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 为中国思想趋向答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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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事，我们实在不能靠某些大官的谈话、名流的高论和记者的浮议了！他们都不是真正能挺身出来说些明白话的人！他们分析呵题的训练根本不够，难得从关节处一刀扎下，涌出真知和灼见。他们只是带着小百姓在错误的观念里做迷宫游戏而已。我们若真要加速现代化，绝对不能靠他们。　
　　李幼冬自杀的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性观念、贞操观念、处女观念等的一片含混无知，探讨这些含混无知的形成，却又不能不回归到国粹。　
　　在国粹里，一个女人被强奸，摆在她面前的路，有这样七条：　
　　一、她要先拼命拒绝，最好“舍命全贞”、“拒好殒命”。因为“‘生命’事小，失节事大”，拒奸而死，才是烈女。　
　　二、不得已而求其次，她应该在“清白被污”之后，“羞忿”　
　　一番，然后自动“自尽”。　
　　三、如果她不肯自动魂归离恨天，她的父母等便该出面，责备她真不要脸，还活着干嘛？所以“逼令自尽”。　
　　四、再不得已的办法是，这女的应该“就好而嫁”——就干脆嫁给那强奸犯，因为这样，总算符合可“不事二夫”的大规范，总算没有跟第二个男人打过炮，总算生殖器只让一个男人“专利”，虽然在“专利”之前，歉未“申请”〔注五〕。　
　　五、再不然，就要讨价还价了，反正父母觉得女儿总归是女人耳，早晚还不是在聘金和红饼下嫁出去？所以既然这强奸犯不能和自己女儿白头偕老，干脆就要“遮羞费”。因为被强奸是“羞”，这个“羞”，只有可爱的钞票才能“遮”得住。　
　　六、另一个办法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最好聪明点，干脆就别声张，死心塌地吃哑巴亏算了，因为这是“丑事”，以“一切都遮盖”为上策。所以，一切强奸的累犯便因此一再横行了。　
　　七、最后一招是“不甘受辱”，诉诸法律。结果呢，最占便宜的是“舆论喉舌”的报纸，而这女的本身此后若想嫁人，因“已非完壁”，所以受了很大的影响；若已经结婚，那就要看她丈夫大脑的构造了。　
　　上面七种，都是从国粹思想层层蜕变出来的众生相，都是会使瑞典人、法国人、美国人感到跟他们“不太一样”的众生相，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题目。　论真处女　
　　我的答案是，这些众生相，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泛滥的结果，“泛处女主义”之所以能够泛滥，它的源头活水又是“处女膜主义”。中国人对“处女膜主义”的信仰，已经到了石破天惊的地步，我说这话，有例为证：　
　　第一个例子是：清朝慵纳居士《咫闻录》中一则“贞烈妇”　
　　里，记河北一个姓郑的女孩子，许配给一个姓刘的不良少年，还没过门，未婚夫就淹死了。她说她“已受刘聘，即刘门女也！　
　　从一而已！岂可复有二心！”于是开始守望门寡，到了四十九岁才死。临死前，“满室馨香，殓时，易其下衣，犹然处子！”请看这是何等泛滥的处女癖！临死还要检查！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五0年的一月，台北发生陈素卿殉情事件。当时认为她“守贞而殉情”，太伟大了，人人都同情。台大校长兼山东好汉傅斯年，合同沈刚伯等、一行四人，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央日报》，认为应该捐钱把她葬起来，甚至葬到台大校园来。信里说陈素卿之死：　
　　同人相逢皆谈此事，不胜伤情，何感人之深也！　
　　有陈女士之死，则世间精灵若有不混者焉！　
　　陈女士则殉赤子之灵心耳！犹若有胜焉！　
　　可是后来听说陈素卿在死前有过性关系，于是傅斯年又大呼上当了！再也不提“葬陈女士于山水清幽之所、尘嚣不染之间”了！其实，依我李大炮看来，傅大炮们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做对了，并未上当。因为陈素卿的“感人之深”，绝不以是否“处女”为要件。一个人能力情死，不管有无必要，就“伟大”言之，已经够了。换句话说：“处女”而死，固然“殉赤子之灵心”，但是“非处女”而死，又何尝不是“殉赤子之灵心”？并且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能还“犹若有胜焉”呢！傅大炮们之所以一念不开，大呼上当，毛病出在他们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知道歌颂情死，却不知道情死之伟大与否根本与处女与否是两码事。结果他们自找烦恼——被“处女膜”绊了一‘跤！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为德不卒，实在和中国传统中泛滥的处女癖有密切关系。　
