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文学二十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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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是西方文学辉煌的序曲，也是希伯来文化的不朽丰碑。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仅这句话，就让人一生只有一次的顿悟的心灵，竟被引领了去，并为此而产生了绵绵无绝期的灵感，从而使你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顶礼膜拜。这便是《圣经》的魅力所在之一。　　　　
　　　　诚然，《圣经》以其文学感染力，把我们带入了更加令人惊奇而神往的境界。那是一个人文景观的世界，也是人与神相互交流的世界。　　　　
　　　　《圣经》，其实是由诗歌、短篇故事、小说、戏剧、小品文等作品组成的纪传体文学。尽管作者众多，手法不一，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洋溢着希伯来浓厚的古典文化韵味，使在千古流传中日显无穷的魅力。　　　　
　　　　特别令人难于言表的是，在《圣经》的许多言词中，总似乎给人某种微妙的感觉，尽管有部分感觉已由先知揭示过，但当你掩卷沉思后仍觉未尽其意。在物理学家牛顿上百万字的手稿中有这么一句话：《圣经》是“全能的主设定的密码文字”。因此，牛顿希望能“解读神性之谜，天命之谜，天命所定的过去未来之诸谜”。引动他心灵感悟的是，也许正是上帝耶和华那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召唤——　　　　
　　　　“摩西，你到山顶来。”　　　　
　　　　摩西，这位侠义之士、流亡精英领袖也就急忙上山去了。接着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奇迹——他与神交换了意见，并带回了神授的《十诫》石板。　　　　
　　　　这次神与人的历史性晤面，是犹太人的殊荣。至于人变成神的耶稣，却在复活之后频频与人晤面，则是人类的殊荣。　　　　
　　　　然而，正是由于耶稣的复活，构成并加重了《圣经》文学的幽深及玄奥（对此，本书第十九讲将有详细的探讨）。　　　　
　　　　从此，犹太教《旧约》与基督教《新约》竟在珠联璧合中，将统一的《圣经》文化扩张到东西方，从而奠定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典范。　　　　
　　　　1。亡国而后作，巍然立高山　　　　
　　　　《旧约》是希伯来人在亡国以后经编辑、陆续增订和修整而成的，很有点像司马迁在《史记》中诉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自从犹大王国灭亡（公元前586年，比以色列晚亡138年）以后，其君王和臣民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达700年之久。他们用饱含血泪的文字，写完古希伯来史最后的篇章。这700年恰恰是他们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流浪于异国时期，他们辗转在几个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却也从他们那里学习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和概念，从而促进了文学的成熟和繁荣。他们在灾难中编纂的历代文献，既是犹太教经典，又是民族的文学遗产。这些希伯来文学的财富，后来被收入基督教经典，一部分又被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所吸收。经过各国人士的努力，已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其流行之广、影响之深，是无与伦比的。中东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许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等，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遗产留传给后人，而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希伯来文学遗产之所以能比较完整地保留到现在，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中东各古国文学的精华并加以创造。　　　　
　　　　《圣经》文学的发展，起初是口语相传，后来才由流亡作家（一般都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不断完善的。我们现在讲的《圣经》文学主要是正经——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新约》的合订本①。从文字的角度看，这不同时代和不同版本的作品都各有特色。但就其影响力和接受力来看，决不会出现像“李杜诗篇万里传，至今已觉不新鲜”那样的情况，而是始终散发着无穷的文学魅力。　　　　
　　　　（1）《摩西五经》　　　　
