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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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切故事说到了尽头　　　　
　　　　总有只老犬眷眷地守候　　　　
　　　　一位英雄独坐的晚年　　　　
　　　　——《后半夜》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和星宿停止争吵

　　　　学富五车的人可以妙趣横生吗？儒雅冷静的人可以豪情万丈吗？矮小的人可以巨大吗？水火可以同源吗？　　　　
　　　　可以。余光中就是这样一组奇妙的矛盾。　　　　
　　　　身高不过五呎三吋，体重不足５０公斤，思果却形容他“全身每一钱都是脑”，大女婿私下戏称他为“小巨人”。珊珊说：“父亲那种外敛而内溢的个性，似乎一座冰封的火山，只有在笔端引爆才安全。”　　　　
　　　　平时谨言慎行，自律甚严，写作时宛如苦行僧，不烟不酒，只要一杯红茶或普洱苦茶。他的生活，距离清教徒可能不远，他是那种随时保持冷静的人。他说他的书房非常斯巴达，并非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而是苦练之地；又说他的书桌是缪斯接生的手术台。　　　　
　　　　冷静文明　　　　
　　　　这样潜心育人的人师，却也是极端浪漫的诗人。他看花事，总是“看到绝望才离开”。他追逐美景，神魂颠倒：思果曾目睹他“为了追捕淡水河堤上日落前的片刻景致，赶着开车前去，神魂都贯注进去了，口中还喃喃有词，有些恍惚，怪不得他诗思那么妙”。　　　　
　　　　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对于美的人、事、物，品味十分敏感，他的耳目所接，常成妙谛，美不胜收。他自称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　　　　
　　　　梁锡华说他“平常是冷静明澈像一泓秋水的人物”。杨牧早年就以“冷静文明”一词来形容他，但是他热情起来，可以和朋友畅谈深宵，心情一好，就妙语如珠，让人应接不暇。不过，据黄国彬的观察，“在一般的场合，余光中说话不多，碰见话不投机的人，更常常正襟危坐，态度颇为严肃，完全遵守荀子的忠告……可是，一旦置身于可与言的朋友之间，他就会慷慨地打开话匣，展现里面的珠玑了。”　　　　
　　　　于香港余府聚会。左起：蔡文甫、余光中、宋淇、丘彦明、梁锡华、思果、陈之藩、孙如陵、孙夫人。１９８０年４月。　　　　
　　　　余光中棋逢对手，就会福至心灵，脑波高速闪动，目光炯炯，口角生风，调皮而慧黠，表情也变化多端，手势生动，像个出色的演员。他经常把众人逗笑，自己却表情悠漠，置身事外，赢得“冷面笑匠”的封号。　　　　
　　　　余光中在《娓娓与喋喋》一文中曾说，“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真正的知己，就算是脉脉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情景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所以在宴会上，不幸和俗人相邻而坐，偏偏对方又喋喋不休，诗人就会“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梗住”。　　　　
　　　　西班牙哲人桑塔耶纳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余光中向往的显然是品位上的贵族的娓娓了。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完美主义者

　　　　余光中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马虎”两个字，不论他做什么，即使是娱乐，都要全神贯注。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能够一面听音乐，一面读书。在余家，平常是听不到音乐的，“为了对音乐家的尊敬，听音乐就该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所谓“背景音乐”在余家是不受欢迎的。　　　　
　　　　以此类推，余光中做任何事情，都抱持同样的态度。珊珊说：“爸爸是不容许有错误的人。”文章不能出错，生活不能出错，品德不能出错。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余光中曾自喻像欧阳修，虽然他心中羡慕李白、苏东坡、徐霞客，但是他已然自我定型或被定型，清望所归，这形象使他无法放浪形骸。难得和朋友饮酒笑谑，即使面红耳热，他也总是不失清醒，没有人看过他醉的样子。　　　　
　　　　他的休闲活动倾向淡泊，你不可能在歌台舞榭，风月场所看到他。有一次钟玲生日，朋友邀请他们去KTV唱歌，他和范我存都觉得那是可怕的经验，从头到尾，他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耳中容不下噪音的他，不能想像KTV这种地方，为何令人乐此不疲？　　　　
