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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画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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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这里指的是史学家顾颉刚。在鲁迅看来，顾颉刚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革命的，而且为人虚伪，圆滑，善于经营。鲁迅最感厌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的；此外还安排了多人，而且都有眷属，大有从此江山永固之概。他表示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然而，既然来到了这个荒岛，只好放火烧荒，开拓，播种，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新文化运动兴起已久，而这里的学生还是读《礼记》《大学》之类，做的也是“之乎者也”的文章。在群贤楼大礼堂开会或观剧，男女学生各坐一边，界限清清楚楚，有一个男生给班上的女生写信，要是在北大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在这里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一个恶浊的环境，凭一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除了讲授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课余仍悉心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两个文学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随之相继产生，成为荒岛上最早散发出新文化气息的异样的花草。学生请求鲁迅审阅和修改稿件，他并不推辞。此外，他还应邀做了多次讲演，散播自由平等和反抗的思想。比如《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光看题目，就知道它的危险的鼓动性质，他希望在眼前的青年人中，有更多的叛逆者出现，为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毕竟太缺乏刺激。除了许广平来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炮声能够不时地为他带来欣喜之外，整个的心情，都像这孤岛一样笼罩着一种近于恒在的荒凉。仅来一个月，他便写信告诉许寿裳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几乎在同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一个人要生活必须要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他是热爱生活的。为此，他决定放弃原先计划，把两年单干的时间缩短为一年。
既然是短暂的勾留，势必没有大计划，比较而言，厦门的日子，也就几乎成了锐进的一生中的又一处明显的停顿。此刻对他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进取，实际上也无由进取，而是总结。而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
思想总结的完整体现，是杂文集《坟》的出版。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胶结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
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地解剖着自己，说在思想上，是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的，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心里也常有；他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因摆脱不开而时常感到沉重。他说是常常诅咒这思想，并且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强调说，“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是把自己，连同其他的启蒙思想者也看做这“中间物”的。“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所以，他把生活和斗争看作是通往坟的道路；这道路是探索的，实践的，总之是无须指引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力反对保守，倒退，反对复古，把这一切等同于试行自杀。“中间物”意识是一种生命意识，一种平民意识，一种革命意识。由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一意识，故而使他卓然独立于所有的文化人和大队的革命者之中，既峻切，激烈，又满怀依恋的深情。
第四章11。孤岛（2）
这时，高长虹和他的“狂飚社”同仁向鲁迅发起了攻击。起因大约因为向培良有一个剧本投给《莽原》，主持人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却因版面的关系而拖延了两期，后来接获消息，说是剧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将出版的书中，便将原稿退还。为此，向培良愤愤不平，认为压制稿件是别有用心的，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接信后，接连发表文章，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又说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社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进逼，又著文说鲁迅想获得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连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骂诅咒，指鲁迅为“世故老人”、“绊脚石”、“前一个时期的人物”。鲁迅一面忍隐，一面调查，但当忍无可忍时终于出手反击了。对于狂飚社特赐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纸糊的假冠”，他联系了此前陈源类似的嘲笑，指出，这是“暗中所加，别有作用”；至于自己对“假冠”的态度，则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长虹一类青年中的“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高长虹还在文章中暗示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诗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高长虹明显以“太阳”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了。对此，鲁迅特别愤怒，便写了小说《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击。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他坦言道：
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力气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奔月》发表后，这场近于“内讧”的斗争便告结束。斗争使他深化了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问题的思想，此即所谓“新的世故”；所以，斗争的结果非但不曾使他感觉沉重和痛楚，反而更加激越了。
