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71-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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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这个圆就可以画得更大。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遍插茱萸少一人

　　　　翻阅这本传记，仿佛穿梭游走于余光中绚烂的人生历程：幼年的逃难经历，青年的锋芒毕露，壮年的游子心情和晚年的退而不休，构建了他一生的诗与美学。　　　　
　　　　他曾是现代诗的积极倡导者，而在留美返台后又竭力主张回归文化传统。深谙国学与西学的他，开创了为诗作文的新风格；他外表冷静严肃，甚至得一譬喻为“飞行的雕像”，内心却包裹着奇思妙想和火一般的激情；他会不顾梁实秋“诗人怎么可以开车”的告诫，在美国公路上尽情体验速度的快感，也会暗自祈祷身边喋喋不休的庸俗之辈“忽然被鱼刺梗住”……读余先生的传记，更像是在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生活秀。而最令我为之动容的，也许不是他多如繁星的名誉头衔，不是他辛勤耕耘的著作成果，甚至不是他与范我存之间的完美爱情，而是对祖国大陆、对旧人故土、对逝去时光，他常抱以深深的怀恋之情和思念之苦。　　　　
　　　　传记作者对传主本人及其亲朋好友进行细致采访，并结合余老自述性作品成稿，将其一生分为大陆、台北、赴美、香港、高雄五个时期，以此架构为“经”，再侧写他的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与个人性格，以此作“纬”，纵横相错，以期达到让读者“横看成林侧成峰”的效果。书中还附有余光中各时期的代表诗作，如《莲的联想》《三生石》等。这个在重九逃难日出生的孩子，祖国母亲的孩子，唯有诗才是其生活的最好诠释，也唯有生活才是其诗的最好注解。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将“溢美”打折，将“暴短”加倍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邮票；我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短短数语，明白如话的小诗充溢着诗人浓郁的乡情和亲情，余光中的《乡愁》迅速风靡全国，这首诗就成了他的名片。其实《乡愁》只是他的门，而《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才能让读者跨进他的家门，步入了他的庭院。　　　　
　　　　光中信奉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几年前当出版社的编辑劝余光中写自传，被他婉拒了。他觉得，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何况写作的时间很紧张，没有余暇写传记，人的一生不美满的事情居多，何必画蛇添足？　　　　
　　　　“那么自己不写自传，由别人来呢？”余光中先生对此种自传的看法也是入木三分：自己要提供许多资料，还得像文物出土，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考证年代，编写说明。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的深院私宅，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他却要走后门，窥边窗，爬阳台，翻箱底，务求独得之秘。　　　　
　　　　当余光中读到傅孟丽撰写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文稿时，有时惊喜，更常惊愕。“我有说过这句话吗？”他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为作家写传，有现成的作品可作依据：无论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内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资引证。但是不便也就在此，余光中仅仅是诗集与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认真读过，而且切题地联系到传主的生涯上来，实在耗时而又费心。傅孟利不辞艰辛，然在一年之内完成了这本传记，令余光中深为感动。感动之余，余光中对自己的人生和岁月有一清醒的认识。他对这本传记有一个幽默的评价：“她把我写得太好了。读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份打一个六折，再将暴短的部份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面对这本传记，我好像落入了达利的诡异画境，不知为何像站在长廊的一头，看着自己的背影没向另一端的远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连贯的连续剧。”　　　　
