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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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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回忆当年，“创世纪”那帮大兵从高雄来到台北，余光中“秀才遇到兵”，产生了美妙的结果。
“当年余光中家的玄关，访客的鞋子泊成威尼斯，其中就有好几双是我们这伙军中大兵的，”痖弦说，“余先生出身学院，但是他不会瞧不起我们草莽派，反而很虚心地说，他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和余光中在金陵大学及台大先后同过学的５０年老友蔡绍班也说：“光中结交的朋友都是爱好文学艺术的人。读台大时，他一有新作就骑上脚踏车来我家，与我共赏。”
向明、痖弦、管管、梅新、张拓芜这些军中作家，将他们的流离经验写成动人的作品，深深感动了余光中。他自己虽然也有逃难经验，但毕竟不能与他们这些失家、失亲的少年相提并论。所以他们是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早年也有军中作家说余光中是“学院派”而加以贬抑，但那是现代主义的反智部分。余光中也曾因此孤立，但作品扎实，终获肯定。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二部分面冷心热
余光中面冷心热，对有才情的朋友及后辈，常常提携不遗余力。
痖弦就很感激余光中当年负责《文学杂志》及《文星》的诗页，经常采用他们的诗，使他们能在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新作，出名又得稿费。
“当时的军人很穷，在人前难免自卑。余先生不把我们当外人，我们受宠若惊。”痖弦回顾当年，“余先生第一次留美之前，还特地南下看我们，咪咪当时已怀着珊珊，夫妻俩都很爱朋友。”
痖弦还记得１９５９年，余光中学成返台，带回一台ＨiFi电唱机和许多唱片、画册，他还送了他一枝圆珠笔。当时，圆珠笔在台湾还很稀奇。
在痖弦眼中，余光中当时是“中产阶级”，家里还有自用三轮车，他们都很羡慕。那个年代，苹果是另一种高贵的东西。有一次在余家，主人拿了个苹果给痖弦，还附上一把水果刀，意思是要他自己削皮。痖弦没吃过苹果，笨拙地削了几下，余光中见状，轻松地说：“连皮吃也可以。”替尴尬的痖弦解了围。
常自称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的余光中，可能忘了曾为朋友怒斥过别人。
痖弦记得有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看余光中，在学校福利社买东西。销售员的态度很差，对痖弦等人说了句令人难堪的话，余光中当场变脸怒斥那售货员。
王庆华也有一次相似的经验。某次余光中宴客，王应邀参加，座上客都是学人，其中一位教授，三番两次讥讽王庆华。余光中当场以严厉的口气对那位教授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文学素养？他是杰出的摄影家，也是我的朋友。你再说这些无礼的话，就要请你离席了！”
余光中的朋友，以职业来归类，大概不外文人、艺术家、学者，不过若以年龄来分，涵盖面就广了。他年轻时就结交了许多前辈，年长后，又结交了许多后进。
他晚年频频得奖，有一次北上领奖，见其他得奖人都是晚辈，致词时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
沙田的孟尝府
在年轻的朋友中，当初有不少是因为仰慕他的诗文，而去访问他，研究他，评论他，如陈芳明、郑明、罗青、李瑞腾、黄维梁、黄国彬、梁锡华、张健、温任平等人，不一而足。其中黄维梁、黄国彬、梁锡华三位，在香港中文大学时，又成为余光中同事，虽然彼此年龄相差２０岁上下，却成为忘年之交。在余光中的书房里就有一张照片，背景是沙田的晚霞，那是在中文大学第六苑宿舍的阳台上和二黄、一梁的合照，余光中称之为“黄粱一梦”。
黄国彬在《明日隔山海，世事两茫茫》一文中曾说，“余家是沙田的孟尝府”，经常招待单身的同事在家吃饭，并且“成了海外华文作家的联络人”。人来人往，一年到头，余光中都忙个不停，“去启德机场接送朋友，到大学火车站载来访的青年，带客人去游览，下课上课之外，就是下山上山”。余光中在香港时期，根本就是他父亲余超英的翻版。旅港期间，除了“黄粱一梦”，交往较频的尚有陈之藩、宋淇、思果、高克毅、金耀基、刘述先、刘国松、戴天、胡金铨、钟玲、金兆、蒋芸、何锦玲、杨世彭等人。
