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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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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恕！ ⊥呃蜴患业却徘┲さ牡嚼础Ｋ腔姑稍诠睦铮恢牢Ｏ照诳拷恰！ �1963年冬天的时候，聪明的瓦莉娅就感觉到，周围的关系有着微妙的变化。去参加舞会的时候，领导们开始回避她。他们不再邀请她跳舞，也不和她打招呼，很明显地冷淡她。之后，当她再去跳舞时，在舞厅的门口被门卫拦住。 这些莫明的变化极大地伤害了她，周围的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单位的人也躲着她。这让她受不了。她生活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局外人，这块土地似乎没有自己立足的地方。她在很长的时间里迷失了自己，没有了归属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儿。 那时候，她只能一心一意地等待苏联领事馆批准她们全家去苏联的申请，尽快离开中国。 也许她一旦去了苏联，她同样会觉得那里是不属于她的，她那亚洲式的脸仍然会受到排斥。 她也不能回到朝鲜，那里离她的文化、离她的内心似乎更遥远。 中苏关系的紧张越来越明显了。 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俄侨受到了冷落。同样，在苏联，许多移居到那里的中国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排挤。同样的遭遇使他们纷纷回国，回中国后的境况也不容乐观。
第九部分：黑色轿车在风雨中把她带走那段艰难的日子（图）
相隔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企业家王先生。闲聊时，知道了他与中苏命运紧密相关的往事。1920年，大批白俄涌进中国境内的黑河镇（现黑河市），镇上扣压了许多白俄。后来，镇长派了几个中国人，其中也有王先生的父亲，让他们负责把那些白俄送回到苏联。结果到了苏联，他们却和那些白俄一起被发配到矿区。后来，他父亲加入了第二国际，被派回中国。回到中国，遭到日本人追杀，带着父母和老婆又逃到苏联。他们流落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在集中营里呆了三年。集中营关的都是中国人，二战的时候，因为铁路缺人，他们才被放了出来，全部安排到铁路上工作。王先生出生在苏联。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后，中国人在苏联的日子开始艰难了。他们全家在1957年被迫离开苏联回到中国。回国后的王先生在一所外国人学校里读了一年书。他还记得那所学校是在奋斗路上（现果戈里大街）。校舍是米黄色的欧式小洋楼，解放后那里成为黑龙江省外事办。一年以后，王先生转到了马家沟小学读书。在学校里，他常常被同学们围观，因为母亲按照苏联习俗，给他穿得西服革履。当他和那些生活困难的中国孩子在一起时，尤其显得格格不入。他汉语不好，只能说几句中国话，因此，他也常受中国学生欺负。那个时候，像王先生这样回国的中国孩子们，大概也这样迷失了自己。他们在苏联被排斥、被冷落，回国后也受到排斥和冷落。他们的乡土究竟属于哪儿？1969年，王先生的父亲被打成苏修特务关押了九个月。父亲出狱后也不能出去做事，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他记得母亲经常到别人家去借粮。全家都很后悔，后悔不该从苏联回来，他们的灵魂和留在哈尔滨的白俄一样，像“摆钟”在不同国境、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状态中摆来摆去。历史使中国和苏联都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人群。1964年8月28日，北方的夏天已经过去。瓦莉娅和以往一样去上班，给学生们伴奏。她已经调到舞蹈队有一段时间了，在她的琴声中，身材纤细的学生们翩翩起舞。这使瓦莉娅陶醉，让她想起童年，想起舞蹈老师安德列娃、别莉，还有她的水兵舞。她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天坐在钢琴前为学生们伴奏。她即将被旋风刮走，突然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人事科一位女科长把瓦莉娅叫到了办公室。她对瓦莉娅说：“明天团里派你去吉林省图书馆。那里缺个打字员，你到那里帮助他们做事，一个月就回来。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56元。”这是单位领导的决定，简单的瓦莉娅想都没想，点头说“行”。她拿了工资，回家交给了妈妈。想着要到外地一个月，她准备了漂亮衣服、口红和粉盒，还带了一双高跟皮鞋。8月29日，瓦莉娅在家把所有洗熨的衣服收拾一遍。傍晚，王维嘉来了。瓦莉娅告诉他要去吉林出差，晚上7点20分的火车，她5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了。她说：“我很快就回来。外面下大雨，你就不要到火车站送了。”临走前，王维嘉到商店里给瓦莉娅买了牙膏和牙刷。这成了他送给瓦莉娅最后的一份礼物。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分别。十年的感情，在平静中，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告别的。外面的雨越下越大。瓦莉娅说：“那天怎么下了那么大的雨呵？