　　就理论而言，处女是好的，可是不是处女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糟糕的是，中国传统中，总觉得处女比非处女（包括已婚妇人）好，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理论根据。《不可录》中有一条小故事：　
　　〔明宣宗〕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岁贡授学正，改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驿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焚之。　
　　天明，召其母家领回。后大廷对策，忽飘一纸堕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以状元及第。　
　　这个故事说明了处女的重要性和“犯”处女的严重性。哪怕是她送上门来，甘心情愿，也不行。所以可推知柳下惠“坐怀不乱”，大概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阳痿，二是他怕“文思”不“沛然”。　
　　处女既然如此重要，故泛滥出很多不近情理的贞节思想和事实：　
　　一、胡天游《女李三传》中记李三替父亲报仇，使仇人死在监狱里。可是仇人家里恨她，造她谣言，说她曾被人强奸。有一个公子，知道这是谣言，想娶她，她不肯。最后以“名为人垢”，乃自己把自己绞死了。这是“泛处女主义”的中毒。　
　　二、薛福成《庸盦笔记》里曾记：“有一人便旋（小便）于路，偶为妇人所见，其人对之微笑，且以手自指其阳物，妇人归而自缢。”按这个男人的行径，本是一种“狠亵暴露”（indecent　exposure），这个女人以为这样是被羞辱，因而自杀，完全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三、王韬《凇滨琐语》里也记了一件事：一个女孩子，被一流氓强奸未遂，这流氓怀恨在心，在外乱说她曾跟别人私通。　
　　害得她的未婚夫都想“索聘绝婚”了。女孩子气得不得了，跟她妈说：“此冤唯儿身后得白耳！”于是剖腹自杀。这也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中载：“张氏贞，丰里志远女。一日女独在家，邻有恶少，乘间欲调奸，女正色拒之，不去，〔女〕大声疾呼，邻里纷至，乃遁。〔女〕父归，呜官，官以奸未成，枷责放恶少归，驾言好成以诬女，女闻羞之，投缳死。”这又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五、《神州女子新史》续续编中记爱国女学学生吴其德，跟上海公学的学生饶辅庭订了婚。后来人家说吴其德曾经跟人有性行为，饶辅庭开始多疑，吴其德就自杀了。饶这时才大后悔，乃舍身革命，做了黄花冈中的一位烈士。这同样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六、袁孟纯《书袁芝瑛事》（重庆《国民公报》国民文苑第四0二期）记袁芝漠“年二十有几，丧母，犹未嫁也。父娶后母，年少于芝瑛，芝瑛事之失礼。一日，后母言其不贞，芝瑛面赪，口呐呐不能自辩。退而告其祖母曰：‘儿无复以面目见人矣！’其夕遂自尽死。乌虖，芝瑛可谓知耻矣……一言之辱，以死白其志……芝瑛固知节之重于身也！乌虖烈矣！”这更是大中特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流毒了！　
　　上面六个例子，无一不证明了“泛处女主义”已经在中国泛滥成什么样子，其不近情理的程度，甚至对非处女的已婚妇人，也完全波及。在己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　
　　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　
　　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要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　
　　既然是精神文明，那我倒要恭恭敬敬介绍一种真的西方精神文明，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的处女：　
　　在格林沃尔（Haroid　Greenwail）和克瑞迟（Aron　Krich的《娼妓与文学》（TheProstitute　in　Literature）里，曾选出库普林（Alexander　Kuprin）的名著——《亚玛》（Yama）来做专门的一章。我七年前读《亚玛》这部书，觉得其中最动人的一段是写妓女玛格达琳（Magdalene）的故事。　