　　　　从传记的标题中“一拒绝融化的冰——第一次赴美”，“心底有一朵莲——爱情与婚姻”，我们可以看出一本充满灵性的传记，就像余光中的诗，简练中蕴涵着性灵的光芒。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题记“情人”香港风韵依旧

　　　　话闸子从他对“情人”香港的印象开始。余先生笑称，说香港是“情人”，源于其在《从母亲到外遇》的文章里有此一提。“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12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　　　　
　　　　“那10多年，是我收获最大的时期。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出了好多的作品。香港紧靠内地，又与西方文化联系紧密，中西交汇，古今衔接，无论是自然景色，还是人文景观，都值得欣赏。”30多年过去了，香港，在余光中的眼里，仍像昔日的“情人”一样，“混血美人”，惊艳无减、风韵依旧。　　　　
　　　　乡愁也有很多层次　　　　
　　　　余光中的乡愁诗歌，被认为是台湾文人中最深沉、最悲戚，也是最细腻的，尤其是关于两岸的离愁。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诗人如此深厚的乡愁情结？“乡愁、乡情，以中国文化、历史、地理等为背景的这类诗，我至少写过100首以上；《乡愁四韵》后来还被谱曲。”余光中回忆说，“我的大学时代，一半在内地，一半在台湾完成。离开内地时，我已经20多岁了，那时我的中国意识已经很深了。如果只有十二三岁的话，对文化的认同，历史的感觉不够，当然写不出像《乡愁》这类作品。但作为一位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等，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余先生看来，“乡愁”有着不同的层次，像同乡会之类的乡愁，是地理上的乡愁；而更高层次的，则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的乡愁，对文化传承、对历史背景的认同。“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文化人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　　　　
　　　　两岸文脉不容割断　　　　
　　　　不过，余光中也不讳言其担忧：“在台湾，除老一辈的民众外，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没去过大陆，只能从父母或祖父母口里听到以前的种种，他的乡愁情结就要少些。台湾是个小岛，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如果他们不读文言文，又被西化了，自然会与祖国文化渐行渐远。”　　　　
　　　　“两岸同文同种，一脉相承。文化作为连接的纽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这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在台湾，我们同样过春、一起拜妈祖，方言是闽南话，中国文化哪会那么容易被去掉？！”余先生断然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余光中早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称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如今，女儿们早已逐渐长大。远东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讲述了余光中和四个女儿之间云淡风轻、水深流静的情感。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　　　　
　　　　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不过，打电话的人往往是妈妈，他偶尔插入，或靠妻子传达。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象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四个女儿中已有两位博士。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返回中山大学；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大学授课；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学广告设计，余光中所译王尔德的《理想丈夫》，封面就由她设计。　　　　
　　　　四个女儿都搦笔能文，有艺术家的潜能，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继承父亲创作的衣钵，提起此事，余光中总是埋怨“她们大都懒于动笔”。　　　　
　　　　对余家的女儿来说，有一位文豪爸爸，压力自然十分沉重。潜意识里避开文学之途，该是很自然的发展。　　　　