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我和王维嘉打着伞，刚一出门，就被雨水打透了。”王维嘉在大雨中把瓦莉娅送到了有轨电车站。这时，相反方向的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娅催促着王维嘉赶快上车。在滂沱的大雨中，瓦莉娅目送着王维嘉的背景，还有那辆远去的电车。她送走了她的恋人，也送走了她的过去。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悄悄地靠近瓦莉娅。有辆电车开了过来，瓦莉娅准备上车。黑色轿车的门突然打开，有人说：“韩明禧，请到车上来。”瓦莉娅回过头，莫明地看了看。她不认识他们。她说：“我要去火车站。”“那好，我们送你去火车站。”他们看到瓦莉娅犹豫着不肯上车，又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瓦莉娅感到奇怪，但还是上了轿车。然后，他们把她让到中间，一边坐着一个人。黑色轿车在大雨中飞快地向前冲去，雨刷不停地在车窗上舞动。“带我去哪儿？”没有人回答她。路旁的建筑让瓦莉娅觉得离市区越来越远了。轿车在市郊的一座平房前停了下来，瓦莉娅跟着那些人走了进去。她看见屋里已经坐着六七个人，有人介绍说，这是哈尔滨公安局局长，这是省公安厅厅长。还有车上一起来的人和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俄语很好。他们很客气地开始问话了：“你到苏联领事馆去了几次？”“3次。”“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瓦莉娅瞪起了眼睛说：“任务？没什么任务啊。他们就讲了苏联的情况，他们想让我做他们的钢琴教师。我说，我是要尽快去苏联的。他们还劝我不要着急。这是什么任务？奇怪了。”“你为什么要出国？苏联方面已经了解了你家庭的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你们这样的人当情报员。”瓦莉娅突然想起来了，她“哎呀”了一声说：“火车要开了，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四周的人被她的神情激动了。他们不懂俄语，以为她招供了。他们一起向翻译望去。在翻译的帮助下，他们弄明白了，她还在做梦，以为自己能去外地出差。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也可以走的。”瓦莉娅天真地以为，他们问过几个问题之后就会让她走了。她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也没想到自己一踏进这个门槛就是十年。在那样一个大雨的天气里，她带着美丽带着浪漫带着将要踏上旅途的幻想，告别了父母，走出了家。几个公安局人员和她谈完了话，要检查她的手袋。她把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口红和粉盒通通拿了出来。瓦莉娅不喜欢被别人搜查，她的动作有些不愉快。她不小心将粉盒碰到了地上，盒盖摔飞了，白白的粉末溅在了石灰地和自己的鞋子上。一位公安同志黑色的鞋上也溅上了粉末。瓦莉娅不好意思地冲着身边的公安人员笑笑，想：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别忘了再买一盒粉。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得体。直到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80岁的她着装仍然那样讲究。她喜欢穿一些图案繁复、奢华又夹杂着一种质朴和天真的毛衣外套，喜欢披着披巾，披巾的四周有很长的流苏。还有，她和所有俄罗斯女人一样喜欢化浓妆，但那些粉脂在她的脸上很和谐。透过她的装束，她超凡脱俗的气质，显示她独特的女人态度。她依然是傲慢的，在陌生人的面前，她的脸是沉默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潜在的力量。后来，她洗了个澡，由两个姑娘陪伴着，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睡觉的时候，一个姑娘和她一起睡在房间的里屋，另一个姑娘睡在房间的外屋。在以后许多的日子里，两个姑娘总是跟在她的身边。“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那些日子瓦莉娅不断地问自己。一向乐观的她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遇上了倒霉的事。她不知道，公安厅已经把她作为特大案件对象进行侦查和审理了。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哈尔滨美女特务（图）
1909年，朝鲜民族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日本元凶伊藤博文。 1910年2月27日，发动清末第一次新军起义的总司令，被誉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汉之先声”、“为军人革命之始”的熊成基，在哈尔滨被捕后牺牲。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 1933年8月24日午夜，日本宪兵绑架了回哈尔滨度假的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生，犹太钢琴家西蒙·加斯普。他的父亲老加斯普是闻名远东的珠宝商，也是马迭尔饭店唯一的老板。 1946年3月9日，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军统特务暗杀。
