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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秘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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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墙壁上的布告是浙江省政府的通缉令，内中说道：“有捉拿匪首戴春风归案的，奖给大洋五千元。”因此，所有观众，对这张布告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看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离去。
惟有戴春风怀着鬼胎，不愿在此地多留一分一秒。他匆匆忙忙看了几眼，一颗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极力设法使自己站定、稳了稳神，然后拨开众人拔腿便走，好象走慢了一点儿，马上就会人头落地似的。因此，他边走边下意识地用右手摸摸自己的脑袋，看是否仍然长在自己的颈项上。这一摸，却触到斗笠，当然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斗笠分明是戴在自己头上的，既然斗笠还在，脑袋肯定没问题。这样他便放下心来。但他不由自主地赶快把斗笠向下拉拉，尽量压得低低的，好像生怕人认出他就是戴春风似的。
钻出人群，他默默地低着头，一边朝前走，一边想道：“这布告上悬赏缉拿的并不是别人，明明白白说的就是我戴春风呀！一旦缉拿归案，肯定是杀无赦！这，这，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此刻的戴春风，整个儿脑袋都装满了“？”和“！”他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今年才26岁，我不能死！我还要做一番事业！我不能死！”
但是，有什么办法不死呢？他继续往前走着，想着，想着，走着……
“嗨！”戴春风突然一拍脑门儿，“有了，他们捉拿的不是戴春风吗？我只要一改名字不就得了吗？但是……”紧接着，新问题又出来了：“改个什么名字呢？”因为他只有一个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肚子里没装几滴墨水，怎么想也想不出个什么适当的名字来。
想呀！想呀！把戴春风急得抓耳挠腮，直拍脑门，不觉在当街站定，突然“嗨！”了一声，“有了！”他这赫然一声吼叫，把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还朝他瞪着眼骂道：“这个神经病！”
其实，戴春风并没有什么神经病，只因为他用手拍脑门儿，无意中触到了自己头上戴的斗笠，茅塞顿开：“我头上戴着个斗笠，恰好我又姓戴，就把名字改作‘戴笠’不是很好吗！好！合当我戴春风命不该绝，今后我就叫作‘戴笠’了。”
从此，这个自封为“司令”、被“推选”为“县长”以及后来被通缉的人，就与戴春风永远诀别，而同“戴笠”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死。
但是，在他发迹之后，为了装点门面，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便常常得意地在一些人——特别是女人面前说：“我这名字是古人代我取的。”说着，便翻开书来念道：“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然后把书本一合，得意地笑道：“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其实天晓得，他的名字，不过与古书偶然巧合罢了。
身遭通缉，江山无处藏身，戴笠只好出走宁波，浪迹街头。
戴笠六岁时丧父，其母蓝氏，艰难地拉扯他长大，为他娶妻生子。戴笠一去不归，不免使她牵肠挂肚，又听人说儿子流落于宁波街头，更是思儿心切，便决计到宁波寻找。
蓝氏到了宁波后，想到儿子既然过流浪日子，必在祠堂庙宇处栖身，便在这些地方寻找戴的下落。这天，蓝氏到了宁波关帝庙前寻儿，没找到儿子，却看到有一摆卦摊的算命先生，便过去给儿子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要被算者八字，其母说：“丁酉年四月二十七日酉时。”瞎子“袖里吞金”地算了一卦说：“这位先生是丁酉年、乙巳月、丙辰日、丁酉时。山下火命，命里有三层火，二层金，二层木、三层土。五行缺水。”又说：“先生的火属于丁火，丁火又为星火，日头落山，星星眨眼之际，为丙火落丁火出之时，卦书上说：‘阴火时亥，富贵悠悠’，这位先生的命宿不错，只是巳中戊土又属伤官不吉，对父兄妻子多有克制，这位先生怕是父在母先亡吧？”
俗话说，瞎子算命两头堵。这个瞎子的话就是两头堵的话，父在母先亡可以有几层解释，可说成父亲在母之先亡，也可说父亲在母亲先亡。如果算命的人父母尚健在，瞎子则说被算命的父母将来的结果。总之是怎么说怎么有理。
蓝氏听丁瞎子之言，想到儿子六岁丧父，是应了瞎子父在母先亡的话，觉得瞎子算的挺准。
