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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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作者简介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死》、《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总序题记

　　　　大约是因为气候的缘故，这几天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好翻看旧稿。想不到，两三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文章，居然有了十余万字，于是着手编了起来。断断续续地，及至午夜，手头终于多出了这样一个集子样的东西。　　　　
　　　　书名采自集内叙说法国思想家薇依的一篇。这位柔弱的女性，不但才智过人，其道德勇气尤其令人景仰。从左拉到薇依，到后来的萨特加缪福柯，他们的行动自外于权力，或者简直就是挑战权力，明显地具有一种个人的或团队的英雄主义，形成为与俄国知识分子同一底色，而又独具法兰西特色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不同于经院知识分子的是，他们耻于做知识学的炼金术士，而争当大众社会的燃灯者和拓荒人。　　　　
　　　　《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六篇曾在《随笔》杂志连载，后因故移至《东方文化》杂志刊完。全篇泛泛而谈，卑之无甚高论，惟脉络尚算清晰，重心仍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结论则有点失败主义的味道，应当不足取的。其余论及西方知识分子的篇什，都属个案分析。回过头看，好像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物都带上某种类似的特点，即反强权，反体制，反潮流，以及平民主义的立场。他们缺乏中国知识分子的温顺，折中，机变，来源于儒家文化和本土政治经验的东西；往往喜欢走极端，“全有或全无”，为了真理和正义，那种挑战反抗，争天拒俗的精神，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很可惊异的。有学者说，这同他们的宗教文化大有关系，是耶非耶，却很难说。但如果有人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做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倒是很有意思的事。　　　　
　　　　中国知识分子方面涉及两个人，其一是鲁迅。对于鲁迅，我以为，他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标志就是与权势集团相对立，而致力于阻拒国家对人——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及生命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剥夺，而且，自始至终，坚持个人的自由实践，体现了作为一名叛逆的精神战士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关于鲁迅的争论早已展开（至九十年代，崇胡适而贬鲁迅的论调大行其道），离结束之日尚远。有一点明白无误的是，鲁迅存在的意义，惟有在对身为类存在者的社会身份——从奴隶（这是鲁迅常用的词）到公民到世界公民——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才有可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阐释。　　　　
　　　　另一位是李慎之。同胡适一样，李慎之亦兼具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角色，而且两人都喜欢做“王者师”。好在他还有做“公民教师”的意愿，并身体力行，致力于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普及工作，“不知老之将至”；关键时刻，余勇可贾，都很教人佩服。但是，他从宪政问题那里引出否定革命的结论，我是明确表示反对的。戏剧性的是，他启蒙的“西学”内容并未达致人们的共识，而类似的“告别革命”论，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却已日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据说公正的时间可以验证一切，其实未必尽然；若然，就不会有如“永劫不复”一类说法。而今借了整理旧稿的机会，重睹其中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命运，难免生出许多感慨。这期间，升降浮沉，兴衰成败，何尝有什么定论呢！　　　　
　　　　2004年6月3日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1）

　　　　1　　　　
　　　　知识人　　　　
　　　　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工业、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　　　　
　　　　即如由资本构成企业家、金融家、高利贷者、纨绔子弟和守财奴，由权力构成君王、僭主、政客、弄臣、革命者一样；由知识组成的知识人，除了共同使用的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关性之外，作为一大族群，其中的人物可以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知识社会中，由于知识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特定的社会圈子的依赖程度不同，与圈子内外相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而所受社会组织结构所施加的压力也各不相同；知识人对社会，从霸权直到其余触目的事物和事件，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内战”于是发生。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　　　　
　　　　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　　　　
　　　　被称为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之父的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试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他将有关的角色分为四大类型：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这样的划分未必是准确的，事实上，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仍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方案；但是，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色系统所作的发生学及功能的阐述，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角色转移问题。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执行过程中，角色成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是单个角色，也可以是多重角色，还可以变色龙般地变换角色。对于角色执行者而言，根据其主观意向，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执行角色；或者，只对角色成分诸如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等其中一种感兴趣，而使其余的从属于它。由此，在知识人中就有了“守夜者”，有了“异类”，有了如法国评论家班达所称的“背叛”问题。　　　　
　　　　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称“知识阶级”（源于日语），后来在政治家的著作中变做了“知识阶层”，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连“阶层”也搁了起来，单说“分子”，很明显属于游离的社会角色。这样，著名的皮与毛的譬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其实，作为一个外来名词，就语义学的意义上说，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词（intelligentsia）。　　　　
　　　　多少波澜险恶，惟在几个方块字的摆布之间。　　　　
　　　　从知识人到知识分子，中间多出一个精神过渡的层次。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可以导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的教士，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观念的影响，要产生根本性的蜕变是不可能的。　　　　
　　　　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　　　　
　　　　“知识阶级”作为一个名词，据考证，最早源于俄国，大约1860年间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上溯至18世纪。而作为现代意义的词，在法国，则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Georges）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时首次使用。可见，从诞生之日起，“知识阶级”已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　　　　
　　　　俄国知识分子是特异的一群。　　　　
　　　　所谓特异，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得特别充分。领队者之一的赫尔岑，赞许他的兄弟兼具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美质，他们肩负着把他们的“北方货币”投入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使命，是“很少生活于往日的人们”，是“统一科学和生活、言论和行动的代表人物”。英国俄裔思想家伯林称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列举了五项特征：一、关怀社会；二、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义务感；五、深信事物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此间，贯穿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土地的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索洛维约夫们的“新精神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斗争哲学，也都是紧贴着那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地飞翔的。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自治的，独立的，无须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但不论有机或是无根，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实施知识分子职能，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其有机性，是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来体现的。　　　　
　　　　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中南美，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比较性描述，是《狱中札记》中饶有意味的部分。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2）

　　　　意大利及法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显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这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现象。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缝合方式，其中包括德国。但是，作为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却保留着特权以及强烈的独立意识，原因是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稳定的组织干部，所以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精英分子移居国外，吸收了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之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这些精英人物与引进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其本质上的民族——大众性。葛兰西指出，这种特性不可能为俄国人民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因为它本身就是俄国对其历史惰性的有力的反弹。中国的留学知识分子，相反容易为国民的惰性所吸收，仅此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古文明国家中，这类的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葛兰西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惟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