——笔者根据资料整理
哈尔滨作为东北的交通枢纽地带，解放前一直是多个国家、多种势力活动的场所。在这样一个城市，曾发生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国际和国内的“特务”混杂其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特务”一词在这个城市里变得更为触目惊心。暗杀绑架带来的恐怖，像暗夜里的鬼，使人毛骨悚然。 日伪时期，哈尔滨南岗区颐园街3号，有一座欧式的小二楼一直是日本人屠杀抗日进步人士的场所。许多苏联人和中国人提起它，立刻警觉起来，小二楼张着黑洞一样的大嘴，带着神秘的磁力，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回不来。那时人们诅咒时就狠狠地说：“把你送到二楼去。” 解放初，特务活动仍然猖獗。1948年11月7日清晨，一位渔民在松花江边的“江上俱乐部”西侧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是哈尔滨市文教局秘书赵洁珊，由此引发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潜伏特务组织案”——哈尔滨市邵玉魁壹号案件。按死者笔记本里的线索，找到了市参议会秘书室女职员邵玉魁。又发现，邵玉魁的父亲在赵洁珊死后两个月（实为一年以后）上交一把崭新的三号橹子手枪和14发子弹。经法医鉴定，死者也是被三号橹子手枪杀害的。邵玉魁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当过国民党兵，妹夫李子和是国民党特务发展的情报员，后投诚我军。连赵洁珊在内，一个特务团伙就“组成”了。根据预审得知，赵洁珊被杀，是因为她的思想有了进步，拒绝合作。这些人被一并收监。 当时，邵玉魁正待分娩。一个月里，她被询问了45次，预审员紧紧地盯住，想要出口供，邵玉魁回答干脆：“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你是不认罪！”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就“全部交待”了。 壹号文件登上报纸，市政府对办案人员进行表彰。1956年该案被拍成故事片《徐秋影案件》，在全国播放。1955年2月开始，狱中的的邵玉魁向法院提出申诉，“制造假案中有我一方责任——伪供。”
市委政法部门决定由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重新审理此案。1956年6月15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驳回“壹号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在全国已经造成影响，一些人仍然坚持不予翻案。1957年“反右”开始了，重新审理案件的两位同志因此被打成“右派”。“壹号案件”也被彻底认定为“反革命杀人案”。1959年4月16日开庭审理，判处邵玉魁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邵莲魁、李子和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邵亚魁有期徒刑七年。 狱中的邵玉魁仍然不断申诉，1981年12月，坐了二十八年监狱的邵玉魁减刑出狱。她继续上诉，为自己鸣不平，她要求彻底平反。哈尔滨市政法委、公、检、法联合进行复查。直到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高级法院的意见，宣告邵玉魁无罪，撤销邵莲魁、李子和的死刑判决。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电影《徐秋影案件》一直被很多人记得，就像记住主人公原型赵洁珊一样。 记得那是一部黑白电影，是在松花江实地拍摄的。那时我还不大，那部电影使我对松花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那时大人们总会神秘兮兮地传播：“松花江又出命案了。”女特务徐秋影的美丽让人不能忘记，她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自然地垂在胸前。曾经相传，瓦莉娅和赵洁珊、邵玉魁一样，是当时哈尔滨四大美女之一。在传说中，现实和子虚乌有被交织得惟妙惟肖。 瓦莉娅曾在狱中见过邵玉魁。那时，她还有半年就刑满了。她被送到另一个监狱。犯人们正在建一所医院，听说有一座平房是邵玉魁设计的。瓦莉娅说：“她很漂亮，非常漂亮；会打毛衣，什么样的花样都会；1米60多的个子，干净利索；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很文静，从不吵架，也不随便和人来往，很独立。”瓦莉娅刑满出狱前，邵玉魁对她说：“祝你幸福，我非常羡慕你。” 70年代以后，电影《黑三角》也和瓦莉娅联系起来了。据说电影里的女特务就是以瓦莉娅为原型创作的。人们总是把女特务和美女联系在一起，就像古希腊传说中总是把美女和魔鬼联系——所谓哈尔滨“四大美女”有三个就这样被传成特务……
第十部分：“苏联特务”在狱中割脉否认自己是特务（图）
瓦莉娅回忆起不久前，她的领导和同事们，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她。那是一种冷漠、憎恨的目光。想起那样的目光，她不寒而栗。“大概他们真的把我当成特务了。”瓦莉娅无奈地说。一晃五个月过去了。进看守所后的每一天都重复着一件事，接受审讯。每一次审讯都在问一个问题：“他们给你什么任务了？”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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