　　　　至于电视，他有矛盾情结，因为“不看不放心（怕漏了国家社会大事），看了又生气”。不过据幼珊透露，“爸爸有时候连台湾民间故事那种连续剧，都看得津津有味！”　　　　
　　　　余光中最爱小孩，曾说：“不喜欢小孩的人一定有问题，不喜欢小孩的女人我不会喜欢！”现在他是外公了，只有跟外孙在一起时，他才能完全放下身段，返老还童。他说过：“每个人都有两次童年，一次在自己小时候，一次是在儿女小时候。”看样子，他要修正为三次了。因为“幼吾幼”的关系，他在路上遇见小孩子，会情不自禁去摸摸人家的头，那动作有点像大师“加持”。小孩也似乎有直觉，常会无端对他绽笑。　　　　
　　　　朋友看他，往往只见优点，痖弦说：“我还真希望他也有些缺点呢！”　　　　
　　　　家人“后台”看他，当然比较真实。女儿们都认为他的脾气不顶好，不过急如夏雨，“来得急，去得快”，当女儿们还在生闷气的时候，他已忘了刚才的事，又过来跟她们说话。　　　　
　　　　对于女婿或准女婿，他总是亲切温和。佩珊离婚时，女婿特地来看二老，还带了一瓶酒来，黯然道别。余光中很难过地说：“是我们没有福气，失去你这半子。”余光中一直觉得对不起三女婿；在他眼中，两个女婿都是好青年。他从来不给他们压力，甚至对女儿的男友也总是开怀接纳，有说有笑。不知这是否命中无子的情结？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资深的书呆子

　　　　余光中的书桌常保整洁，写稿、看书、批改作业，总见他正襟危坐，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就连大纲、附注之类，也都一视同仁，绝不草率。书桌虽然整齐，书斋却有书灾，不过乱而不杂，因为全都是书，情况严重已到了有客来访，要在沙发上拨乱反正，腾出一块空间才能坐下。举目望去，叠叠层层俨然书城。城主经常在书堆深处寻寻觅觅，一面找一面叹气，自言自语：“什么井然有序，根本脱序无序！”　　　　
　　　　余光中自称是资深的书呆子，还说这种人“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难怪那么多人焦灼等待他的序言，范我存也数落他：“人家已经急得不得了啦，他还在书房里东摸摸西翻翻，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好看的东西太多，书呀，画册呀，地图呀，一看就舍不得放下。”余光中振振有词地辩解。　　　　
　　　　余府有书不下四五千册，他一直扬言退休搬家时，要清理出一大批书送给学校图书馆。退休后，他在中山大学这间四楼朝西、可以观赏海上落日的研究室，将长久保留。多年以后，或将有人来此惆怅一代文豪留下的芬芳吧。　　　　
　　　　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家　　　　
　　　　在余光中的书架上，有整整两大排供着他自己写的书。从１９５２年大四那年出的第一本《舟子的悲歌》到１９９８年的《蓝墨水的下游》，他已经出书４９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悠悠４７年里，平均每年出一本书。和职业作家比较，也许数量不算最多，但是以一位非职业作家来说，这样的成就是足以傲人的了。　　　　
　　　　余光中在教学之余，竟能长保多产，诗、文、评、译不断，主题丰富，风格多般；巨制小品，或雄浑奔放，或阴柔曲折，或庄或谐，或俚或雅，千汇万状，都紧紧扣人心弦，始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焦点，史家早誉为“五四”以来成就可观的诗文大家。　　　　
　　　　黄维梁推崇他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６０年中，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成就最大者之一。”　　　　
　　　　１９８５年“时报文学奖”将新诗推荐奖颁给余光中，颜元叔特别以《诗坛祭酒余光中》一文来为他定位。　　　　
　　　　１９９８年，黄国彬在《余光中的大品散文》论文中，推崇余氏的淋漓大笔为“五四”以来的散文所未曾有。两岸开放以来，大陆的学者、作家，包括卞之琳、柯灵、谢冕、孙绍曾、流沙河、李元洛、古远清、刘登翰、余秋雨、徐学、楼肇明、冯亦同等，对他的评价都很肯定。　　　　
　　　　十多年来，余光中的名字和作品在大陆迅速地流传开来。向明认为，余光中是台湾作家中被大陆排名前列的一位。最早将余光中作品介绍给大陆读者的四川名诗人流沙河曾说：“60年代‘文革’方酣，余光中出版了《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两本诗集，竟敢预言‘我们不要忘了，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其人之自信之自负可以想见，不过，他的预言已应验了，有啥办法？”　　　　
　　　　余光中对于文学创作的确很有自信，早在《蒲公英的岁月》一文中，他就预言死后“人们还会咀嚼他的名字，像一枚清香的橄榄”，又说“他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荣”。　　　　
