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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画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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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的最后一天下雨，而听众不但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了。“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此等“大获利生意”，无论对公敌私敌，都使他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意。
9月底，鲁迅偕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
抱着梦幻而来，为梦境放逐而去，这种境遇是痛苦的。但与十年前经历民主革命相比，却并不如往日的颓唐，这是因为有许广平与他同在。“与子偕行”，而此际已不再止于师徒之谊了。
自从许寿裳提前离职，租下的白云楼二楼就剩下了两个人。他们就这样自然地结合到一起来了，从肉体到灵魂。从许广平写的独幕剧《魔祟》，可以看出，同居的地点正是白云楼，时间是有着一眉新月的初夏的良宵；而字里行间，也都盈溢着一种幸福的神秘感。
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窗下，鲁迅编完《唐宋传奇集》，又写了序例，最后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大夜，璧月，饕蚊，既属写实，又是隐喻，在描述自身的恶境的同时，也流露了内心的欣悦。
第六章16。革命文学家的围攻（1）
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于是成了危地，还有一个不再同返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她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人数日夥，互相勾结。然而别无选择，何况现代派人物早已南下，文化界的空气到处是一般恶浊了。
鲁迅让三弟周建人在宝山路附近的景云里租了一间三层的房子，两个很快居住下来。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一些熟人和朋友，如孙伏园兄弟，李小峰，林语堂；还有到访的郁达夫夫妇；结识了著名的内山书店的老板，这个日本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交。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又回复到从前孤独的境地中去了。他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许广平服从了。当她没有深刻意识到翻译工作的意义，并且全力以赴时，内心是委屈的。她在工作问题上放弃了选择的权利。她成了子君。然而，这又不是她所愿意的。几十年过后，虽然她也曾公开著文，以未谙习日文而抱愧于鲁迅的好意，但也分明表示了深埋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在鲁迅一面，由于在北京时代为经济所累，所以特别看重饭碗问题。但是在他这里，有一个长期缠扰的矛盾，就是：教书呢，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这样，他觉得也不妨一试。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无论如何是占便宜的事，何况这钱说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钱。
鲁迅写信给江绍原说：“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现在，吃饭问题总算有了一点保证，可以喘口气了。
初来上海，其实也同初到广州一样，人忙得很。除了应酬陪客，就是讲演。但是，对于教师出身的鲁迅来说，讲演是他所愿意的；他可以藉此直接表述个人的思想，特别是面对青年大学生，那是引火的好材料。因此，讲演的场次也安排得很紧凑，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当集中而猛烈。
讲演的中心，仍旧是：社会现实，政治，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鲁迅对目前的语境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讲述是非常的自由畅快，既有矩度又不断突破，命意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题是《关于知识阶级》，所论有：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出路何在？他强调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对立的，因为权力者要统一思想，而知识者恰恰相反，不但有知识，尤其突出的是有“自由思想”，于是势不可免的是同生存空间发生冲突。在这里，他创造了两个相关的概念，叫“真知识阶级”和“假知识阶级”。“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这是一个分水岭。他指出，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而且不顾利害地发表出来，随时准备着为社会而牺牲；相反，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是必须记住的，就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比较长。也就是说，假知识阶级总是占多数。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危险和孤立，勇于与“老社会” 奋斗的。关于知识阶级的话题，不能不引起他对政府的智囊人物，即旧称的御用文人，如现代派一流的憎恶。讲演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都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第六章17。革命文学家的围攻（2）
几次讲演都谈到文学问题，在光华大学的一次，讲题为《文学与社会》，将一贯的文学思想表达得较为分明。鲁迅按思想斗争史的实际分野，把文学粗分为“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两类，他是明确反对造象牙之塔的。此外，他还批判了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以及高挂革命的招牌，使文学仅仅限于诅咒和发泄的现象。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呢？他强调社会力量的强大，指出文学家所面临的特别严酷的处境，说：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不容易，尤其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了指挥刀的驱使而已。他对所谓的“革命文学”一直保持警觉，到了“清党”以后的今天，革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倘文学还要搭“革命”的大架子，那是可憎厌的。他说在广州，党部出了一道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到了后来都说是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他接着说，这完全是假话，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要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他把文学的诚实的品质提到很高的位置，甚至认为，没有建设，宁可灭亡。他指出，文学的死亡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文学的生命就是真诚，好的思想写好的，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不要虚伪，不要粉饰，不要如同一块很小的糖，而用很大的包皮纸包一般。他坦言，对于一些“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他是怀疑的。因为，文学失去真诚就将失去全部意义。