黄维梁于１９７９年及１９９４年，先后编了两巨册的余光中作品评论集——《火浴的凤凰》及《璀璨的五彩笔》，内容丰富，取舍精当，称得上是先为余光中的作品立传，也是研究“余学”的必备之书。
文人相惜，喜欢互赠诗文。余光中的诗集里，有不少赠友的诗，这些诗不但代替了鱼雁，也是一份厚礼，常令远方友人感动不已。这一点，他说，像中国古代文人，而不像西方作家。
不过，余光中疏于写信，却是圈内有名的。从中年起，余光中就一直笼罩在信债的阴影里，书架上、抽屉里，一叠叠未复的信件，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在他良心深处埋怨指摘。每年圣诞节前，他都对妻子说，今年我们一定要抢在所有朋友之前寄出贺卡，可是往往年都过了，贺卡依旧未寄。久不回信，屡不回信，友情自然停滞，并且招致误会。但是，如果每封信都回，时间根本不够，对他来说，确是烦恼。
“不过，只要我决心回信，一定是很长也很有感情。”难怪余光中不能常写信。到了传真和网络的时代，他更是招架不住了。
晚年，诗人远居西子湾，每日忙于公众事务，私人生活却趋于寂寞。家中再也不见高朋满座、茗茶论诗的盛况。昔日相知相惜的知交分散在天涯海角，只有在心底默默思念。
为了女婴灵秀可爱，幼稚可哂，我们笑。受了我们笑容的启示，笑声的鼓励，女婴也笑了。女婴一笑，我们以笑回答。女婴一哭，我们笑得更多。女婴刚会起立，我们用笑勉励。她又跌坐在地，我们用笑安抚。四个女婴马戏团一般相继翻筋斗来投我家，然后是带爬、带跌、带摇、带晃，扑进我们张迎的怀里——她们的童年是我们的“笑季”。
——《日不落家》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诗人之家
余家男人少，女人多，表面上看是阴盛阳衰，其实仍是以男人为重的传统家庭。
余光中是独子，可是和父亲的关系始终是淡淡的。从小他就和母亲亲近，对父亲则敬而远之。毕竟，小时与他共患难的常是母亲。
“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朋友和父亲的关系那么亲近而自然。”余光中说。
余超英是典型的中国男人，和儿子要维持上下有序的关系。他重视宗亲、乡亲、朋友，担任“侨委会”常务委员期间，经常奔波于机场、车站之间，送往迎来，几无暇日，甚至在退休之后，交际反而倍增，其中当然也包括为亲友及侨胞解决困难。余光中常笑说他父亲“闲里偷忙”。父亲久任台北市永春同乡会的理事长，最喜欢带着这独子参加同乡会的活动，可是余光中自小最厌倦这一套，对父亲的这些朋友自然也不感兴趣。小时候，看父亲不时带朋友回家吃饭，甚且住宿，累坏了母亲，而那些大男人居然还当母亲的面挑剔菜肴，不免令余光中反感。
父亲不太懂儿子的诗，可是外人在面前提起又很高兴。后来诗人要将诗句刻在母亲的墓碑上，父亲开始反对，僵持一阵子，还是依了儿子。
余超英是个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洁身自爱，一介不取，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令他迂而且狷。有一年，余光中在美国，余家来了个不速之客，看来文质彬彬，自称受余光中之托，带回一件家电用品，因为海关要课税，所以需要一笔钱去领取。余超英一听到与钱有关，生怕亏欠人家，立刻连声叫范我存进去拿钱。媳妇进房间拿钱，孙静华却很机警地说：“没凭没据的，怎么就拿钱给人家呢？”性急的余超英却大声催促，媳妇只好照办。余超英觉得这样还不够，又进房里去，抓了一件礼物送给来人，并叫家里的三轮车送客，礼遇之至。
不速之客走后，晚餐桌上，孙静华一直埋怨余超英太冲动。他自己冷静一想，也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坐上三轮车，到那人所说的另一位教授家去，一问之下，才知道那家已先受骗了。
余超英的保守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更有趣了，譬如他不准女孩子们穿短裤凉鞋，不准留长发，还说：“京戏里披头散发的女人都是囚犯。”又不准穿黑色或太素的颜色，因为不吉利，但也不能穿得太花哨，免得招摇；不准随便让男同学到家里来，怕会“引狼入室”等等。
范我存对公公的某些观念无法赞同，譬如她和余光中住在香港的那段时期，余超英再三叮嘱媳妇，要跟船公司的人多来往，万一有什么事，逃难就比较方便。
“千万记住，万一有什么事，一定要让光中先走，你们随后再走。”