　　　　在《摩西》五经中，《创世记》是十分重要的文献。属于《旧约》诸篇之首，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想而知。原来的书名叫“太初”（Bereshith），取卷首第一句（太初上帝创造天地）的第一个词。爱尔兰诗人叶芝对这一词汇表现出相当的迷恋：　　　　
　　　　在被风摧的老树阴里，　　　　
　　　　静坐在古老的青石上，　　　　
　　　　是脉搏乍然跳动，　　　　
　　　　让我顿悟“太一”的存在，　　　　
　　　　顿悟人生如同幻影②。　　　　
　　　　《创世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章到11章，是神话传说，从创造天地、创造亚当夏娃到营造巴别塔；第二部分为12章到36章，是关于氏族时代族长的传说，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故事；第三部分为37章到最后的50章，是一部辉煌的关于约瑟的史诗。　　　　
　　　　《出埃及记》等四卷书是关于摩西的史诗。《出埃及记》写摩西的成长以及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直到立法，为上帝和人民立约，颁布十条诫命。《利未记》颁布献祭等宗教仪式的礼仪，立亚伦和他的子孙利未人为祭司。《民数记》写摩西领导人民离开西奈山，在出发前进行人口普查，颁布各种律法。他们向迦南南边的加低斯巴尼亚推进，在那里派侦察人员探明迦南地的虚实，虽不能从那里进入迦南，但在那里呆了很多年，又准备从约旦河东岸进军。《民数记》描写了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中行军的艰苦，以东地区毒蛇为患、在河东山谷的苦战，都写得生动感人。其中还收入一些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文学价值很高。　　　　
　　　　五经的最后一卷《申命记》（Deuteronomy，“第二律法”之意）是颁布修订过的律法。但关于律法的内容主要在5章至26章，全书是写摩西在出埃及的最后阶段，以风烛残年面对隔河的迦南目的地对众演讲，说自己不能继续领导大军进入迦南，只得把重任交给约书亚。演讲言辞恳切，是希伯来文学修辞的典范。全书由三篇演说词构成。以下四章是摩西最后的言行，是后来追加的。该诗口语化浓厚，犹如在念台词，逼真切实，如看了如下诗行，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台词：　　　　
　　　　“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与我们的神。　　　　
　　　　“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哪！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分，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腹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惟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第一讲　　概貌：辉煌的序曲　不朽的丰碑第2节　亡国而后作，巍然立高山（2）

　　　　莎士比亚是个语言天才，他受到《圣经》的文学形式、语言及精神意识的很多启迪。我们不妨看看他的名剧《麦克白》的台词①：　　　　
　　　　她反正要死的，　　　　
　　　　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　　　　
　　　　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　　　　
　　　　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　　　　
　　　　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　　　　
　　　　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　　　　
　　　　短促的烛光！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　　　　
　　　　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　　　　
　　　　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　　　　
　　　　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　　　　
　　　　它充满着喧嚣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申命记》的发表年代据说是在公元前7世纪，也就是《列王记下》23章所记载的约西亚王实行宗教改革时期（公元前621年）。约西亚借摩西的名义，说是在修理圣殿时在殿中发现的。他是个天才的宗教家，有独创的能力。他要破除自然神，破坏对原始宗教的遗物亚舍拉女神的木柱像和石柱像的崇拜。他把民族神人格化、抽象化，用爱为纽带，奉耶和华为精神上的惟一真神。这种思想是受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影响；其文体和用语也是公元前7世纪的，与《耶利米书》、《约书亚记》，《士师记》和《列王记》等相似。《申命记》的出现，是希伯来宗教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2）先知书　　　　
