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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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出于全面干预和控制目的的一种发明。所谓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合法化的话语，也是强制性的话语。据此，他试图从政治到学术，从地理到文本，对帝国主义思想及行为进行根本性的清理。无庸置疑，《东方学》本身包含了许多西方观念，话语逻辑和言说方式也基本上属于西方系统的，但是，萨义德的锋芒所向，毕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会，所以随即引起争议。而这部著作，也正好由此大大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萨义德反抗霸权，反抗统治性，这在《知识分子论》中有着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独立、自由、批判精神为准则；强调说，唯有这种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书中第五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其中写道：“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但是，他接着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环境的诱惑，摒弃个人道德感，局限于专业角度考虑问题，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等等，这是值得谴责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腐化”心态；倘若这些习惯内化，必将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　　　　
　　　　富于戏剧性的是，奈保尔没有放弃他的道德立场，他质疑，他讽刺，他批判，却因此构成了同批判家萨义德的冲突。　　　　
　　　　同萨义德一样，奈保尔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萨义德大三岁，于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家庭，18岁时入读英国牛津大学，专攻英国文学，毕业后移居伦敦，服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从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达的“流放者”，英国的“外来者”。由东方而西方，然而，对于东西方的任何一种文化，他都无法完全融入。他为这种“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尴尬，但这种无家园感无归属感，无疑同时给了他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批判的便利。他开始写小说，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尔大街》，获毛姆文学奖；1961年出版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誉为后殖民文学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纽约时报》的书评称他是“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小说奇才”。如果仅只从事文学方面的写作，他将不会遭遇萨义德，可是不然，他确认长篇小说已经过时，是属于十九世纪的事物，于是进而从事非虚构类文体的写作。如果仅只写点我们惯见的游记之类倒也无伤大雅，他却把这种文体打磨成为一种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对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而萨义德，正是第三世界的义务守门人！　　　　
　　　　奈保尔在数年之内，几乎走遍了特立尼达、母国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详细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历史，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遽变的创伤，尤其是构成为民族的个体的命运，以道德家的勇气和讽刺家的锋利，说出了这里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几次返回故国，写出《幽黯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反叛的今天》等纪实三部曲，描叙了其间的贫困、愚昧、落后、欺骗、混乱、杀戮、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现象；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批判了作为印度种姓制度意识残余的排外观念，“自我中心感”，狭隘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印度特色”的东西。印度知识界群起而攻之，奈保尔不为所动，甚至表示说：“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里流通，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写了两部游记，即《在信仰者中间》（1981）和《信仰的尽头》（1998）。在书里，他谴责那里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宗教对抗西方文化，刺激和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萨义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始终认为文明是分层级的，其中有着原始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区别，从而高度评价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时，他坚持西方的价值观念，明确指出：虽然西方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荡，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野蛮落后的理由。在这些后殖民国家里，其实情形更为黑暗。他进而认为，这种黑暗的形成，完全源于这些国家内部：政府的极权统治，缺乏教育的大众，扼杀人性的传统文化，从及众多屈从或支持极权政府的文化人。当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辩护的声音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时，特别不满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认为他们从来都是把自己国家的失败诿罪于西方，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希望的。他抨击印尼的文化人，说他们在现代科技的发展方面虽然发挥了作用，却是苏哈托政权的帮凶；还谴责了一些西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无原则地极力美化第三世界。他甚至以极端的态度宣称：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　　　　
　　　　奈保尔的批判当然要引起萨义德的反批判。萨义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灾难》的评论中说奈保尔对穆斯林抱藐视态度，是一个与穆斯林世界为敌的人。就奈保尔的《超出信仰》一书，他评论说，那是完全根据“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写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闷的书”，“一场严重的智力事故”，“某种精神式自杀”，“一场一级智力灾难”。他总结道，奈保尔早已停止了思想，变得没头没脑，唯靠声誉过日子，写作只能是浪费才能，更可怕的是沦为“一个代人写作的捉刀人”。　　　　
　　　　所谓“南桔北枳”，奈保尔和萨义德同属东方的根系，而且几乎同时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样的阳光空气，并无地域的严格差异，为什么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会表现出如此的对立？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比较这两个批判家之间的异同实在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何为“左派”？何为“右派”？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无论个人或团体，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标签，一切应以当下的具体的态度为转移。批判精神不是唯一可靠的，只是问题的先导而已。　　　　
　　　　2002年4月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1）

　　　　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还有随笔、日记和书信，很少有人不为他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所震撼。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维护，对专制的掊击，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博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极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象，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业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段，是从圣塞浦里安学校到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恃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奥威尔晚年写的《如此欢乐童年》，对此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忆述。后一个阶段是到缅甸当警察。在缅甸，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殖民主义是正当的一类观念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　　　　
　　　　控制产生反控制。回国以后，奥威尔随即辞去警官职务，甘愿牺牲140镑薪水和迁升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习惯穿着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灰色衬衫和松松垮垮的旧法兰绒裤子的英国男子，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由于处在酒店等级中的最低层，不得不被迫剃掉他多年来爱护备至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刺眼的不服从的标志。作为自觉的社会弃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普遍的苦难和不公；他的底层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同时，由于生活的教训而益增了对特权的憎恶。　　　　
　　　　如果说奥威尔的这段生活相当于散板的过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日子便是急管繁弦；此时，他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迅速向前推进，而进入了一个成熟的主题乐段。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引发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率领的法西斯军队之间的战争。苏联介入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实也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奥威尔作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的一员，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班牙帮助共和军作战。他当掉家传的银器来装备自己，可见此行的热忱。可是，从一开始，他便遭到英国共产党书记的拒绝，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后来，马统工党的巴塞罗那民兵组织接受了他。他不同意马统工党的基本路线，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这场战争总共死了一百多万人，从事后看来，他们死得毫无意义。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那些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而所有这些，都是奥威尔在现场中所目睹的。权力支配一切，控制无处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尤其是肉体消灭政敌，那种残酷性是他从来未曾经验过的。传记描述说，有人见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　　　　
　　　　幻想破灭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个一向吊儿郎当的自由分子并没有因此陷入文人式的颓废，相反增进了他对政治和人性的理解，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敌意，坚定了他的政治性写作的方向。　　　　
　　　　同样地，《1984》的产生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认为，奥威尔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写这部书。在远未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正进入一个极权主义专政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真正的作家比政治学者更敏感，这个结论就做在阿伦特等人的前面；而且，在暴露极权主义方面，《1984》的内涵的深邃，超过了相关的理论性著作。事实上，迄今为止，在理论上作这类解析工作的学者便极少见。《奥威尔传》附录部分收入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一文，其中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他仿佛执意要同那些高嚷政治败坏艺术的以艺术守门人自居的作家作对似的，这样总结道：“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任何一个有自由感的作家，都不可能背弃政治；对于奥威尔个人来说，政治意义显得尤其重要。在他那里，政治不是一种理论，一种理念，一种附加物，而是生命本身，是自由的呼吸；一旦脱离政治，便意味着结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奥威尔：政治、艺术与自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