在与高长虹的交战中，只要涉及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爱！”可是当他要对两人的关系作出最后的决定时，便又犹豫起来。他的顾虑有好几重，从朱安的处置到自己的固有的地位的保持，都是他所不能不虑及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人生的毫无把握，耽心因此而连累了许广平，让别人替自己再做牺牲。在通讯中，光是一个“牺牲论”的问题，两人就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把决定权让给了许广平，希望朋友给他“一条光”。许广平回答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这“遗产”显然是指朱安。关于“遗产”的处理，她又说：“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里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所谓的“牺牲”，许广平明确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说：“天下断没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换言之，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这样一来，鲁迅心上的疑云便全然消散了。对于许广平的决心和智慧，他深为感佩，不禁说：“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此间，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发出的聘书，鉴于厦大环境的恶劣，尤其是与许广平的关系的深入发展，如他所说，有了“害马”做“保镖”，所以通知了校方，提前考试，并辞去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南下。
鲁迅的离校，使厦大变得十分紧张，风潮随之而起；同时，演讲送别饯行，又多少显得有点热闹。行前的鲁迅却是从容得很。当他应了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时，还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单独地照了一张，说是要将照片印到即将出版的《坟》里去。下午，他立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道：“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此刻，他的心里，已为“跟踪”的神秘的快感所充盈……
第四章12。革命策源地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立刻陷入工作和人事的漩涡之中。
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人，在一个日趋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自然成了左派和右派势力共同争取的对象。政治是一道铁幕，如果不是从事实际操作的人，往往幽冥难辨。虽然此前许广平的观察结果会给他的政治态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总体上，鲁迅对广州的变化并不乐观。这是一个“红中夹白”的革命策源地。他是抱持着一个既定的价值原则来看待眼前这一切的，无论名目是什么；因此，比较时下流行的观点，就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2月18日，鲁迅应邀到香港青年会讲演，许广平随行担任翻译。他的讲题是《无声的中国》；次日，又代替孙伏园讲了一回，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讲演，都是针对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而发的；他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于中国是极其有害的，现在应当是舍掉而求自由生存的时候了。
他说，我们中国已经哑了，死了。青年们首先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这个声音，就是“现代的声音”。他阐释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要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此是不能强调中国特色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这样实际上是退回到老路上去，唱“老调子”。“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他特别指出，“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怎么办呢？只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了古人，抛弃了老调子，也就是说，彻底背叛了侍奉主子的旧文化，甚至不惜使用“激烈”的方式，“危险”的方式。言下之意，当然包括革命在内了。
这两个讲演，在香港，自然被视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
开学之后，鲁迅就加倍忙碌起来了。他讲授的课目是：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还有不得已被套上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头衔所带来的行政事务，弄得他简直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只好感叹说：“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啊！”
即便如此，他仍然关心着校园之外的整个社会的改造工作，设想着怎样在一个没有文学社团，没有文艺出版物，也没有像样的文艺书店的文化沙漠中开辟绿洲。最先，他打算同创造社的出版部联合起来做一点事情，挑拨一下空气，因为创造社的元老们都雄赳赳地革命去了，结果合作不成。他以有限的资本，独力开设了一家“北新书屋”。五个月以后，不但没有赢利，还亏损了近百元，只好关闭。
革命与文艺一直占据着他的思考的中心。他写下《黄花节的杂感》等几篇文章，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数次讲演，以革命和文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
以革命的眼光看文学，于是有了“文学无用”论。一者，权力可以打杀文学。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二者，革命也可以成为一种霸权，迫使文学起宣传的作用而取消了审美的功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因此，如果要说革命对文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对人的影响，使之成为“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谈到文学时，他多次强调写作的真诚，这种自然流露的文学是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但于革命，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力。在这里，他是一个艺术本体论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惟美倾向。
倘以文学的眼光看革命，他认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但是，这也是革命前的文学现象，及至大革命的时代就没有文学了。因为文学创作是需要余裕的。革命成功以后，有两种文学，一是歌颂革命的，是新制度的讴歌，再就是旧制度的挽歌。而现在是既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由此他就证明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
什么叫革命呢？在鲁迅看来，革命可以有“小革命”和“大革命”之分。所谓“小革命”是指一般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而“大革命”则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弱小者对于压迫者势不可遏的反抗。其次，革命并不排除暴力，但是仅仅逞使武力不足以言革命，仍须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是更长久更艰难的工作。三、革命是自觉的社会行为，“奉旨革命”是不能算作革命的。四、革命是以革命者对革命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革命愈到后来，往往愈不革命；因为当队伍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精神便将转为浮滑，稀薄，或者竟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了。鲁迅以佛教中的小乘大乘为例，他是以坚苦的小乘教为真正的佛教的。革命也一样，坚苦的进击者是很少的，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即使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和革命毫不相干。五、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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