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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7-夜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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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宰相以后，仍后唐不改旧习，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不得已，才勉强删去“全族”二字。
至于史弘肇更是残暴绝伦，他掌握禁军兵权，警卫都邑，只要稍有违犯法纪，不问罪之轻重，便处以极刑。甚至太白星白昼出现，因为有人仰观，就被处以腰斩。有一百姓因酒醉与一军士发生冲突，也被诬以妖言惑众而斩首。至于断舌、决口、抽筋、折足等酷刑，几乎每日不断。
王章任三司使负责理财，惟知暴敛，致使百姓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旧制，两税征粮时，每一斛加收二升，称之为“鼠雀耗”，而王章命令加收二斗，相当于以往的十倍；旧制，官库出纳钱物，每贯只给八百文，百姓交税也是如此，每百文只交八十文，称之为“短陌钱”，而王章规定官库给钱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但百姓交税每百文仍交八十文。后汉还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
中央大员如此，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谓之“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年龄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普通平民当成盗贼杀戮，或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这些人“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敛钱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还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因此，在五代各朝中以后汉的统治最为残暴，百姓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
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隐帝年幼无知，在朝中这些重臣眼中更是无足轻重。这些武夫悍将，个个专横跋扈，议论朝政时，吵吵嚷嚷，大呼小叫，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使隐帝难于忍受。这些人只知舞枪弄刀，却根本不懂安邦定国的道理，有时争吵起来，甚至动刀动剑，几乎杀人。这些跋扈行为使汉隐帝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亲信商议，伏兵殿门，趁杨、史、王三人上朝之时，一举将他们杀死，尽灭其族。又密谋杀死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闻讯，遂举兵反抗，率领大军杀奔汴梁，击败了后汉禁军。汉隐帝落荒而逃，途中被杀。
郭威进入汴梁后，请太后临朝称制，并决定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在刘赟尚未到达时，郭威指使人假报契丹入寇，自己率大军出京迎敌，行至中途，兵士哗变，将黄袍加于郭威之身，拥立为帝，然后转回汴梁。刘赟行至宋州时，被人杀害。公元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皇帝。
后汉仅历二帝，前后三年多时间，为五代寿命最为短暂的一个王朝。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中，后唐、后晋、后汉等三个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其重要大臣多为沙陀人，所以历史上将这三个王朝称之为沙陀三王朝。
动荡：夜宴的时代（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十年后周（1）
太祖躬俭
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尧城）人。有的记载说，他本姓常，幼随其母改嫁郭氏，遂冒其姓。年轻时，郭威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郭威因能书会算而被任为军吏。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刘知远当了皇帝，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正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正因为郭威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才使他一举成功，夺取了帝位。
周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周太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周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周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周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周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
周太祖郭威死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郭威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其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即随其姑母长于郭威家，遂被收为养子。
关于郭威与柴氏的结合也有一段佳话，据宋人所撰的《东都事略》记载：柴氏本为唐庄宗的嫔御，庄宗死后，明宗将大批宫人遣散归家，柴氏也在其中。行至黄河岸边，其父母来迎，恰遇大风雨，只好暂住于旅舍。有一天，见一身躯伟岸的男子从其门前经过，衣服破旧，不能蔽体。柴氏问道：“此是何人？”旅店主人回答说：“此乃马步军吏郭雀儿也。”柴氏见其形貌不凡，产生了爱怜之心，想要嫁给他。其父母坚决反对，说：“你是皇帝左右之人，归家后当嫁给节度使，为什么却要嫁与此人呢？”柴氏说：“此乃贵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将所带行李财物分一半给其父母，另一半作为嫁妆。柴氏父母见其意志坚定，知道不可改变，也就只好同意了。于是柴氏在旅舍之中与郭威成亲，并且以金帛资助，使郭威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他们夫妇结合于患难之中，所以感情一直很好，郭威即皇帝位时，柴氏已经死亡，遂追册为皇后，谥号圣穆。此后郭威虽有嫔妃，却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并且立柴氏之侄为嗣君，可见他与柴氏感情之深厚。
柴荣也是邢州尧山人，在郭威诸子中年龄最长，郭威在后汉任枢密使时，他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后历任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等，由于跟在郭威身边，所以才免于被害。郭威即皇帝位后，柴荣任澶州刺史、镇宁节度使，由于王峻作梗，他一直在外任职而不能留在京师。王峻死后，才得以回京任开封尹，封晋王。
乱世辉煌在世宗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主刘旻利用周太祖新丧，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契丹发兵，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高平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队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夜间迷路，寻找一村民引路。由于北汉统治残暴，百姓恨之入骨，走了百馀里路，才发现走向了晋州，遂将引路村民杀死，另外找路逃回太原。到达沁州时，当地官吏前来献食，尚未举筷，听说周军追到，又仓皇逃窜。此战之后，北汉再也不敢轻言伐周了。
高平之战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于是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动荡：夜宴的时代（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十年后周（2）
五代以来，社会生产发展迟缓，除了战争的破坏因素外，赋税沉重，负担不均，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尤其是各种杂税，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他还颁发《均田图》，要求各地均定田赋，虽显贵之家也不能免。如历代王朝对曲阜孔氏，因为是圣人之后，从来都不承担赋税，但是周世宗却不允许其家族成为特殊阶层，照样得与普通编户齐民一样承担赋税。对于朝中的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如窦贞固，在后汉时任宰相，后周时授司徒，致仕居于洛阳，当地官府将其家与普通百姓同样看待，赋税徭役皆未免除。周世宗的这种气概在历代帝王中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在整顿吏风方面，也体现了周世宗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不法官吏，有时犯轻罪也要处以重刑，如重修永福殿时，主持工程的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周世宗视察时，发现役夫在瓦中吃饭，大怒，立斩孙延希；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官钱五十万、丝绵二千两，也被赐死；右拾遗赵守微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为其岳父所讼，被处杖刑一百，流放沙门岛。因此，宋人认为周世宗轻率杀人，用刑严刻。其实周世宗本意是想以严刑峻法纠正败坏的吏风，当吏风有所改变时，他用刑也就减轻了不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周世宗采取了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商业与手工业的政策，使得后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平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后，周世宗于是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
周世宗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实际上就是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其中王朴献“先易后难”之策，也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个方略在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后来统一全国时，就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但是周世宗并没有采纳这个方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燕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
为达此目的，周世宗首先对后蜀用兵。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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