　　　　“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这是幼珊的理由。　　　　
　　　　有一年，余光中生日前夕，幼珊写了首诗送给他，等了几天不见反应，幼珊忐忑不安，私自投稿给《联合日报》副刊。痖弦收到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配合时间刊登。这时余光中才说：“糟了，我已经投给《中华日报》了。”不久女儿的处女作见报，做爸爸的郑重剪贴珍藏。　　　　
　　　　佩珊也有挫折的经验，她曾想参加两大报的文学奖，“可是就因为爸爸是评审而被迫放弃”。她知道自己将来还是会回到文学之途，“可是我一定不写诗”。　　　　
　　　　珊珊也不想把写作当使命或正业，她宁愿随兴而写，反而自在。　　　　
　　　　有时候，余光中会羡慕朋友有女儿担任经纪人，而他却要一切自理。在余光中眼中，四个女儿都各有个性，所以父母一向听其自然。他说她们“变来变去，不知道在想什么”。　　　　
　　　　女儿们长大了，可是在余光中眼里，她们永远是孩子。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一文中情窦初开的女儿，如今都是女人了。结了婚的女儿，他希望她们婚姻美满；没结婚的呢，他又暗自着急，怕她们寂寞。不过在女儿面前，他什么话都不说，习惯把一切藏在心底，只敢向妻子间接探听。他认为，女儿的私情天经地义应向母亲倾诉，向父亲恐难启齿。他出身外文系，却仍是中国的读书人。西洋父亲搂着娇女私语窃窃的温馨，他很羡慕，但无能为力。　　　　
　　　　其实四个女儿都继承了爸爸（爸爸却说是妈妈）的性格。她们都知道爸爸最喜欢撒娇的女人，可是她们四个都不会撒娇。她们看起来都很文雅，可是性格却各有棱角，不易拼图。　　　　
　　　　罕见余光中当面夸奖女儿的表现，可是只要女儿表现优异，他却会在背后向人宣扬。这一点，恐怕也是当年余父对待余光中的模式。　　　　
　　　　余家人的关系，清淡中蕴藏着深情，许多没说出口的话，没做出来的动作，蕴在心底，水深流静，何必波纹。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小荷已露尖尖角

　　　　最初的美好记忆，就在江南。　　　　
　　　　江南的温柔水乡，柳绿花红，莺声燕语，总叫人流连忘返。在幼小的余光中心目中，早已认定了自己是属于江南的。　　　　
　　　　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由于父亲余超英公职的缘故，出生却在南京，所以童年大半是在江南度过。　　　　
　　　　母亲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在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发到遥远的福建永春去任教，那地方家人都称之为“南蛮”。在永春，她认识了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冥冥中似乎有一条长长的红丝线牵引著，结果就成了余超英的续弦，还当了一个九岁男孩的继母。　　　　
　　　　和余光中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光亚，只活到十八岁，死于疾病。后来，孙秀君也没再生下第二个子女，余家人口单薄，在旧社会的大家庭中，无疑是很特殊的。　　　　
　　　　美丽江南　　　　
　　　　孙秀君时常带著余光中返回常州漕桥探亲。常州舅家人口众多，远房、近房的表兄弟姐妹们加起来不下三、四十个，对于这位远来的娇客都另眼看待，尤其是表姐们，特别喜欢他，常众星拱月地围绕著他，央求他为她们画幅马或门神什么的，余光中从小就有奇异的绘画天分，能随手画下他喜欢的事物。小时候的余光中，浓眉大眼，脸正而长，剃个小平头。现在他还保存一张珍贵的旧照，那是他十岁时和母亲在上海合拍的一张小照，大眼睛里透出一股早熟和智能，看来很沉静。　　　　
　　　　不过，余光中也有顽皮的一面，他有位表姐后来常跟余家的女儿们提起余光中幼年的这件糗事：有一次，余光中和几位表兄弟玩武侠故事中的把戏，需要道具，竟然把母亲一件皮大衣的狐领给剪下来，缠在头上活像山大王，神气极了。乐极生悲，母亲发现了，气急败坏地要揍他，表姐们赶紧出面救他，把他藏在屋里，等母亲气消得差不多了，才放他出来。　　　　
　　　　那么多的表姐，个个都斯文秀气，常把余光中看得眼花撩乱。除了母亲，表姐们的母性温柔，也是他童年时期最美丽的回忆。　　　　
　　　　“将来就跟哪个表姐成亲吧！”余家和孙家的长辈们都这么说。　　　　
　　　　后来，余光中果然娶了个表姐，只是不在当初的这一群中。　　　　
　　　　余光中童年时期，除了回常州的日子外，大多数时光是很寂寞的，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玩伴。余超英后来任职侨委会，公务相当繁忙，对待儿子的态度是传统的严父。失去一个儿子，固然是大恸，但并未因此而使他改变对待另一个儿子的态度。在余光中的记忆中：“父亲很严肃，也不会带著我玩，见面就是一番励志的训话，总觉得很难亲近。”　　　　
　　　　江南的舅家，不但人多热闹，而且老老少少就是有一份文化素质，生活中充满了情趣。江南是彩色缤纷，永春是黑白肃穆，永春的宗亲族长，似乎是男性主流，比较阳刚，不像江南水乡的阿姨、姑妈之类，较富女性的温柔，容易亲近。余光中这永春小孩，一直到最后都没学好永春话，他的口音带江南风，他后来的乡愁也是江南的。　　　　
　　　　一九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