这日，蓝氏宿于关帝庙。是夜，天气骤变，风雪交加，衣衫褴褛、失魂落魄的戴笠也来到了关帝庙栖身，不想被母亲撞见，蓝氏见儿子一副落魄之态，十分伤心，母子抱头痛哭。第二天，蓝氏将戴笠带回家中。
第二章 人性的两面：浪荡与狡诈四、巧识第一杀手王亚樵（1）
回到家里，戴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不出门，好像真的改了以往的恶习，其实是怕出门被抓。
母亲怕戴笠再到处惹是生非，呆在家里不安全。与儿媳、儿子商量还是决定让戴笠暂时去杭州躲躲风声，或者另谋出路。
戴笠又一次到了杭州，他毕竟自幼生长在农村，初来杭州市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生活颇为艰难，他不甘心命运如此，但到了这一种地步也无可奈何，也只好打发着前途莫测的愁苦日子。
幸好，戴笠身上还有几个钱，可以节俭度日。他心里盘算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应该怎样花，今后的日子应该怎样过。他首先想到：在城市生活比不得在农村，在农村可以不修边幅，胡里胡涂过日子，但在城市多少应该讲究一点体面，否则无人看得起你。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套农民粗布衣，实在有点不像样，因此，他决定先买一套衣服。但自己钱有限，就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一套灰颜色的旧军装，改成一套便服，也就勉强可以凑合。又花不多的钱买了一双白力士鞋朝脚上一蹬，乡下佬立刻变新颜。这一身打扮看上去，既像一个大学生，又像一个穷公务员。
至于吃住，也十分简单，几个烧饼、几根油条就可以过一天。时值夏季，也无需被盖，庙宇内、阶檐下，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躺倒过夜。真是家当一身，居无定处，食不定点，戴笠生活就是如此简单。
戴笠每天无事可干，只有四处游逛，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借以消愁解闷。一双白力士鞋穿得变了颜色，花一个铜板买点儿白粉往上一涂，又像是新的。一套灰便服穿脏了，没有衣服可换。就找个僻静处去洗澡，洗衣服，一举两得，这就是戴笠一天的生活。
酷暑的夏天，使人热得心烦。他东游西逛，来到灵隐寺湖畔，便到湖里洗澡，这是一个好去处，每隔一两天，必来一趟。
已经一两天没有去洗澡了，天气热得使人发闷，这天戴笠照例又去洗澡，先把衣服洗了洗，而后又把衣服晒在岸边，用小石头压着，生怕惟一一件衣服被风刮走。
而后又回到湖中洗澡游泳，等待岸上的衣服晒干，时不时的向岸上斜上两眼。
“喂！同学们！”突然间，戴笠大声叫嚷道，“别拿压在衣服上的石头！……”
原来戴笠游泳洗澡时，忽然来了一群小学生游览，用石子向河里扔，打水漂玩，无意中把戴笠压在衣服上的小石头拣了起来扔到了河里。
戴笠早就注意了这帮孩子，看见石头被扔进了河里，又手足无措，想上岸，却又一丝不挂，若不把衣服压住，一阵风把衣服吹跑那岂不一辈子呆在湖里。于是大吵大叫起来。
这时，从孩子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觉察到了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大喊大叫的原因，又拾了小石头把衣服压住了。两人彼此对视一笑，彼此会意，似乎代替了千言万语。
这带队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
胡当时在某小学当教员。次日，戴笠找到学校里，当面向胡致谢。两人一见，彼此谈话投机，便交成了朋友，以后一直成为生死之交，无论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上，一概不分彼此。所以在戴笠死后，胡宗南送的挽联上写道：“患难与共，安乐与共。”其实，他们关系之密切，远不止这些。
戴笠在杭州，仅有的几个钱已经用完，实在混不下去了，听说上海地方大，门路多，为了求生，更为了出人头地，便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和试一试的心情，决定到上海闯荡一番。
1922年的隆冬季节，戴笠只身来到上海。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四处求职均遭拒绝，饥寒交迫，悲观失望，深感世态炎凉，十分烦恼。
在上海最初的几天，戴笠几乎没有一天能够填饱肚子，冬夜寒风萧萧，他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生活如此熬煎，实在痛苦不堪！
现实的压力，把他逼得无路可走。这时，他猛然想到，“我还有一个表兄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事，为了暂时解决生计，何不投奔他去！”
张冠夫仅是一个小职员，每月收入有限，小两口住在阁楼里，勉强对付着过日子，生活十分拮据。
戴笠见了表哥，说明来意，希望在他那里留住一段时间。张的房子本来就不宽绰，两口子住就已够勉强，再添一个人就更加拥挤不堪。不但没有铺盖，而且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
