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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通行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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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
晚会是在夜里一点前结束，之后外面的炮竹声依然此起彼伏。我们在整点钟声时吃完了饺子。姨妈姨父陆续驱车回家。外公安排我和表弟睡在外屋，他和外婆在中屋入眠，里屋的灯始终点着，直到人们看不见旧岁的影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我们平躺在床上耐心地等待三刻钟，然后表弟蹑手蹑脚地打开电视，在视屏微弱的光芒下，我从床底的象棋盒子里翻出早已备好的色情光盘。我们下午在地下商场用尽感情、生活以及成人这样的暗语才使VCD专柜老板明白我们是来买色情片的。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收下我手中的20块钱，老板递给我一张就让我们马上离开这里。这是我少年时代买过的第一张色情光碟，很可能这张碟就成为我看过的第一部色情电影。17岁以前我只在两处看到过女人的身体。一次是在电影台放的一部印度电影中，随着那女人一声尖叫，画面就被切换到一望无垠的麦田中，我们从电视报中找到七天后的重播时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等待这不到一秒的裸露镜头，另一次是在《泰坦尼克》；我们调成1/2、1/4，甚至是1/32慢放来品味露丝的乳房，时光被VCD机拉长到32倍，以至于杰克还没画完，就被我外公当场抓住了。
《情色2000》这样的片名成了我和表弟挺到夜里两点还依然兴奋的动力。表弟轻轻划上门插；我将光盘放到机器里。一分钟后，我们明白，可能制片商粗心大意将片名打错了。应该叫《情色1970》，李小龙的电影都比这个新。片子太老了，里面的女主角如果能活到现在都将会成为长寿的奇迹。而且我怀疑那个时代人类的审美还存在着不小的缺陷，我的依据是片子中每一个女人都又黑又丑，而且头发像泡不开的方便面一样打着卷。
“跟我原来猜的一样。”表弟耐心地看了一会低声对我说，“我想的做爱就跟这个差不多，不是亲嘴那么简单。”
“我还真得夸奖你很有灵性。”我说。我又木然看了一会儿，说实话，我实在找不出故事的脉络。由于害怕被隔壁的外公发觉，我们还得像100年前所有好奇的观众那样看无声电影，而展现给我的情节只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在几个男人之间纠缠不休。深思熟虑之后，我下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这个电影不好看。”
“嗯，白花20块钱。”显然我得到了表弟的认同，“加上4块车钱。”
“我们还等了十多个小时。”
我们相互对视了几秒钟，本来我们应该彼此微笑的，然而没有。可能电视的荧光太重了，我们都在对方的面容上读到了无法解释的恐惧。那一年我17岁，表弟比我小一岁。在我刚刚过去的16岁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比生命中前15年还要多的事情。这一年我升到了高中，离开我暗恋了三年的女孩子，我在怪自己太多懦弱。这一年我喜欢上了毛姆，我不放过任何一次阅读他的机会。我总幻想自己像《人生的枷锁》（毛姆著）、《日瓦格医生》（帕斯捷尔那克著）、以及《幸运儿比尔》（彭托皮丹著）的主人公那样身上带有艺术家的忧郁气质。我自命为落魄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很多同学看出了我的落魄；却猜不到我是诗人。九九年，我终于用一夜的时间拨开云雾，看到了《维以不永伤》四部的结构，更值得纪念的是缠绕了我28个月之久的王小波风格终于在我的笔下烟消云散。因为考试的作弊事件使得我到新年都感到苦闷，虽然我时常安慰自己这还不算最糟糕，因为老师只是知道我篡改试卷，并不知道我曾找人替考。
我明白为什么我和表弟两个人会感到一丝难以理喻的恐惧。他，包括我，我们完全可以毫无压力，轻松自在地去消磨即将到来的2000年，但我们一旦看了这部电影，我们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那么大人的世界便跟在新岁后面向我们袭过来了。
从门下部的缝隙中我们看到灯亮了，随之我外公站在了我们门前。表弟慌忙去关电视，我压住了他的手。我暗示他，电视一关屋里会突然暗下来，更容易被发觉。他的手已经按下去了，电视开着，他不敢松手了。
“干吗呢？”我们听见外婆在问。
“你看看，外屋是不是特别亮？”
“亮什么亮？外面放花呢。”外婆没理他；又回中屋了。