　　玛格达琳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一天忽然跑到妓院来，想下海接客。老鸨要看她身材，她说脱就脱，毫无窘态。老鸨浑身细看了一阵，非常满意。她在妓院中，有学问，脾气好，爱排难解纷，又慷慨，所以人人喜欢她，人人在她那高贵而特殊的气质下，都会乖乖的。　
　　有一天，玛格达琳问另一个妓女黛玛拉：　
　　“唉！黛玛拉，黛玛拉，我要是向你说我直到现在还是个处女，你一定不相信。”　
　　黛玛拉当然不信，她忍不住笑起来了，她说：　
　　“亏你说得出口！你在这窑子里一天接客六、七个，你呀，好一个处女！”　
　　可是玛格达琳态度一本正经，她继续问黛玛拉说：　
　　“……你假定你是个女孩，用你们姑娘们的称呼，是个‘窃窕淑女’……又假定你被一个下流的暴徒强奸了。　
　　那么你是处女呢？还是不是处女？”　
　　黛玛拉答道：　
　　“你问的全是废话。当然不是处女。那时候，我已经不是‘整个’的啦！”　
　　可是玛格达琳即提出了惊人的见解：　
　　“不过，若是在上帝面前或在一个好丈夫的面前，他知道、了解一切——甚或在你自己面前——你是创破不全的呢，还是清白的呢？”　
　　“这样当然是清白的。”黛玛拉说。　
　　了是，玛格达琳的结论来了：　
　　“我的情形正是这样的。”　
　　这等’于说玛格达琳深信她在精神上仍是道道地地的处女，尽管她整天接客、整天性交！　
　　读者不要以为玛格达琳不过是小说中的人物。我个人的一个朋友就曾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军中乐园里，碰到过有着玛格达琳类似观念的小神女，她是客家人，那时候二十六岁。为了每月送五百块钱给她的未婚夫，特地跑来卖身。她不觉得这样会影响她的婚后幸福，她也不在乎别人骂她，你可说她“廉耻道丧”、说她“气节荡然”，说她什么都可以，她反正说她自己是处女！她和玛格达琳不同的是：她是为帮助未婚夫而下海；玛格达琳却是为献身革命事业而上床。　
　　以东方精神文明自豪的中国人：请看这是何等的精神文明！这种不考虑肉体条件，纯粹在精神上解脱开展的人生观，正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比起被拉一下腕就要砍掉一只手的文明，更来得“形而上”。所以，套一句孔夫子的话，这才正是——　
　　“处女远乎哉！我欲处女，斯处女至矣！”　论“处女膜整形”的荒谬　
　　写到这里，我们已接触到核心的结论：　
　　一、女人被强奸也好、被调戏也罢、被流言所害也罢，都不必自杀或自毁；二、这不涉及羞辱的问题；三、于她的贞操，根本不发生丧失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来重看“处女膜整形”的现象，就发现很可笑了：以“处女膜整形”为号召的密医们，他们妄想“修补”处女膜，使它“童贞回复”，目的在用一点表皮的连接手术，使被修补者能重新“落红殷褥”或“流丹浃席”，从而满足对方的“处女癖”，使对方在欢畅之后，浩然有“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之叹，诸君试想，这是多可笑的作伪举动！　
　　这种作伪，对中国的“处女迷信家”说来，常常是要上当的。因为在过去，科学技术的运用，还嘉惠不到处女膜，许多女人为了骗老公，只好偷偷把鱼缥中装了血，放在要害，在黑暗中老公色急求试，只顾销魂，当然不疑有“他”，于是在仓皇之间，稳稳的戴上了绿帽子。今天在台湾的花街柳巷中，还有数不尽的逐红老公，不惜以一两千元以上的破身钱，买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其实他买到了什么？真正的处女的贞操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们买到的不是密医手术下的杰作，就已算是狗运当头了。　
　　以前我读六百多年前的一本老书——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里面记柬埔寨的“阵毯”风俗，由僧道来把女孩子“去其童身”；现在我环顾六百多年后报纸上这些“复其童身”的各种广告，我真要惊讶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更惊讶在现代化的中国，竟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但是当我把这种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探源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惊讶。我只是在心头抑止不住一种叫喊，要我向这个社会呼吁：　
　　“任何不幸的女人不必再悲叹她们的不幸。如果她不能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