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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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艰苦的劳作中，少年施琅开始了对自己前程的构想——与其无缘读书求官，不如顺势做乱世英雄。对于习武的选择，成为施琅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而影响到他的一生。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施琅弃文习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家道败落，延师就读无以为继。施德馨在《襄壮公传》中写道：“既而赠公遭受外衅，家落。公未及冠，学书未成，弃而学剑。”其二，弃文学武与其弟施显的建议有关。“稍长，读三国史，弟慨然有感，抵掌告余曰：‘大丈夫当磊磊落落，着勋名于千古。今四方骚动，正英雄建立时，吾兄弟膂力不让古人，安用伏首三家村事经生伎俩为！’余闻言壮之。”　施显说这番话时年仅十岁，和施琅一样力大异于常人，而且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施琅、施显兄弟感情笃厚，施琅所著的《都阃安侯施公行述》就是专门记述施显的。其三，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朝统治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必然对施琅人生道路的选择、人生目标的确立产生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最主要的应该是施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从小喜欢玩枪弄棒、生性好动的施琅，最终“读书未成”，“弃而学剑”。　　　　
　　　　施琅十五岁那年，是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了清朝，并向明朝大举进攻，连续攻下燕京附近州县，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之后，皇太极又亲率清军进攻朝鲜。当朝鲜告急，可大明朝廷却无力出兵相援。第二年，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朝鲜国王向清军投降，皇太极前往朝鲜受降。这样，清朝不仅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扩大了势力范围，解除了南下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明朝政府面对朝鲜求援而不应，充分暴露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帝国的虚弱和无能，致使清军攻占明朝的信心骤增。在国内，税赋繁重，百姓还要额外交纳以防御北方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名义征收的所谓“三饷”，即“剿饷”、“练饷”和“辽饷”，沉重的税赋使得经济委顿、民不聊生，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全面爆发。1628年，由于陕西连年饥荒，高迎祥等纷纷率众起义。他们攻城掠地，诛杀官吏，起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成燎原之势。1636年，李自成接替被官军诛杀的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领袖，号称“闯王”，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地，接连大败明军。崇祯皇帝束手无策。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连续出现重大自然灾害。1632年黄河泛滥，沿河军民溺毙者不计其数；1634至1637年，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甚至出现父子、夫妻、兄弟相食的惨剧。然而，明朝的各级官吏却毫不怜恤，依然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怨声鼎沸。广大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投奔起义军，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少年施琅对赋税的沉重有着切身的感受，对沿海地区的乱局更是亲睹亲历。从1629年到1635年，海盗刘老香等人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抢掠，令百姓难有一天的安宁日子。尽管崇祯皇帝亲自过问防御海盗的措施，明朝军队也屡次进行剿捕，但多劳师无功，收效甚微，直到最大的海盗集团郑芝龙所部投降明朝以后，才由郑芝龙领兵剿灭了刘老香海盗团伙，沿海地区的匪患稍事平息，但战祸却一直绵延未断。


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生于乱世　少年弃文习武（4）

　　　　严酷的现实使施琅认识到，在动荡的时代，习武比学文更为有用，更易出人头地。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明朝末年之时，施琅学成无人能敌之本领。施士伟《襄壮施公传》里也说：施琅“见明季所在多窃发，遂学万人敌。”施琅不再专注于谋生糊口，犹如当初学文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信念，开始苦习武艺武学。　　　　
　　　　关于施琅此间习武经历，多有资料记载，其中以《西山杂记•；观音石篇》所载最为详尽：施琅“遂拜识武举人蔡秉元，尽得蔡家干戈诸法。琅之弱冠，偕蔡宣挟石炉，炉之重千有六百斤，其力足称雄。”尽管《西山杂记》中所记载的资料多为街谈巷议，其真实性不必细究，不过倒是从侧面反映了施琅在年少之时已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经过几年的苦练，十七岁施琅已是十八般武艺无所不通，剑术尤为高超。此外，施琅从小力大无比，习武几年中又刻意加强了膂力训练，每天练习举石炉，从二百斤到三百、四百斤……据传，最后竟然能抱起重达千斤的石炉。各种行军布阵、作战方法、用兵谋略同样无所不精，成长为一个武艺超群、多谋善断的“智勇万人敌”。施德馨的《襄壮公传》写道：“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万人敌。”陈万策的《施襄壮公家传》记载：施琅“精晓五花阵法。以居滨海，尤善于水师，海洋中风云气候，讲之甚悉。”施士伟在《襄壮施公传》中所言更为了得，说施琅“窥测天文地理，讲究阴阳顺逆、阵伍离合之法……凡钩距、骑射之技，旌旗、炮火之制，靡不兼通；生于海滨，波涛起伏，舟楫驾泊，知之尤悉。智勇沉雄，多谋善断，慎明去就，不屑苟合。”总之此时的施琅已是智勇双全，本领超群了。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战火四起，正是英雄大显身手之际。施琅经过少年时的能力储备期，怀着青春的热血和昂扬的志气，迎着纷飞的战火走去，去迎接属于他的壮阔人生。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1）

