断，均为原作的原貌。而各个章节的小标题，除一部分来自原作，其余则为译者代拟，以便体例的统一以及读者的目录查检。考虑到原著的某些片断之间稍有交叉和重复之处，这里所译只是精选出来的原著的主体部分而不是全部——这是考虑到大多数读者也许同我一样，是对佩索阿感兴趣，而不是对有关他的版本研究更有兴趣。在此一并说明。
首次发表于2000年5月。
第三部分空 间
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到有些出国寻梦者那里。他们常常无缘接触更无法占有国外的好东西，甚至生活质量比在国内时更差，但与曼哈顿近多了，与卢浮宫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稳稳当当的安慰。
看来，所谓都市无非就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说，占有呢，占有无非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须消费品除外的话。有些女人爱逛首饰店，买下什么意不在穿戴，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首饰。有些男人爱逛古董店买下什么意不在倒手，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古董。这里只有场地更换，如此而已。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守财奴，日食不过三餐，夜居不过一室，积攒着那么多钱财并无实际用途，无非是可以把楼宅、珠宝、存折之类不时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聊以自慰。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后把所有财富权当己有，都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因为那些不用的或用不完的东西，摆在街上与摆在家里，终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有了照片、电视以及博物馆，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砖银锭在内的任何好东西都不难临场目睹，不必把它们都搬到家里来看，不必以为这种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与太阳就不宜搬到家里来看吧。但人类就是这样没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腾在从家门外到家门内这段奇怪的空间距离里，于是多出了好些战乱、政争、贪污、阴谋、抹眼泪、研讨会、心绞痛、金融危机等等烦心的事。从这个差不多是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精神常常是对物质空间状态的反应，历史常常是从事财富位移工作的一个搬家公司，是把某些东西搬近搬远搬来搬去的一笔昂贵运费。
首次发表于1998年10月。
第三部分墨 子（1）
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墨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子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子的幽灵。他确如荀子所称，具有“反天下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欢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作“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汉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辩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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