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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画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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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40。解散左联前后（6）
一天，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评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又说，“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支持这一口号，自然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又批评鲁迅偏袒了“胡风他们”，“巴金和黄源之流”，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击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鲁迅十分清楚，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仍是那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分明白天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鲁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现在，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冯雪峰见状，怕鲁迅的身体应付不了，便主动提出代他草拟复信稿。鲁迅看了拟稿之后，表示要重新写过，后来又补充说，前面部分可用，后面部分还是得由自己写。过了几天，冯雪峰再到鲁迅家里时，稿子已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划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冯雪峰代拟的前面部分，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紧张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有些地方与鲁迅的原意不大切合：还有，对茅盾和郭沫若的适当让步与妥协，鲁迅都没有作什么改动。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
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增写的部分，主要是霸权解构与人格批判，充满搏战的激情。鲁迅深知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的可怕，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诸如“统一战线”这样那样的大题目之下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甚至威胁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所以，他在指出无凭无据，即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这种恶劣倾向之后，特别强调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公开信远远超出了个人问题，也超出了文艺问题。它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统一战线的个人宣言，是对于被诬枉的有为青年的辩护词，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挑战书。它一经发表，便被称为“万言长文”，立刻在上海、北平、东京文化界引起强大的反响。
这时，郭沫若充当公开的反对派，发表《苗的检阅》，把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称作调遣大家作“现代的模拟战”，“把自己人认成为假想敌”，是有意挑起“文艺家的内战”，违反了“对内的纪律”，从而要求撤回新口号。接着，又发表《戏论鲁迅茅盾联》：“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茅盾不敢正视，采取回避政策。但是，鲁迅的长文还是有力量的，连东京左联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铁板一块也出现了分化，周扬在文艺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但不久，也就辗转到延安去了。
第十章41。仆倒（1）
“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对鲁迅来说，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战胜的敌人。但是，现在，有一个敌人是他无法对付的，那就是死亡。
1936年3月，鲁迅中寒骤患气喘，此后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但他照常工作，并不特别注重休息，除了翻译《死魂灵》第二部以外，还为殷夫诗集作序，写下《写于深夜里》、《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等好几篇很带份量的文章。尤其是《写于深夜里》，全文充满激情的呼喊，透着彻骨的讽刺的力量，史沫特莱称之为“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
到了5月，整个精神显现出极度衰惫的状态，后来连日记也写不下去了。从许广平到许多关心他的友人，包括宋庆龄，都劝他休息和治疗，到底被拒绝了。冯雪峰转托茅盾通知史沫特莱，请她的治肺病的专家朋友立即前来诊治。医生听诊之后，告诉史沫特莱，病情已经严重到过不了年。又说，鲁迅是他平生所见的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像这样两肺都有病，而且病得这么厉害的，如果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于是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亲自诊治。医生走后，作为临时翻译的茅盾把医生的诊断，以及住院的建议告诉了鲁迅，可是他不相信。他说大家骗他，又说就算做医生的说得严重一点也不是什么可骇怪的事。接着，他简直用了责问的口气说：
“当别人正在斗争，吃苦，死，而你们却要我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上一年，对么？”
所有的言辞恳切的劝说都全无效力，易地疗养的计划也没有实行。一直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警告他不要多动，只要静静躺着。他的答复是：“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接着，他告诉须藤：“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的一个月可以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所谓拖延，是为了工作；不工作而一味拖延，在他是办不到的。他几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是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对抗死亡。
他以工作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恶他的仇敌。
赶快做，是他的一个原则。
第十章42。仆倒（2）
只要病情稍愈，他立即恢复写作。7月，他开始写了一篇《〈呐喊〉捷克译本序言》，8月继续写作，9月的成绩超过8月，10月又写了好几篇。文章依然笔意纵横，强劲如昔。
此间，他一面写着怀旧的文字，如《我的第一个师父》，还有两篇关于章太炎的回忆文章；另一面的主题是复仇，有《半夏小集》、《女吊》；甚至连遗嘱《死》，也是不妥协的态度。
《半夏小集》有一段说：
……无毒不丈夫，形之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女吊》是以这样的话作结的：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死》写着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使人家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它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还在重病中时，为了纪念共产党朋友瞿秋白而编辑的《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不忘托人催促排字局赶快排印，信里还写着这样的话：“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待着读者的死亡的吗？”不久在他身体渐渐恢复过来的时候，却突然在他的壕堑里仆倒了——
时间是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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