我外公弯下腰向屋子看。门的下部是百叶窗的结构，我们能看到外公的脸，他却只能顺着木条看到天花板。它在反射着电视里裸露的荧光。感谢上帝天花板不是用镜子做的。“确实亮；”他说，“你不信过来看看。”
“天都亮了；有什么的，”我外婆躺在床上没理他，“别把孩子给折腾醒喽。”
我外公推了推门，说：“他们怎么还锁门呢？”
“行了你，大半夜的。”
“不行，明天我说什么得好好搜搜，”外公终于回去了，“指定没睡觉，不知道干什么呢。”
我们长叹口气，关掉电视，抽出《情色2000/1970》；将它像飞碟一样抛出去。然后我们又重新在床上躺下。一句话也没说；外面偶尔有几声爆竹响过。过了很长时间我一睁眼发现自己还没有睡着，表弟居然也瞪着眼看天花板。
“睡不着？”我问。
“我想去厕所。”
“我也是，”我说，“可一开门姥爷就知道咱们没睡了。”
“我有招了。”他说着起身去打开窗户，我跟着跳上阳台脱下裤子。天真的要亮了。几只麻雀在树枝间飞着。外面很冷，尿在下坠的过程就结冰了。我听见冰珠敲打冰面的声音。
“我看就别睡了。”躺在床上他说，“不到七点姥爷就得把咱们弄起来。”
“不管了，”我说，天色已经白得可以看得清雪花在飘了，“反正一醒来，我就17岁了。”
第二部分去吧，曾骞（1）
小饭发信息说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我去做。让我马上打电话给他。狂奔了76级楼梯，穿过4条街道，以及闯过一个红灯，我在街口的IC电话里得知等着我的是一篇有关小村的个人事迹报道。老实说，假如受打击也可以衍变为一种幸福的话，那就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事情需要我来做了。
我时常在犹豫，当一位帅哥——我还没有自恋到明确地指出这是我——写一个比他更帅的男生时——看上去他非小村莫属，他能否保持着一颗平和而无嫉恨的心将其完成。我和小村第二次见面曾做过这样的游戏，我们试着去接近一些陌生却可爱的女孩子，比谁吸引的目光比较多。毋庸置疑，几乎每一次的游戏都以我的失败结束，但是倘若游戏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有哪个女孩子我们不但认识了，而且可以聊上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他的相貌所焕发的光芒，将随着时间渐渐消隐在我的语言和表情背后。认识小村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不善言辞的男孩子。与此相反，我却总是喜欢讨好我所喜欢的女生。于是在我看来，他的说话方式很可能是难语症的又一变异。谈过恋爱的人会明白，讨好女生无非就两点：即兴的玩笑和冷静的幽默。所谓幽默即一些反常规的逻辑在瞬间碰撞出的笑料。请注意，是瞬间。而小村在讲一个笑话时却会将时间拖延很久，他特有的那种偏缓语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在他的几篇小说里找到同样的错误—他喜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停留太久。我们都不敢相信，如果一个笑话被扩展成一本书，那些读完后还可以大笑不止的人是否能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和小村第一次认识是2002年初在上海的青松城。我记得当时与他以及一个日后同样保持联系的朋友王皓舒坐在一个大学的房间。也许是当时他还没有留长发，或者每个人都对自己未来的大学前途未卜，而使我没有留意到曾骞——这是他在我的通讯录上写下的名字——长得有多帅。对了，最主要的一点是，陪着他前来的年轻貌美的表姐早已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在第二年我从上海火车站坐63路汽车停在普陀医院时，见到了三个接站的男孩。我知道个子最高的应该是七月人。凭借长发小眼睛甚至是卡通这样的词汇我猜到向我伸出手的应该是小饭。只是第三个我想了许久也无法在记忆中搜寻这样俊朗的面孔。“曾骞。”他笑道，“我们见过的。”“是啊，”我想起来了，“你服了什么药啊？越来越帅了。”在路上我想了许久都是关于小说的，具体说如果你想表现故事中的人物有多迷人，那你只要把他周围的几个猥琐男写得细一点就够了。
我问小饭写曾骞哪方面的个人事迹报告比较合适？“帅。”他说，“你要让读者闻到帅气的香味。”我得承认我没这本事，所以到现在也无法取得中华美食大赛的参赛资格。我高中时候因为逃学被班主任抓去停课写一万字的检查，这是个备受折磨的过程，倘若你不想把自己说得罪大恶极来凑字数的话。黄昏之前我还抖着白纸不知所措，无奈之下我写了3333个“我错了”，最后一个字是句号。在傍晚我把这交给班主任，我用这样的解释来平息她两次即将发火的冲动：“我错了”这三个字是我面壁8小时后最深刻的认识。结果是，这篇极有诚意的检查被老师贴到黑板的右上角，通过了。
我问小饭，我写2500个“帅”字行吗？他听后反问我：你说呢？小饭念的是师范大学，所幸他毕业之后去做编辑、作家。我说真的，这样的老师很可怕。
那我总要再说点别的，我想。