　　　　“他当然可以自信，”痖弦说，“余先生是位文学通人，诗、散文、评论、翻译，他占全啦。不论在台湾、在大陆，很少有人具备这样完整的条件，而他也充分发挥了这些条件，多年来经之营之，从没间断过。他是“五四”以来创作量最丰的一位，我还没见过第二位。他几乎是以文学为天职，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不但独善，还兼善天下。从早年主编诗刊，大力提携后辈，到今天，已经是大师级文人了，还到处去演讲，又从不计酬劳，这真不容易啊。他功成名就，当之无愧。”　　　　
　　　　谁不想用他的稿？　　　　
　　　　余光中的著作４９本，其中诗有１９本，散文及评论也有１６本，大多数的书都属于长销，每年或隔年就会再版；其中以《莲的联想》销路最好，最初由文星出版，就出了七版，后来辗转到时报出版公司手中，前后加起来至少出了三十版。纯文学出版的几本散文，如《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等，每本平均也都出了十三四版。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集最多，前后有《天狼星》、《与永恒拔河》、《余光中诗选》、《隔水观音》、《紫荆赋》、《梦与地理》、《安石榴》、《双人床》；散文集有《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主编文集还有《文学的沙田》。九歌则出版了散文集《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及评论集《从徐霞客到凡高》、《井然有序》、《蓝墨水的下游》。大地出版社所出的诗集《白玉苦瓜》及翻译《凡高传》，也各出了近二十版。　　　　
　　　　有人说余光中和各大报副刊主编关系良好，所以诗文总能见报，并且显著刊登，有时还原稿制版。其实他私下和副刊主编们很少应酬。　　　　
　　　　“哪一个副刊不想用余先生的稿子？”痖弦说，“他的手稿总是写得整整齐齐，看了都舒服。我们舍不得拿原稿去排版，怕弄脏、弄丢了，常影印他的手迹，把原稿留下来纪念。”　　　　
　　　　痖弦曾一本正经对余光中说：“你的稿子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余光中不解。　　　　
　　　　“如果出了错，可不能以手民之误来搪塞。”　　　　
　　　　以编者对作者的关系而言，痖弦更是尊敬余光中，“他从不计较稿费，也不要求配合打书，有些作者和我们发生的不快，从不发生在他身上。有时候他反而要求我们缓一点刊登，怕登得太频繁不好。以他的名气和地位，再加上如此多的优点，谁不想用他的稿？”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三部分璀璨的五彩笔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余光中一直是文坛的巨擘，学界的名流，为社会所瞩目。经过这么多年，当初和他一起崭露头角的作家、曾经并肩捍卫现代文坛的同袍，大多已经停笔：有的江郎才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有的向现实低头，别有追求。余光中也说：“但是如果我不教书，光靠写作，还是会饿饭的。”　　　　
　　　　早在大学四年级时期，余光中就紧接在覃子豪、钟雷之后被票选为十位最受欢迎的诗人。１９６２年，台湾地区“中国文艺协会”颁给他新诗奖。由于文学及学术上的杰出表现，１９６６年他当选台湾地区十大杰出青年。１９８２年，他以《传说》一诗获“新闻局”金鼎奖歌词奖。１９８４年，他以第一位非本省籍作家获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同年又以《小木屐》获金鼎奖歌词奖。１９８５年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１９８９年，他因主编九歌版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又获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１９９０年，《梦与地理》诗集获台湾地区文坛大奖。１９９１年，他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在洛杉矶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发的文学成就奖。１９９４年，《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颁给他的《从徐霞客到凡高》；１９９６年，该奖又颁给他的《井然有序》；两年后，该奖再颁给他的散文集《日不落家》。１９９８年，台湾地区“中国诗歌艺术学会”主办的诗歌艺术奖，赠给他“诗歌艺术贡献奖”；同年，“文工会”主办第一届“五四奖”，余光中获“两岸交流贡献奖”；紧接着“新闻局”又赠他“国际传播奖章”。其实这一年，他还得了别的奖，包括他执教的中山大学的“杰出教学奖”。　　　　
　　　　黄维梁曾说：“在绵长逾４０年，出书逾４０本的写作经历中，这位现任笔会会长，左右手所握的是五色之笔。余光中凭其璀璨的五色之笔，耕耘数十年，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其诗风文采，影响深远。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余光中在新诗上的贡献，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