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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画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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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却是文明有礼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鲁迅深爱他的二弟，乃至及于弟媳。当周作人滞留绍兴期间，鲁迅给他写信时，还常常夹带给信子的信。正是鲁迅，负担了羽太一家的经济援助工作；直到决裂之后，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彻底的决裂，对于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来说，不能不陷于痛楚难言的境地。
第二章7。彷徨时期（2）
战争结束后，鲁迅立即迁离八道湾，同朱安一起住进砖塔胡同。为了安顿母亲，随后又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宅，于次年5月迁入。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些杂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长期的编校工作之外，开始了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加上后来的《野草》，集中显露了这一阶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内容。
《彷徨》在某个方面重现了《呐喊5》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个比照。两个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的年轻母亲，她们一样的惨苦无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却多出了一份被命运追逮的紧张与恐怖。在小说展开的人物关系中，《祝福》全景式地展开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狰狞面目。关于妇女的世代的奴隶身份，《离婚》可以说是又一个补充。《呐喊》中的“看客”形象，为《示众》的摇镜头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传》结尾“大团圆”的公众场面，一片汪洋，无始无终，是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象征。《长明灯》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的错乱中的清醒，但是，同时作为受迫害者，疯子与狂人对于黑暗的反应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狂人是发现的，疯子是判断的；狂人是间断的觉悟，疯子是持续的行动；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忏悔的，祈祷般的，疯子高喊着“我放火”，则是明确的宣言，完全立足于个体的反抗。
如果说《呐喊》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乡土，那么《彷徨》的重心，已经明显向匆匆来去几成陈迹的新文化运动——传统中国的最新变动——及其产物倾斜。辛亥革命的创伤依然，而今又增加了新的伤口；新旧两个疼痛点在《彷徨》中，通过一群知识分子的大致相同的遭际而被牵系到一起来了。
这是一群新型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孔乙己和陈士成，然而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最终走向失败，孤独和死亡。《在酒楼上》的吕纬甫，青年时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改革，做起家庭教师之后，教“子曰诗云”，《诗经》、《孟子》、《女儿经》，而非ABCD；变得敷敷衍衍，随随便便，模模糊糊。他生活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做一些自认为“无聊”的事情，而不为明天筹划，甚至不知道明天。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用吕纬甫的话说，恰如受了惊吓的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孤独者》的魏连殳，先是沦落而为求乞者，弄到连买邮票寄信的钱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结果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从此，在他的周围，已经不再有忧郁慷慨的青年，而只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显然，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连殳始终无改于做一个孤独者。《伤逝》是一出自由恋爱的悲剧，理想破灭的悲剧。子君因为爱情，大无畏地背叛家庭，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自己的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然而，人生的道路是如此艰难。与涓生同居之后，子君便埋首于家务中，以至全然忘却了翅子的扇动；在贫穷与饥饿的围困之下，日渐变得颓唐，苦闷和绝望了。经过长期的挣扎之后，她终于回到她的父亲那里去了，但接着就是死亡。在这里，爱与生活不能并存。生活是真实的，严酷的，简直无从抗拒。经济权，也即生存权，居然成了知识者面临的突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是五四一代的基本命题，也是《彷徨》的主题。鲁迅在以此为题的一次讲演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悲剧是统一的娜拉式的悖论：从出走到回来。其中的荒谬感，加深了悲剧的限度和批判的力度；这种批判，既是针对“老社会”的，同时也是针对知识者自身的。这里有一种互为因果的纠结，但是，不同于《肥皂》和《高老夫子》的讽刺，对这些知识者的批判，作者却是满怀了一种未了的温情。
《野草》用诗的语言，去写一种哲学：绝望的反抗。在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中，充满着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血与铁，火焰与毒，爱与复仇。作者就处在这两者中间，感受着矛盾的张力，此谓“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整个作品就像一首变奏曲，在无限的回旋与变化中，处处响应着一种奔突的激情，哪怕在音调最低沉甚至休止的时候。正如他所说：“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同时，许多梦也都做在眼前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用“我梦见”开头的。梦是记忆，也是想往；就在这梦中，他完成着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沉思。《影的告别》写彷徨：“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求乞者》写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墓碣文》以嘲谑的笔调写痛苦：“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希望》写道：“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抵抗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颓败线的颤动》写决绝：“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复仇》二章一写对立于旷野之上的将要拥抱和杀戮的两人，因“路人”的围观而停止一切动作，惟“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一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悲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这“赏鉴”与“玩味”，已然超乎复仇之上。惟有敢于担当这大痛苦大侮蔑大孤独的人，才可以称为战士。《过客》是集中的名篇。这过客，自称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只有一个人，而且只是向前走。他不能退转，因为退转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地主，驱逐和牢笼；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叫唤，使他息不下。血不够时就一路上喝水，但不愿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小片裹伤的布，——他会把这看作布施一样可怕，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既祝愿她以及她以外的一切的灭亡，连同自己，又不愿有这境遇的存在。他只是走，只得走，哪怕黄昏，哪怕去路只是坟。这是生存的哲学，也是死亡的哲学。一切都在逝去，生命无法反复；无论如何，这是比西方神话中推石头上山的英雄西西弗斯更悲壮的。
一部《野草》，除了个别篇章，带了童年记忆的柔润，想像的幽灵般的闪烁飘忽，和后来个人论战趋于激烈时那穿刺一切的锋锐之外，整体是沉重的。那是一种弥漫的，持久的，因极度的自我麻痹而永难消除的钝痛，用鲁迅在此时翻译出版的厨川白村的文论著作的题目来形容，可谓是“苦闷的象征”。
第三章8。旋涡中（1）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从此，他们开始频繁的通信。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除了在《野草》中作过诗性的笼统的描画之外，极少明细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面前，却招供般一条一条地写了出来。他告诉她，他如何地看待中国的“染缸”社会，如何地“专与苦痛捣乱”，如何地“硬唱凯歌”；教她不要“性急”，不要做盲目的牺牲，要“韧”等等。许广平认为先生对反抗哲学的概括是准确的，即：“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她表示说，要效法这种精神，她要做先生的“马前卒”。
4月12日，许广平约同同乡同学林卓凤一起，第一次到西三条“探险”。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地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互相间的调侃，充满喜剧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校内的冲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鲁迅的介入是迟早的事，何况这中间有一个许广平。就在许广平等被开除的次日，鲁迅在他的《忽然想到》的文章中加写了一篇，明确表示说：“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还强调指出：只要青年如此坚持下去，则“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代表学生自治会与鲁迅联系的是林卓凤，她递过公函，鲁迅阅后当即答复：准于参加自治会召集的师生联席会议。
鲁迅知道，这场斗争是艰难的。在学生一方，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之说话，写文章，都是不中用的；而权力者无论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作为弱势者的一分子，他是不满这种现状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即表示说：“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当他决心介入女师大斗争，过往的人生经验，尤其是官吏生涯告诉他，对付眼前的压迫者，仅仅依靠勇气是不够的，仍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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