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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大师大结局-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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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哪谑摇! �
徐悲鸿不明就里,仍旧蒙在鼓中。他一面致信友人和岳母,称蒋碧薇性格太强,希望对方能遇事冷静处理,一面让学生吕斯百出面,极力想做最后的努力,同蒋碧薇言归于好。于是,徐悲鸿又从桂林来到重庆,应聘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友人的陪伴下,他回到家中,一把握住夫人的手,很是激动。他将两管珍贵的玉屏箫,一些贵州产的衣料送给蒋碧薇,并搂住两个孩子,潸然泪下。
当夜,送走客人,徐悲鸿留了下来。蒋碧薇则形如陌路,作难道:“你怎么办?我这儿没地方住啊!”
徐悲鸿闻言脸色大变,他无可奈何地抓起风衣,提上箱子,神情黯然地离开了。次日,他对吴作人伤心地说道:“从未见过这种事,布置了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是个朋友,她也应该招待呀!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
数日后,蒋碧薇到中大找徐悲鸿要薪水,一见到蒋碧薇,徐悲鸿情难自禁,回想起当年大胆私奔,两人旅欧时的艰辛日子,而今闹到这个地步,百感交集中,徐悲鸿忍不住孩子似的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地大哭起来。
蒋碧薇则追问两人的前景和以后的打算,发泄一通后,她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次日清早,徐悲鸿赶回家中,推门径直走到蒋碧薇的床前,严肃地说道:“现在,我要我的家,至于设在什么地方,一切听从你的意见,住这儿也好,另外搬一幢房子也行!”
当天下午,徐悲鸿便将全部的行李搬回了家,并买回了一网兜在当时引为奇货、蒋碧薇特别爱吃的螃蟹。
除此外,徐悲鸿特意一改往日沉湎创作的习惯,每日晚出早归,往返于学校与家里,天天回家。蒋碧薇已是心属他人,对徐悲鸿的态度不冷不热,夫妻俩始终打不破横在他们面前的心理障碍。徐悲鸿痛苦异常,又引发了痔疮,为方便一位名中医的医治,他搬到了中华书局就诊。
几天后,蒋碧薇例行公事般地前去探望。徐悲鸿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如纸,嘴角痛得一阵抽搐,额上沁出丝丝冷汗。蒋碧薇走上前,默然搬过一把椅子,两人僵窘对坐,谁也不发一言。过了一阵,蒋碧薇站起身道:“我要回去了,你安心养病。”边说边伸出手和他握握,这是她旅居巴黎学会的很优雅的礼节。徐悲鸿陡地支撑着身子,一把抓住蒋碧薇的双手,满眼流露出万分复杂的爱怜、企盼与痛苦。嘴唇张了几下,却终未说出话来。
蒋碧薇心若止水。她惊愕地望了望满是期冀的丈夫,表情平静得令人窒息。然后,缓缓抽出手,转身走出了房间。
徐悲鸿叹了口气,颓然收回双手,重重地跌躺在了床上。蒋碧薇心中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她回家的当晚,便给张道藩去信倾谈了心中的苦闷以及徐悲鸿想破镜重圆的愿望。张道藩接信后,如五雷轰顶,苦心追求到的那份爱,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除了写下一连串情意绵绵、痛诉相思之苦的情书外,提出了三点意见,其大意是这样的:
一、不要同情怜悯对方,应一口回绝,但不可让对方仇恨你。二、双方各自仳离,长相厮守,逃避到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三、维持现状,两人继续做秘密的情人。
蒋碧薇最终选择了后者,即先做张道藩的秘密情人。
徐悲鸿病愈回到家中,过了没多久,两人就合好的问题谈了一次话,蒋碧薇对他已很是淡漠,他只得收拾行李,哀叹道:“人心已变,我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后搬到了中大宿舍。1938年7月,徐悲鸿再次避往桂林,随即在广西的报纸上登报申明:与蒋碧薇正式脱离同居关系。然后沿西江东下,经香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成功地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并会晤了老友,印度诗人泰戈尔。
1942年夏,他穿过日寇的层层封锁,辗转返国。两年后,徐悲鸿与蒋碧薇恩断义绝,决定正式离婚。双方聘请了沈钧儒与端才恺作律师,蒋碧薇要求徐悲鸿支付赡养费100万元,外加100幅徐悲鸿的画。两个子女随女方生活,家中的财产尽归女方,徐悲鸿净身出户。
在这场久拖未绝的离婚官司中,双方都觉疲惫不堪。但徐悲鸿觉得对方索价过高,心中颇有怨愤。好友宗白华劝道:“悲鸿,假如我处在你今天这样的地位,赚稿费,我也要解决离婚问题;何况,你是画家,多画几张不就行了?”