　　　　先知书又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又有《以塞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也有12卷。书中记载，这些先知以不同的方法（如勉励、控拆、辩论、讥讽、比喻、箴言、哀歌等），挺身而出为神发言，勉励背逆的选民悔改归向神，使他们免受神的刑罚、获得神的赐福。同时，先知还告诉他们不要敬拜巴力和其它偶像，不再欺诈，更不要继续依赖外人的帮助。　　　　
　　　　自公元前13世纪至前5世纪，以色列人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听到先知教诲，因为正是这时——自前8世纪中叶至前6世纪中叶——他们丧失了民族独立，沦为异族的阶下囚。这幕惨剧怎能发生在一个自诩为耶和华子民的国家中呢？更何况其国民都是伟大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国家由伟大的摩西创建并被赋予耶和华的律法，还曾有伟大的国王大卫统治——大卫的王权曾被许诺永远保留呢？在这种情势下，先知们挺身而出，解释此事的缘由，告诫人们将来还会发生什么，并说明满足了耶和华的哪些要求，就能得到拯救。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先知言论给现代人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研究圣经的史家通常都称此时期为“预言时代”。　　　　
　　　　一般认为，预言时代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当时提哥亚的阿摩司来到北国京都撒玛利亚，开始抨击他目睹的宗教腐败和社会不公。其时，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的北国到处一派繁荣，而先知却发现，繁荣的代价是穷人的苦难，官方宗教已无力使富人对不幸的邻居施以恩惠。阿摩司警告说，这个对社会不公和宗教败坏毫不介意的国家必将遭到审判。与阿摩司约略同时，何西阿以类似的观点向北国发出预言；此后不久，以塞亚、弥迦也向南方的犹大王国宣讲相似的信息。他们都认为，仅仅遵奉宗教仪式，并不足以取悦耶和华。可以说，阿摩司传达的如下神谕代表了所有先知的看法：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并不悦纳；　　　　
　　　　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正义如江河滔滔。　　　　
　　　　（《阿摩司书》5∶21～24）　　　　
　　　　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沦陷于亚述的铁蹄之下。在那些矢志忠于以色列上帝的人们看来，此事正是上帝审判的表现——恰如先知们已警告过的那样——审判以色列国民的叛教。　　　　
　　　　除公元前8世纪这4位伟大的文学先知外（以“文学”称之，是因他们的作品都被收入《圣经》），还有3位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和前6世纪讲演的重要人物：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书》第40至第55章的作者（学者们称其为“第二以赛亚”）。耶利米开始其预言生涯时，强调了早期先知们的重要议题之一：犹大国民参与异教崇拜仪式，尤其各种奢华的典礼，是对耶和华的明显背叛。但耶利米一生的主要功绩，还是对国民的谆谆奉劝，这奉劝纵贯巴比伦人进犯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城的全部凄惨岁月。公元前597年，一批民众首次被掳至巴比伦；此后，前587年，圣殿、圣城被焚毁，更多的人惨遭劫难；最后，前682年，犹大人第三次被掳。在此期间，耶利米接连不断地宣讲：巴比伦人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胜利是上帝对犹大叛教的审判——因而国民必须接受征服。这种信息当然不受犹大首脑的欢迎。这也使耶利米在当权者手中备受磨难。耶利米说，被掳之民应安居新住所，勤奋自强，为掳掠者的兴盛而祈祷，因为囚居的时日必将漫长，未来的以色列后代必得要抚养。　　　　
　　　　以西结也曾向这座不幸之城的居民发出预言，他显然是以巴比伦俘囚一员的身份讲道的。他似乎于公元前597年京都第一次遭劫时被带往巴比伦，在那里成为先知，以写作向耶路撒冷传送信息。总的说来，其传达的信息与耶利米相仿：耶路撒冷已撕毁圣约，背逆耶和华，因而必然招致毁灭。但以西结最关注的是揭露以色列违抗耶和华的滔天罪恶，因而很少像耶利米那样论及耶路撒冷最后年代的现实政治。较之耶利米，以西结在更高程度上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念，认为有朝一日，以色列将作为一个民族而再度复兴，重新恢复古代的疆域，建成一个理想国度，并与耶和华再次建立契约关系。以西结令人振奋地描绘了以色列的远景，恰如他严酷地揭示了以色列的现状一样。　　　　
　　　　公元前6世纪的第三个伟大先知是所谓“第二以赛亚”的无名氏，他是《以赛亚书》第40章至第55章的作者。这些章节有时被称为“以色列的劝慰辞”（TheConsolationofIsrael），明显写作于波斯王居鲁士前538年应允被囚的以色列人重返犹大之际（这时波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