事实上曾骞的才能并没有完全显露在文字上面。2002年在青松城1707房间他曾经问那里的老师有没有美术绘画这样一类专业。“没有。”他得到的肯定答复，“但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办美术学院，在2003年，最迟到2004年，中大将会招收美术特长的学生。”“但我是今年的考生。”曾骞这样的回应很可能会使整个房间的谈话处于一个无法进行下去的状态。那一年我和王皓舒也同样面临高考，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询问、试探，甚至是死死抱住这样一个正向我们缓缓靠近的保送大学的机会。曾骞语气生硬的问话令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担心：1707，我们又一次错过的房间。“我想，”教师居然回答了他的话，“假如你能进到中大里来，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其他的专业进行深造，四年下来你一样也可以受益匪浅。”“人活一世区区几十年，”他站起来打算就此告别 1707，“我没有必要在没兴趣的事情上浪费四年。”
坐在广州的Red…cafe我认识了很多早已不再上学的朋友。他们像我一样找到了一所交钱就可以入读的自考学校。然而离开家乡来到广州，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拿着这笔学费夜夜泡吧、赌球以及吃摇头丸。与他们的谈话里我慢慢了解他们对学校充满了厌恶，对学习失去兴趣，甚至是鄙视学习。几乎是相同的精神准则在主导着他们的行为。有一天夜里我有些震惊地从一个来自潮州的男孩口中听到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的名字——韩寒。
第二部分去吧，曾骞（2）
是的。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摒弃接受那些对自己毫无吸引力的知识，确实是韩寒的准则。一心打算实现自己梦想的人看到了这一面旗帜，就算放弃学业也无悔；而很大一批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像韩寒一样退学成了他们逃避压力追求舒适生活的挡箭牌。当韩寒第一个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走在田野中，会指着一朵花叫道：“呀，这朵花开了。”然而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看到大片大片的花因为指引或者仅仅效仿才绽放时，我们只能很平静地说：“花开的季节到了。”成千上万的花随着秋天的到来枯萎了。第一朵花结果了，那硕大的果实叫《三重门》。还有几朵没有谢掉的在忍受风吹雨打的同时告诫自己要挺住。那些风雨是家人和朋友的伤心、失望，还有一些是眼泪。
九月初的退学，仿佛暗示着我在这里写什么都不会有一点说服力。我大学的同学都知道，从我被中山大学甩到伪军校的第一天，我就有过退学的打算。最后我决定这一年写完《维以不永伤》再离开学校，于是就从火车站又返回伪军校。我不能容忍知识的匮乏。倘若我们连生活最基本的事情，譬如风霜雨雪是怎么回事，电冰箱为什么能制冷，电视为什么会有图像，这样的常识都解释不清楚，那么我们和文盲有什么区别﹖我对那些耻于学习的人的厌恶似乎已经超过了以学习为高人一等的人。遗憾的是，在伪军校我只学到了打拳队列和翻墙，靠着这些本领想受人尊重，除非时光倒流，回到用树叶来遮羞的原始社会。
新概念的五周年庆典上我见到了曾骞。正如我事前担心的，因为和一个刁蛮老师发生口角，他愤然离开了学校，结束高三生活。为了让家里人不至于绝望，在一个充满了幸福回忆的苦涩恋爱中他开始了高四的旅行。那一年他只拿到二等奖，这多少有些遗憾。不过时间很快证明——安徽刘卫东——连续两届的一等奖得主，命运也只是把他丢在当地的一所师范专科。
第二年他带着画板经过一个月时间里近乎全国旅行的美术加试之后，落到了咸阳的一个民办学院。退学之后，我曾有意去他那所学校，以安慰我伤心的父母。我说过，那些风是我父亲的叹息，雨是我妈妈的眼泪。曾骞告诉我：“不要过来，这里很烂。”他在考虑是不是回去读高五。
上个月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他要写长篇。我对他笑了。他说他刚从父亲那里要来的电话。“他们提到我什么了吗？”我问。“没有。”他说，“不过劝了我很多话。”我父亲就是这样，他把我的每一个朋友都错当成自己的孩子。我说过年我不打算回家了。“为什么？”“因为我退学让他们太失望了，我没脸见他们。”“来我家吧。”他建议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说话。他说他跟家里说过要再次退学。“我妈妈就哭了，说我这么大了，自己想好了就行。”他说着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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