徐悲鸿遂答应了蒋碧薇开具的全部条件。他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凑足100幅画,几至晨昏颠倒,拼着命没日没夜地作画,当时,他已身体不好,患有肾病、高血压、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这位天才的艺术大师在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婚姻折腾中,精气血脉耗尽,身体彻底被拖垮,因婚恋悲剧影响到艺术创作乃至生命状态,如若不然,他的绘画艺术还会再上层楼的。
后人哀之,殊为可惜!
1945年12月1日,两人的签字离婚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大校区内的张圣奖教授家举行,沈钧儒主持,马寿征、吕斯百两位徐氏弟子连同他们的女儿作为证人。
徐悲鸿神情颓丧,手拎着一个硕大的帆布袋,那里面装有100万法币连同100幅画。蒋碧薇带着女儿,坦然应对。下午四点,签字仪式结束后,徐悲鸿抱抱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转身返回了中大。
蒋碧薇当夜若无其事一般,邀上几个朋友打了通宵麻将。这又为世人留下一个诟病。
艺术情痴—徐悲鸿驾鹤归西
《八十七神仙卷》不翼而飞,徐悲鸿魂魄尽失,后被人敲了竹杠才索回这件国宝;一代艺术大师溘然长逝,噩耗传至台湾,孙多慈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
1946年春,徐悲鸿带着新婚夫人廖静文回到上海,处理完一些家事,便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解放初,国共两党争夺各方人才,蒋介石曾亲自指示,务必要把徐悲鸿弄到台湾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台大校长傅斯年、梁实秋等亲笔致书或派私人代表邀请,都被徐悲鸿所坚拒。他决心留在大陆,并称将把自己平生最钟爱的一些收藏品作为见面礼献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八十七神仙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国宝。
徐悲鸿,人们大多知其为画家,而对他的鉴赏功力和诸多国宝的收藏却知之甚少。国宝《八十七神仙卷》,有一段先得后失又失而复得的历险过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徐悲鸿为宣传抗日,走出画斋,先后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时,得到了许地山先生的帮助。
一天,许地山与徐悲鸿闲谈时,忽然想起一件受人托办之事: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临死前遗留了4箱中国古字画,但他的家人马丁夫人却对中国字画一窍不通。于是她请许地山代为寻找买主。许地山并非鉴赏专家,但他亦不愿中国古字画流失异域,他凭着自己的外行眼光感觉这些字画绝非平庸之作,因此他一直在寻求办法,想使这些字画经内行鉴定后回归国内。徐悲鸿来到香港是一个绝佳机会,许地山将自己的想法告之徐悲鸿,徐也颇感兴趣。
之后不久,许地山陪同徐悲鸿来到马丁夫人家中,对4箱字画进行鉴定和挑选。当时徐悲鸿是一箱一箱打开、一幅一幅鉴定的,他将有价值的拿出来放在一边,前两箱大部分字画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打开第3箱时,他一眼发现了一幅画卷,他连连对马丁夫人说:“我只要这一幅!”马丁夫人希望他能再对另外一箱尚未打开的字画进行鉴定,但徐悲鸿已无心再看了。他手中的这幅画卷已令他神魂颠倒了。这幅画卷为深褐色绢本,以白描手法绘有87位仙人,人物栩栩如生,线条衣纹飘逸疏朗,虽无款识,但他凭自己的博识和眼力,断定此画卷非一般人能作,从手法上看必出自于唐代名家之手。徐悲鸿立即提出用自己仅有的近万元现金和此次画展中的7幅作品来交换。马丁夫人有点犹豫不决,她希望全部用现金购画。许地山惟恐失之交臂,他向马丁夫人劝说道:“这7幅画是徐悲鸿画展中的作品,也是画家的难得之作。”马丁夫人终被许先生说服,最后同意了徐悲鸿提出的交换条件。
徐悲鸿欣喜万分,无比快慰,回到许地山寓所,即刻“悲鸿生命”印章一枚钤于画卷之侧。两人共同把盏痛饮,庆贺国宝如愿以偿地收归故土。
因此卷有87位人物,徐悲鸿故名之为《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同生命,惟恐丢失而须臾不离其身。1938年他去香港,要将重新装裱并加题跋的画卷交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他怕不慎丢失,先将画卷存于香港银行保险柜中;但他仍不放心,思来想去,仍然取出随身保管。1940年,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后因去新加坡办画展为抗日募捐,惟恐该画丢失,故将画存于泰戈尔之手。几年后,徐悲鸿才将此画卷从泰戈尔处取回。
然而徐悲鸿在昆明筹办画展时,这幅得来不易的珍宝却不翼而飞了。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学,当时日军飞机常来空袭,徐悲鸿为躲空袭要到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他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人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自己的30多幅作品均被窃走。徐悲鸿如同五雷轰顶,魂魄皆失。虽经报告警方,但终未有线索而无法破案。他寝食不安,大病一场,血压升高,并由此得下了高血压的顽症。他认为此画卷再不会复得,因此写下一首七绝自责忏悔: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住连城壁,悔此须眉负此身。