张冠夫感到十分为难，但念及是至亲也无法拒绝。两口子经过一阵合计，张冠夫说：“表弟，你都看见了，咱这房子实在不宽绰，只可容下一张床。你如果不嫌蹩脚就住在这里吧！不过另外没有床，而且也没有放床的地方，晚上就打个地铺将就着吧！至于吃饭，也没有啥好的，你表嫂做啥咱就吃啥。咱们的条件只有这样，想表弟是能够谅解的吧！”
旧中国的上海，摇曳着一片纸醉金迷的景象。这个被人誉为“东方大都会”的城市里，政客、黑帮、流氓、妓女、三教九流比比皆是，但同时也因为它的繁华，成了各路军阀你争我抢的一块肥肉。
东方不夜城，冒险家的乐园！
20年代初期，与上海紧邻的江浙两省分别由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这两个不可一世的军阀对上海这块近在咫尺的风水宝地更是垂涎欲滴，千方百计想要攫为己有。齐燮元将自己的亲信徐国梁安插于上海，担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卢永祥派遣自己的妹夫何丰林担任淞沪护军署护军使一职。这样，两军对垒，谁也不让谁，他们在此演出了一幕幕厮杀“闹剧”。
这天，卢永祥正坐在他的公馆为报复徐国梁的事情而犯难，前几天，也就是1923年5月10日，徐国梁派人暗杀何丰林，致使何丰林至今尚在医院治疗。“妈的，姓徐的小子这么猖狂，我们得干掉他！”卢永祥对徐国梁在淞沪的势力一直视作劲敌，早有除去这个心腹大患的意思，今日看到妹夫的伤势，更恼羞成怒，顿时下了杀徐的决心。
可是，几天过去了，却仍然没有见到他有所行动，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书房里拼命地吸烟凝思，烟雾中依稀显现出那张被权势与金钱扭曲着的胖脸，和那双因酒色过度而略显迷惘的眼睛……
“要干掉徐国梁决非一件易事，作为警察厅长，戒备肯定十分森严，又有谁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下手去行刺他呢？”卢永祥拧灭了烟蒂，喃喃自语道。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小个子青年慢慢走了进来，阳光被烟雾变成了千丝万缕，照在了卢永祥的脸上。
“小川？”卢永祥眯着眼轻声问了一句。
“是我，爸爸！”卢小川掩上门，坐在了沙发上，一捋长发，道：“爸爸，您又在为刺杀徐国梁的事发愁？”
“嗯。”
“要杀徐国梁不难，只需说动一个人。”卢小川向父亲献计道。
“谁？”
“王亚樵。”
卢永祥无神的双眼里忽然露出了光亮，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王亚樵的大名他早就有所耳闻，此人出身贫贱、地位低下，然而在上海却打出了威名。王亚樵和他的“斧头帮”更是在上海滩有着一股巨大的势力，如果联络上这个人，在这上海滩多一个帮手，的确不失为一着妙棋。卢永祥点燃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又问儿子道：“这主意不错……不过，如何才能说动他呢？”
“这事我去办！”卢小川自信地站起身向屋外走去。
王亚樵，字九光，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父亲王荫堂行医兼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盼人死，一生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生活。王亚樵兄妹四人，亚樵为长，小弟述樵随名律师沈钧儒学习法律。王亚樵早年攻经史，习书法。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委任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孙聘骖发生矛盾，被孙作为土匪受到通缉，亡命南京，参加了江亢虎的社会党，并任安徽支部负责人。1913年，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安徽督办倪嗣冲宣布为“乱党”，受到镇压，王亚樵再次逃亡上海，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1915年，王亚樵在上海用五十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李鸿章的遗产），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而形成安徽帮，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形形色色的“学生”和“门徒”成群结队而来。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凡有打架斗殴之事，这帮人往往一拥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大亨对之也惧怕几分。于是，“斧头党”威名大震，王亚樵也成为上海滩上的闻人，手下门徒激增至数千人，他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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