在暨南大学做的演说，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影响特别深远。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同一”是暂时的，冲突则是根本的，永远的。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艺家偏偏敏感；又不安分；而且总要开口，这就难免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被挤了出去。外国许多文艺家在本国站不住脚就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头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在中国，个人主义者为多，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的人道主义者就很少。在政治家眼里，人道主义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冲突常常在他们之间发生。鲁迅指出，文艺家的命运注定要碰钉子，要站不住脚。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也赞同过，但是到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便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了。他直率而幽默地说道：“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认为，革命是不能和文学连在一起的，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做文学的人总得闲空一点，正在革命中，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其实是颂扬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每一次冲突，胜利都属于政治家，这是有史为证的。但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因此便完。鲁迅讽刺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他以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系列讲演中，鲁迅所取的立场，明确地是反对党国的立场，民间的立场，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方法论方面，则显得十分灵活，不断变换视角，既有社会学的，也有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既有阶级分析，也有文化综合，充满智慧和创见。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内涵丰富，尤其具有独创的意义。
第六章18。革命文学家的围攻（3）
国民党的“清党”事件，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捩点。四一二以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自居，继续北伐，联合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迅速占领京津。1930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正式开始了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站起身来，发动过多次暴动，都先后以失败告终。革命进入了低潮。就在这时，上海文学界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高扬“革命文学”的旗帜，开始围攻鲁迅。
由创造社的元老成仿吾挂帅，纠集了刚刚从东京留学回国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诸人，筹办了一个新刊物《文化批判》。而蒋光慈、钱杏等则同时成立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在有关“革命文学”的发明权和领导权方面，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倡导同一性质的“革命文学”以及攻击鲁迅等“老作家”方面，步调是一致的。
《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长文《艺术与社会生活》。文章列举了白话文运动以来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一的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对于鲁迅，则说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该刊和二期接着是李初梨的长文《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照例标榜创造社和郭沫若，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并列，把他们的作品一概称之为“趣味文学”。成仿吾和郭沫若都发表了文章。郭沫若一反从前的“天才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号召文艺青年“当一个留声机器”，否则，“那就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他裁定徐志摩一类为“有意识的反革命派”，语丝派为“不革命的文学家”，批评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宣告自己已经“转换”了方向，“克服了小有产者的意识”，“向新思想新文艺新的实践方面出发去了。”钱杏对鲁迅的攻击最厉害，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太阳月刊》编者鼓吹为“实足澄清一般的混乱的鲁迅论”的论文，文章断定说，“鲁迅终竟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说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创作是只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又说，鲁迅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脑中赶掉，是没有出路的。最后宣告道：阿Q时代早已死去，我们不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当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
铺天盖地的攻击，火力比现代派的正人君子们凶猛得多，他们是共产青年，是他自己先前曾经打算联合的对象——这是为鲁迅所预想不到的。
他沉着应战，2月23日，写下头一篇答文：《醉眼中的朦胧》。文中指出，真正“朦胧”的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扯不断同官僚军阀的瓜葛，然而以他们的敏感和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和官僚军阀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总之得有点朦胧。鲁迅说，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文学家”呢？
革命文学家立即组织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战线》、《戈壁》，以及《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创刊，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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