　　　　怀着无限憧憬的施琅从戎之初，便显示出过人的神力，力夺千夫长之职。当清朝的八旗军以迅疾之势席卷中原大地。郑芝龙见大势已去，不顾郑成功的苦劝哀告，决意降清。他带领亲信壮士五百人前往福州投降，其中就有施琅的身影……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长大成人的施琅正待举步走出小渔村，到动荡纷乱的广阔天地里一显身手，实现多难兴邦的宏大抱负，达成光宗耀祖的人生目标。恰逢此时，已经降明并担任参将之职的郑芝龙，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委派其五弟郑芝豹前往晋江南浔乡一带招募军士，当地的许多青壮年为了谋求生路，大多前往投军。施琅与父亲商议，表明了投军的意向。施大宣困于家境窘迫，为儿子前程计，只得同意施琅从戎。富鸿基在谈到施琅从军这件事时曾说：既值明朝末年，“沧桑鼎沸”，社会动荡不安，施大宣“勉令改业，于是宫保公　偕弟都阃安侯君　杖策从戎”。施琅背起行囊，迈出了他终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也因之开始了与郑氏一脉四代人纠缠不清的恩怨。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于福建安石井一小吏家庭，共有兄弟五人。由于他在家中排行老大，因此叫“一官”或“郑一”，后改名郑芝龙。郑芝龙自幼聪明伶俐，但却不喜读书，专好拳脚棍棒。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的父亲去世，十八岁的郑芝龙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澳门），投奔了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收留了郑氏兄弟，让他们学习经商。其时澳门已为葡萄牙占领，不少福建人在那里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郑芝龙很快展示出了智慧和才干，并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以期尽快融入葡萄牙人的社会。同时，他像许多闽南人一样，渴望向海外发展。1633年五月，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之后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史籍中称该日本女子为翁氏）。根据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郑氏异闻》中记载，田川氏是侨居在日本平户的中国侨民翁翌皇的养女。郑芝龙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取名郑森，即郑成功。　　　　
　　　　历史上的日本平户居民以打渔和以到中国沿海劫掠为生。在海外贸易开发之前，那里就是穷乡僻壤。初来乍到的郑芝龙得到当地闽南乡亲帮助，做过裁缝，也卖过鞋子，生活十分困顿。不久，他得到贵人的扶持，从此时来运转。此人就是中日通商贸易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旦。李旦是泉州人氏，原在马尼拉经商，资产十分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侨界首领。郑芝龙曾帮李旦从澳门带货到平户，因而与李旦相识，开始为李旦做事，渐成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属下，并“以父事之”。作为李旦的义子，他的生活和事业从此走上了坦途。　　　　
　　　　十七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和西班牙商船。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初，郑芝龙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其当时荷兰人为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芝龙身为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任务。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　，修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1625年春，郑芝龙弃荷兰人，率众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同年八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这位义子掌控，郑芝龙由此成为海盗集团首领。　　　　
　　　　门户自立的郑芝龙，不断招兵买马，继续扩大势力。先后合并了当时台湾的其他汉人武装力量，又从大陆招募人员到台，并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把部下分设为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屡次派兵追剿，均以失败告终，这使明朝政府重新认识了郑芝龙的力量。在无力继续剿灭郑芝龙海盗集团的情况下，朝廷意图利用郑芝龙与荷兰人抗衡，同时剿灭其他“海盗”，因此改变了对郑芝龙的策略，由消灭变为绥抚。而郑芝龙也早有归顺朝廷之心，他虽然拥有庞大的财力，也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地位，在人们特别是朝廷官员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介海盗头子。郑芝龙曾私下派心腹部将对明军的将领们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在泉州知府王猷的建议下，福建巡抚熊文灿派卢毓英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部向明朝投降，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于是，郑芝龙离开了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转而坐镇闽海，此时他已有部众数万、船只千余。　　　　
　　　　这一年，闽南又遭大旱，在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州、泉州等地的灾民数万人，用海船运送到台湾垦荒定居。这些人到了台湾后，种得的粮食除了用于衣食必需之外，其余的均作为租税向郑氏交纳。从此，台湾的汉人不但增多了，而且许多荒芜的土地也逐渐得到开发。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对灾民们来说，郑芝龙的行为功德无量；对明朝政府来说，郑芝龙是替朝廷排忧解难，表现出了忠心；对郑芝龙个人来说，当然是财源滚滚，名利双收。　　　　
　　　　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他率军先后剿灭了海盗李魁奇、杨六、杨七、褚彩老、钟斌、刘老香等，并将投降者全部纳入麾下。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十三日，荷兰人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对大陆沿海地区发动突袭，击毁了大量明军船只，其中也包括郑氏的船只，令郑芝龙十分震怒。同年十月二十二日，郑芝龙会同闽、粤两省水师进行反击，在金门料罗湾大败荷兰人，焚毁了五艘大型的荷兰大夹船，缴获了一艘，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这是数十年间明王朝在海上从未有过的“奇捷”。之后，郑芝龙再次于福建湄州湾打败前来骚扰的荷兰人，焚毁多艘荷兰船舰。荷兰入侵者从此在福建境内绝迹。因战功显著郑芝龙升任福建总兵官，同时也取得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合法地掌控了东西洋贸易运作，连荷兰殖民者也被迫与郑芝龙修好，表示今后不再强行前往福建进行贸易，改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至此，郑芝龙一统东南海面，成为“闽海王”，再也无人与之争锋。没有郑氏的令旗，海上船只不得往来于台湾海峡，就连荷兰人的舰队也慑于郑氏的声势，不敢妄动。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台湾海峡恢复平静之后，原来害怕海盗伏击的大陆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但凡是过往商船须纳税金，“每舶例入三千金”，郑芝龙每年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又“自筑城于安平　，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安平也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郑芝龙利用福建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富可敌国，并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进行竞争角逐，成为官商结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的唐王政权时期，郑氏的海上力量仍然是政权的支柱。正如郑芝龙对隆武帝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由此可见，郑芝龙当时垄断了海上贸易，由此聚敛了巨额财物，这为他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证。


反正重归　辅佐郑氏创业投军从戎　追随恩主附清（2）

　　　　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巩固海上霸主地位，郑芝龙以福建总兵的名义派遣手下将官招募军士，郑芝龙的五弟郑芝豹被派到了施琅的家乡晋江南浔乡一带，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募了数千人，年仅十七岁的施琅就在从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