徐悲鸿迁到重庆。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成都一户人家中,竟然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这位学生在徐悲鸿教课时临摹过此画卷,也知道此画卷后来丢失,因而写信告之。徐悲鸿获此信息喜极而狂,原来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
徐悲鸿尽管焦灼,但深思熟虑后决定私了,而且不亲自出面。他委托了一位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结识的朋友,请他帮忙将此画花钱买回。这位朋友先后从徐悲鸿手中取走了20多万元现金和10多幅徐悲鸿的作品,终将画卷完整取回。画卷上原来徐悲鸿装裱时的题跋及“悲鸿生命”印记,均已被割去,但所幸画卷未有丝毫损伤。
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重新装裱画卷。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千、谢稚柳写跋。徐悲鸿自己亦写跋记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失画、得画所作两首七绝抄于跋后。但由于其珍贵,真正亲眼欣赏过原件的极少。
50年代后,此卷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但因印数极少,能看到印刷品而一睹唐人人物画风韵者,也为之甚少。徐悲鸿逝世后,此卷和他的其他藏品及住宅均捐献国家。
遗憾的是,天不假以其年,1953年9月,徐悲鸿因患多种疾病,虽经多方抢救,终因病情太重,岐黄乏术,溘然长逝。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在百忙中抽身赶往徐家吊唁,并妥善安排处理其后事。消息传至台湾,两个女人在海天茫茫的孤岛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悲哀。当年蒋、徐婚变的另一当事人———已下嫁给一位国民党高官的孙多慈正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当收音机中传出徐悲鸿仙逝的新闻时,她再也隐忍不住,呆立一阵后,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接着,她便首度打破沉默,分别接受台、港两地记者采访,公开承认了与徐悲鸿之间那段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百般揣度的“师生恋”,她流着泪痛悔道:“悔不该当初迫于父母双亲的压力,没有勇气与徐悲鸿走在一起。”
蒋碧薇得知消息后,起初并不愿相信,直到新闻媒体证实无误后,方觉消息属实。她凝视着卧室悬挂着的两幅同名为《琴深》的油画(一为早年徐悲鸿绘制,二为张道藩去台后绘作),百感交集,决堤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汩汩淌出,当晚,她拒绝了张道藩走入她的卧室,满脸泪痕地说:“对不起,道藩,请你理解我的心情,今天是悲鸿的忌日。”
蒋碧薇是在1949年底随张道藩去台湾的。她的一双儿女因不齿于她与张道藩不明不白的关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分别由南京和上海与她不告而别,来到北京,聚集在了父亲徐悲鸿的身边。
不过,到了台湾,蒋碧薇依靠徐悲鸿的画,张道藩的资助,倒也过得衣食无虞。她与张道藩的关系已然公开。这时,张道藩担任了国民党“立法院长”,法籍夫人与女儿都送去了澳洲,两人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堪称美好的时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58年,张道藩夫人素珊从澳洲给蒋碧薇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她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诉说了自己的无助与悲哀,蒋碧薇读后,心中大为惭愧。不久,便远去南洋、美国省亲,回到台湾,渐渐感觉到张道藩激情渐消,两人终觉疲倦,双双的情感冷却了下来。1968年,张道藩病重入院,蒋碧薇前去探视,物是人非,躺在病床上的张道藩已然认不出自己曾费尽心智追求幸福厮守的蒋碧薇。蒋碧薇生前写有一部回忆录,上部为《我与悲鸿》,下部为《我与道藩》,下部无论是篇幅还是感情色彩明显高于上部。这也难怪,成书时,她身在台湾,徐悲鸿已作古,张道藩虽与她的情感不复如初,但同在人世并居显赫要津。
饶有兴味的是,她在后记中对徐悲鸿有这样一段评述:我们在巴黎一住八年,直到1927年先后回国,结束了异域流浪的凄苦生涯。结缡十载,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个孩子也在这时呱呱坠地。自1927年至1930年,我们艰辛奋斗,刻苦努力,悲鸿渐渐地声名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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