“怪不得从前每次逃难，都是婆婆一个人带着光中逃，原来公公都先走了。”范我存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奇怪，后来跟余光中提起，还感到不平。
“要走就一起走，为什么要分开走？”范我存坦然对公公表明意见。
范我存当家后，在某些事情上，也展现了她明快的作风。譬如早餐，婆婆在世时，总是准备了中西两式的早餐，来满足家人不同的口味。范我存决定不萧规曹随，有一天，她很果决地对公公说：“要中式还是西式的早餐，以后只能挑一样。”
公公看出媳妇和妻子的不同，从此，余家的早餐就统一了。
“其实，我公公是个大好人，对四个孙女都很疼爱，常常亲自接送，只是在某些事情上相当固执罢了。”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余家的支柱
余超英晚年罹患痛风，因为吃多了药，视力逐渐衰退，到最后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余光中从香港迁回高雄后，父亲和岳母仍住在厦门街，范我存每隔一周就回台北小住，陪陪二老，并带他们去就医。但这样南北奔波不是办法，范我存终于卖掉了厦门街的房子，在高雄市区另外置屋，把二老接到高雄就近照顾。
当年肺病缠身的娇弱女孩，差点做不成余家媳妇。谁会想到，婚后的她竟变得果断有为，最后竟成全家的支柱，辅佐丈夫，照顾孩子，伺候公婆，既主内又主外，余家因此中兴。
早年，范我存的心力全部投入家庭，本来爱好文艺，但为了维护余光中创作，竭力营造一个宽阔的艺术空间给他。凡她能做的事，全都一手包办了。
“小时候，送我们上学、学琴、跟老师打交道，全都靠妈妈。”幼珊的印象中，爸爸从来没去过她们学校，可能连一个老师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她们也一直认为这很正常。
“他全部的精神和时间都放在文学上，生活的琐碎细节根本无法进入他的世界。”余家的女人都以宽厚的眼光看待余光中。不过，几个女儿都认为爸爸有严重的“恋母情结”：因为不管是祖母、外婆、妈妈，都宠着他。幼珊后来常对母亲说：“爸有许多习惯都是被宠出来的。”
范我存年轻的时候，把全部心力都奉献给家庭，直到孩子大了，才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在香港时期，她和钟玲结伴一起赏玉买玉，慢慢变成了行家。到高雄后，渐渐有人找她讲玉，她也就在城里的别屋开班授课。研究古玉，一定要了解历史背景，范我存乃下功夫不断读书自修。她的口才本来就好，讲起课来，颇能引人入胜。
后来“高雄市立美术馆”成立，范我存自动申请当义工，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馆长黄才郎隔了好久才发现。担任美术馆导览，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每换一档展览，就要预先上课。范我存敏于学习，加上原有的艺术根柢，渐渐成为美术馆很受欢迎的导览。
范我存善交朋友，活动也多，不再像年轻时生活总以丈夫、孩子为中心。有时候她一出门就是一整天，余光中一人在家，难免感到冷寂。他喜欢全家人都在，最好是各人做着自己的事，谁也不干扰谁，但晚餐要齐聚灯下，共享美肴与趣谈。他有得意的事，也总等晚餐桌上才讲。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和四个女儿的关系，也是云淡风轻。看着她们逐渐成长，童话变成了现实，余光中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这几个大女孩怎么办。早年，他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写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格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当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不过，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妈妈，他偶尔插入，或靠妻子传达。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像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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